美股评论：欧债风险进入最危险阶段

　　沈建光

　　今年早些时候，欧债危机曾出现过向好的局面，包括欧盟25国达成财政契约，欧洲央行更加积极地稳定金融市场，希腊、意大利等新政府支持实施财政紧缩计划等等。但近期，伴随着欧元区多国政治局势动荡，政客与选民的冲突不断加大，紧缩政策导致经济疲软，市场情绪再次转为悲观。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甚至公开唱空欧元，提出欧洲未来涉及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欧元区很可能像苏联一样解体。

　　笔者早前曾在《欧元是否会重蹈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的覆辙？》文章中曾提到，欧债危机爆发实质上触及了三个根本矛盾，包括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的矛盾，核心国之间的矛盾，选民与政党之间的矛盾。欧债危机演化至今，上述矛盾不断交错、升级，危机演化至第三阶段，也是最难以控制和解决的阶段。

　　欧元区多国陷入政治动荡

　　当前欧元区政局异常动荡。法国方面，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在上周末的法国首轮总统大选中险胜萨科齐。由于其公开抨击了现行推进的财政紧缩政策，主张就欧盟“财政契约”重新谈判，其当选必将不利于欧债危机解决，加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荷兰方面，由于荷兰首相吕特执政联盟未能就削减财政赤字方案达成一致，其已经于23日请辞，荷兰内阁一夜间的瓦解。由于荷兰一直是德国的坚定盟友，也是迄今仍保有“3A”评级的少数几个欧元区成员国之一，这一政治动荡对于早前达成的财政共识来讲也是个重大打击。而自2009年以来，已有10个欧元区国家政府被迫下台，多数与政府幅度削减开支有关。希腊方面，尽管经历了上一轮的政治动荡而成立联合政府，但由于5月4日希腊将再次面临选举，而两个支持减赤和救助计划的政党的支持率现在均处于史上低点，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另外，爱尔兰将在5月31日就欧洲财政契约举行全民公投，主要债务国家的政治风险也在加大。

　　欧债风险进入了第三阶段

　　笔者早前曾在《欧元是否会重蹈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的覆辙？》文章中曾提到，欧债危机爆发实质上触及了多个矛盾，包括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的矛盾，核心国之间的矛盾，选民与政党之间的矛盾等等。欧债危机演化至今，由于上述矛盾不断交错、升级，危机演化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达成了财政契约，是个重大进步。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情况为87%左右，远好于美国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同时，欧元区没有贸易顺差，靠内部无需通过海外救助便可以化解危机。但是，欧债危机却越演越烈，关键之处在于欧元区是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这一内生缺陷。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要求了各国财政必须协调一致，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国债负担率控制在60%以内，并且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察。然而，即便存在此规定，却依旧“鱼龙混杂，核心国债务情况相对稳健，而重债国如希腊就与德法存在差距，仅凭借数据造假进了欧元区，而其财政问题一旦爆发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核心国与非核心国矛盾爆发引发危机。值得肯定的是，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与反复之后，今年3月初，欧盟25个成员国(除英国与捷克)在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向财政一体化的路径迈进。

　　第二阶段，欧洲央行加大干预力度，平息金融市场动荡。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法两个核心国在寻求平息金融市场恐慌的方式上始终存在争议。早前德国反对欧洲央行过多干预，担心欧洲央行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同时由于德国通胀率低于欧洲整体水平，德国厌恶欧央行宽松可能导致通胀的情绪异常激烈。一直以来，EFSF杠杆化、推出多种基金、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寻求帮助等方式被广泛讨论，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正如笔者早前在《欧债危机解决方案不必缘木求鱼》文章中提到的，其实寻求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不必“缘木求鱼”。以史为鉴，欧洲要避免重蹈1992年金融危机的覆辙，德国应该放弃目前的强硬态度，让欧洲央行发挥更大作用，才能稳定市场信心。值得肯定的是，去年12月与今年2月，欧洲央行分别两次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极大的缓解了银行业流动性短缺，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

　　第三阶段，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博弈不断升级。正如笔者去年在《欧元区短期内不会解体》文章中提出的，欧元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政治，因为民主投票的政治体制使得化解这一矛盾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决策者手中。尽管核心国首脑已就欧债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的妥协与努力，但欧元区是否能共度难关，终究面临来自各国选民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如果持续要求债务国缩减赤字，将加大政治风险与经济衰退的可能。这样看来，紧缩政策的达成远没有执行起来更为困难与复杂。

　　谋求经济增长与重塑财政纪律之间的平衡

　　尽管欧元区债务国家启动了严厉的财政紧缩，但要达到欧盟要求的水平，仍然较为困难。欧盟统计局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11年的赤字率从上一年的6.2%下降至4.1%。重债国家希腊、西班牙的赤字率分别为9 .1%和8.5%，意大利为3.9%，爱尔兰为欧盟范围内赤字率水平最高的国家，达13.1%。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突破6%，更加剧了欧债卷土重来的担忧。

　　另一方面，欧元区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从最近公布的数据与决策机构的预测便可见悲观情绪。例如，希腊央行预计希腊2012年经济衰退5%，高于早些时候衰退4.5%的预测；西班牙央行23日公布，一季度该国GDP环比下降0.4%；4月欧元区PMI由3月的49.1降至47.4，创5个月最低水平。其中，核心国德国经济增速更是出现明显放缓等等。可见，尽管严厉的经济紧缩和改革措施有助于欧元区从根本上走出危机，但在经济下滑与政治风险上升之时，对债务国的条件是否过于苛刻，欧债危机是否矫枉过正，是值得反思与改变的。

　　正如笔者早前在《从东西方应对危机的差异看不同经济表现》文章中所提，未来欧元区化解债务危机，应该汲取教训，权衡利弊，适当放宽对于债务国有些不切实际的赤字缩减要求，防止债务国陷入经济过度下滑与财政缩减共同作用的恶性循环，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避免政策扩大化。

　　2013年德国大选至关重要

　　笔者一直认为，对欧债危机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德国的立场。早前德国态度放松，欧洲央行才可能更加积极的稳定市场。德国经济下滑，也必导致欧元区经济整体衰退，进一步平衡经济增长与紧缩政策的关系才有可能。2013年是德国大选年，其同样面临来自国内政党与选民的风险，最终谁会胜出，是影响欧债危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德国选民对救助一直持异常排斥的态度。当然，这种心态可以理解，正如笔者在《谁来承受财政紧缩之痛？》文章中提到，德国民众承受了十年改革的痛苦，才获得经济好转。十年前，为了挽救垂危的德国经济，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增强本国竞争力，施罗德政府率先拿高福利体制开刀，税制、医疗、退休金制度和救济制度等都成为改革对象，德国民众经历了长期的痛苦过程。而欧元区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却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好处。相比于希腊、西班牙的工资翻倍，德国工资基本没有上涨。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全球普遍较好的经济增长，德国经济一直比较低迷。目前德国经济好转，是长期改革的结果。

　　未来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是与法国目前面临的一样的政治困局。相比于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政府，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对财政紧缩政策更加质疑。如果默克尔在2013年大选中失利，必将为欧元区财政一体化道路增添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从长期来看，欧元区未来是否能共度难关，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政治。如何获得选民支持，让选民充分认识到“长痛”与“短痛”的利弊，将是欧洲债务危机能否有效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