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经济增速减缓预计二季度见底

　　新浪财经讯 “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西部战略”国际论坛于2012年6月27日在西安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教授、巴克莱资本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益平：宏观经济挑战现在问题非常多，但我简单提三个问题，我觉得现在面对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短期内经济增长到底能不能稳得住，第二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底能不能实现，第三个稍微再长一点，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变得越来越突出，30年的经济增长以后，下一步能不能变成富裕国家，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短期来看，经济增长稳定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在国际上国内实际上都很担心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减速非常快，尤其是最近似乎很多投资者，包括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力度不像上一次08年、09年那样强劲，那么到底是政府在忽视增长的风险，还是已经完全没有股市来支持经济增长，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觉得最关键的前提，这一次经济刺激政策和上一次的政策相比较，有两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个方面的区别是，如果我们看今年的经济增长，今年以来增长速度下降，如果从国内来看，其实主要还是投资减速，而投资减速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房地产。这两个大家都知道，其实跟去年以来的经济政策选择有关系，基础设施的增长减速是因为做了前一轮的刺激方案，现在不希望再做新的刺激方案，后面一个房地产投资的减速主要是因为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所以我觉得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非常快，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有可能现在政策导致投资减速的速度超过很多预期，包括很多政府官员的预期，实际上从三月份开始政策已经转向，但是和08年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一次很多官员说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而不是大幅度刺激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有这样转变，我觉得很轻松，过去30年一直讨论08、09刺激非常成功，但是也造成很多后遗症，我们担心银行坏账，担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借贷，包括资产泡沫等等问题。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觉得支持增长非常成功，但是导致一系列后遗症，也就是说增长是上去了，但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而是被推后了，这个共识跟现在很多经济决策，在支持经济稳定，但是没有大力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从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我觉得看到一些初步迹象，尤其是在一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包括水利项目、电力项目，包括一些房地产的投资，其实已经开始回升，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二季度可能见底，第三第四可能会有回升，但是回升力度不会非常大，实际上我觉得政府是希望在经济增长不要放的太慢，但是同时又能支持这个市场和经济的信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短期经济稳定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说风险不是特别大。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这个已经说了十几年，过去一直说经济增长很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失衡问题用温总理的话来说，是我们现在增长模式或者增长方式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看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包括经常项目顺差比较大，投资占GDP比重非常高，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显然不能持续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过去做了十几年，有一些方面有改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似乎改善的迹象不明显，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跟过去十年二十年改革方式有关系，我们改革方式的一个核心，实际是说市场化，但是我们走的路子其实不是一个很对称的市场化，大家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产品的市场基本上全都放开了，也是市场化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要素市场，从劳动力到资本到能源、土地、水利，所有用于生产投入的要素市场，基本上都存在非常普遍而严重的扭曲，而大部分的要素价格是往下压的，这个里头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但是我想说的核心一点，这样的一个改革模式，其实是以追求增长为动力，你的目的其实是在不断的补贴企业，补贴生产企业，补贴出口企业，补贴投资商，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是相对于居民消费者征税，过去10年、20年企业盈利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相对于GDP不断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解释我们过去三十年，一方面增长非常成功，另外一方面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效率问题越来越突出和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有关系。

　　但是现在可能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这个变化一会儿几位教授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第一步看到已经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跟我们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系，跟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系，有很多争论，中国是不是到达刘易斯拐点，但是核心一条，突出的变化是劳动力工资高速上升，普遍上升，这个对我们经济结构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出口面对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很多原来有相当强劲的经济力的制造业现在都已经面对非常大的成本压力，但是它对于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工资高速上升的时候，首先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这个是有利于消费的。

　　同时我们看到工资高速上升实际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因为低收入阶层更多的依赖工资收入，这个也是有利于消费的，所以我们的分析是我们看过去几年实际上结构已经开始在调整，当然结构这个再平衡的完成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改革，那么核心我们觉得最关键的下一步改革就是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约束可能是在过去导致经济结构难调整的重要原因，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金融改革成为一个核心。

　　最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可能是成功的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条件，但可能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有很多国家经济结构失衡没有那么严重，同样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里头可能因素很多，我简单的提几条，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很多拉美国家，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上不去，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实际是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激励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希望是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可能会推动我们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许是有利于我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不是特别清楚的是，经济发展，包括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过去一直高度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而且即将消失，下一步经济增长靠什么，主要要靠创新，靠技术的更新换代，这个对创新能力要求比较高，一般来看，需要很多研发投入，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核心的短期问题，可能就是中国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低技能的工人，一方面成本不断上升，需要升级换代，怎么样让这些工人能够随着成本上升继续推动技术基本生产力提高，我觉得下一步面对非常大挑战，这个挑战甚至超过我们所谓的发展很多一流大学，开发最新技术，有可能其中一个对策就是我们需要下一步进行大规模的对民工的培训，民工技能提高以后成为我们的技术力量，总结我刚才说的一点。第一短期宏观风险大家都担心经济增长下滑，能不能止得住，我自己有信心，我觉得问题不太大。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到底能不能成功转型，我觉得有可能，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刘易斯拐点可能是其中一个比较正面的变化。第三能不能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可能还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推进很多改革，提高技术，改善我们收入分配，提高技术进步的能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