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丐盘踞机场月入过万

　　是轻松月入过万，还是接受救助返回原籍？白云机场的不少乞讨者选择了前者，他们像候鸟一样，每每送回原籍后再次返回机场乞讨。“候鸟”乞讨者层出不穷的新方式，让救助成为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花都区救助站和白云机场面临着新困境。他们希望政府可以参照地铁、火车站禁讨制度，立法在机场航站楼禁讨。

　　“瞎子”见到工作人员扭头就走

　　5月30日，花都区救助站站长符致发向车上的工作人员挥手告别，这辆车将开往韶关，工作人员将前几日救助的一名流浪少年护送回家。面对空空的救助站，老符心里担忧着20公里外的新白云机场，担心那群候鸟“乞丐”又回到了机场航站楼，不时打电话询问在航站楼巡逻的副站长潘英航。

　　老符是一名专业军人，对白云机场航站楼流浪人员的救助成为他经历过的最艰难“拉锯战”。31万平方米的新白云机场航站楼，是花都救助站工作人员新的救助场所。在这个人流量达到一天20万人次的地方，约30人长期在航站楼以乞讨为生，老符和同事们的救助对象就是他们。在这么大的区域巡逻，是非常考耐力的事情，老符说走了这么多次以后，站里的人都可以去跑马拉松了。

　　“这些人哪怕是帮他们买了回家的车票，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很快就回来了。”当日，老符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花都区救助站副站长潘英航等4人在白云机场巡逻，远远见到了上月在救助站被家人接回的郎培坤，迅速跑了过去。

　　郎培坤，绰号“瞎子”，在行讨中伪装瞎子乞讨。见到工作人员赶来，郎培坤马上“恢复”了视力，扭头向人群里跑，一下子失去了踪影。“互相见面多了，都混得脸熟，他们见到我们都会躲。”老潘无奈的说道。

　　老潘介绍，在机场的流浪乞讨人员大多以此为生，以36个门各为地界，“占地为王仿佛丐帮”，而郎培坤就长期盘踞在出发厅7号门。他说，在白云机场乞讨为生的一般都是比较有经验，不仅有劳动能力，而且很多都是壮汉。

　　候鸟“乞丐”月入过万

　　“通常来说，我们的工作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机场不一样，他们不希望我们帮。”花都区救助站长符致发说出了白云机场救助的难处。

　　符站长介绍，目前出现在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这批流浪乞讨人员，大多数是旧机场的“常客”，并随着旧机场搬迁流动至此，部分人员在机场周边租房居住，“他们在机场候机楼对过往旅客强讨恶要，严重影响了广州市的国际大都市形象。虽然机场派出所、航管楼管理部曾多次对该处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疏导清理，但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导、怎么赶，他们都不理不睬，部分人的态度相当恶劣。”

　　可观的收入是吸引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在此“扎根”的一个重要原因。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人在机场航站楼里更倾向在国际出发大厅里向国外旅客乞讨，而且国际航班起飞前的时间段较为集中。“按规定，国外游客是不能携带大量人民币出境的，部分国外旅客除了留下几张人民币作纪念，剩下的全部给上前乞讨的人。一天下来多的甚至能讨到几千块，月入过万的情况很正常。”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大部分的乞讨人员都是租住在机场附近，或者乘坐地铁过来，或者共同乘坐面包车过来。“他们都拉着行李箱，衣着很光鲜，然后再换行李箱里的道具。”

　　5月30日，在白云机场，一名乞讨少年并不理会工作人员，并拒绝了救助，“这样挺好的，我不偷不抢，有吃有喝，我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生活。”但他很快收起了乞讨的钱，跑向了地铁站。

　　“乞讨不是犯罪，只是影响形象。对很多人来说，乞讨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里是中国南大门，情况不一样。”符致发说。

　　工作人员希望设禁讨区

　　“劝导不听、警告不怕、护送不走”，这是老符等人对机场航站楼乞讨人员的总结。

　　最近，花都区救助站联合航站楼制定了新方案，以“两点一线”为具体实施方法，“两点”是：一点是在出发厅8号门内设立流动救助服务点；另一点由救助站派遣救助车辆，在机场出发厅门口设置临时救助驻点。“一线”是发现了“整治”对象及时进行积极救助，直接送往花都民政局救助站，有部分人员直接护送回原籍。

　　在机场巡逻时遇到流浪乞讨人员，工作人员首先会亮明身份，一边拍照取证，一边耐心对其进行劝说。“做我们这一行的，除了要有爱心和耐心，还要磨得起嘴皮。”花都区救助站副站长老潘说，他们只能对乞讨人员进行劝导、教育，在对方自愿的情况下对其实行救助。“只能自愿的情况，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尴尬，我们用爱付出，但是对方不屑一顾。”

　　老潘讲到，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突发情况，“一次，一个老太婆装疯卖傻，对着工作人员撒尿。”老潘称，面对这样的情况，谁都不敢贸然上前。“万一是真的病了怎么办？被诬告成逼出病了怎么办？我们不能乱来硬来，只能采取柔性措施。”更有甚者，还有人“威胁”工作人员：“我知道你住在哪，你要小心。”

　　机场管理处经理徐勇军笑称，足球有“抢、逼、围”战术，工作人员在面对机场里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时候，采取“围、堵、跟”的方法。他解释，“围”是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说，“堵”是防止流浪乞讨人员向旅客进行乞讨，“跟”是人盯人，对方走到哪，工作人员跟到哪。

　　今年3月16到4月16日，共救助行乞人员多达50人次，精神病流浪人员8人次、“聋哑人员”9人，劝导离开的拾荒人员达34人次。但花都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之后的巡逻中发现，他们救助过的对象，包括已经护送回原籍的，大多会“重操旧业”。

　　徐勇军经理称，候机楼是个开放的场所，做不到不让人进来，工作人员也无法分辨乘客与非乘客，也就无法杜绝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候机楼有36个门，‘八通十达’。由于工作人员人手有限，对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在花都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眼里，他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他们建议立法或者订立相关规定，禁止在航站楼乞讨，对违反者作罚款处理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希望这样加强这道“最后的防线”。“有相关的立法，就像广州地铁和火车站一样，实施禁讨，我们执法起来就不会那么被动。”

　　案例

　　1

　　乞丐和子女租房同住

　　花都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救助对象之一“瞎子”郎培坤，被发现长期在航站楼出发厅7号门外行乞。救助站工作人员还了解到，郎培坤在机场附近的东华村租有房子，儿子也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宾馆工作。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发现，郎培坤实际指挥着多人乞讨，并且互相以外号相称。郎培坤绰号“瞎子”(河南人)，手下有“老太婆”耿效芳(安徽省利辛县胡集镇杜小海村人)、“残疾女孩”习晓梅(山东省龙口市石良镇台上村人)、“花脸”(河南人)，上述等人都配备手机，并且在航站楼多个楼层立体站位，互相可以监控。“工作人员来了可以通风报信，有好的乞讨资源也可以共享。”

　　在专项活动期间，工作人员第一次把郎培坤请上救助车辆准备送往救助站时，惊讶地听到他自称儿子就在机场工作。工作人员联系上他的儿子郎某，郎某很快骑着自行车到机场接父亲郎培坤回去。工作人员第二次发现朗培坤，亲自把他送到住处，“儿媳妇下楼来接”。据了解，出现在机场的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也像郎培坤这样，有固定的住处，有的也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案例

　　2

　　QQ群诱骗聋哑人 强迫乞讨

　　3月21日，就在专项活动开展后不久，机场公安局一举侦破一个长期在机场组织利用胁迫聋哑残疾人进行职业乞讨的团伙，对团伙中6名组织人员依法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理，并解救9名受胁迫的聋哑残疾人，流程控制部联合花都救助站对该9名聋哑残疾人进行救助，并将9名残疾人员送回原籍。此项行动是专项整治行动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花都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团伙由头目通过QQ群以找工作为由把一些聋哑人骗过来，并实施人身限制，压迫行乞，形成一个职业乞讨团伙。“他们有人带班，有专门的接送车辆”。工作人员还了解到，团伙成员每天都要上交全部行乞所得，再由头目分给大概一天5元左右的“工钱”，仅够用餐，不交或私自保留部分都会遭到毒打，“他们完全成了某些人的赚钱工具”。

　　案例

　　3

　　开车接乞讨母亲“上班”

　　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在家属来接流浪乞讨人员回家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怪事”发生。

　　花都区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有一对从河南来的两姐妹接受救助。姐姐已经80多岁了，妹妹60岁左右，她们平常在白云机场的国际航站楼外乞讨。进救助站后过了几天，她们的两个儿子竟然分别开车来领人，连保安都吓一跳，还以为是来办理公务的。

　　据与两位老人同住一间房的人透露，老人告诉她，她们有时最多一天就可以乞讨到三四百元，儿子鼓励她们乞讨，而且还开着车送她们到机场“上班”。

　　■乞术揭秘

　　机场惊现国际乞丐

　　花都区救助站工作人员发现，机场里的流浪乞讨人员的行乞方式主要有四种方式，而且除了国内的乞讨者外，甚至出现了黑人乞讨者。

　　强卖：向候机旅客兜售价格较低的打火机、小饰物等，但不予找钱。如一张剪纸只需2元钱，给了100元或者10元等就不肯找钱了；

　　强讨：通过拽旅客的衣服、拉手臂等方式达到讨钱的目的。

　　骗讨：对旅客说没吃中午饭，希望能给点钱买个盒饭，衣着稍好点的乞讨者还会拖着个空的行李箱打扮成旅客，谎称钱包被抢，还有的人假扮聋哑人(或者是被团伙操纵的聋哑人)拿着所谓“残疾人证”，博取同情，还要求施舍的人在一个小册子上签名，让人觉得这才是真正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骗费：以黑人为主，他们大多人的护照已经过期被滞留在广州，一般向黑人老乡乞讨，或者通过帮忙办理行李托运、推行李等方式收费，又或者帮忙办票收取手续费，而实际上办票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律师说法

　　组织乞讨的

　　行为应禁止

　　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思鲁认为，我国法律有对乞讨人员救助的规定，亦有对强迫儿童乞讨、拐卖儿童等乞讨衍生出来的行为予刑法规制，但没规定乞讨行为属违法。法无禁止即视为允许，所以在当下允许乞讨。

　　同时，王思鲁也表示，乞讨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单靠法律规制可解决。可以预见，乞讨越来越多，越来越职业化，花样也不断翻新。在没相应法律法规出台前，机场方面只能联合有关方面通过救助形式“遣送”，这方面立法有缺陷，亟需调整。剥夺人身自由的立法权归全国人大，《刑法》应对组织乞讨、因乞讨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些行为规定为犯罪予禁止。对在机场乞讨之行为，除剥夺人身自由的条款必须由全国人大制规外，国务院国家民航总局有权以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形式制订禁止在机场行乞等相关规定。

　　南方日报记者 李春江

　　实习生 李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