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污染门爆发10天无回应 供应商牛奶河危害村民

　　无论对即将发售的iphone5配置外观，还是刚刚爆出的“毒苹果”事件，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主角苹果公司依然三缄其口。如果说前者仅是苹果传统饥饿式营销的重演，那对后者的沉默则已令这家IT巨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8月31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5家民间环保组织就一场历时七个月的调查发布结果，认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国内的27家“疑似”上游供货商制造了大量污染排放，且情况正在不断加剧，已对多地的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0天了，苹果始终没有实质回应”，昨日，报告调查撰写者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本报记者，上月26日一位苹果副总裁发来表示“愿意电话沟通”的回信，之后的“沟通”就没有了下文。而本报记者也就此次“污染门”发邮件给苹果中国公司媒体部了解情况，至发稿时同样杳无音信。

　　环保组织或媒体披露苹果供应商的污染问题并非首次，而苹果公司一直以“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链”回避。无声的博弈之下，硝烟并未停止。众多专家呼吁，全球产业分工不应成为资本肆意逃避责任的产物，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环境立法、行政执行力上的补强，才能防止污染排放随企业的供应链膨胀在中国继续蔓延。

　　供应商“牛奶河”危害周边村民

　　“整条河流都流淌着乳白色的液体。湖水也呈现灰白色，白色的泡沫伴着一团团黑色的漂浮物缓缓涌动，南太子湖直接与长江相连，这些污水将流入长江。”回忆起3个月前调研时目睹的情况，马军仍难掩惊讶。这是疑似苹果供应商之一的武汉名幸电子，其厂区东侧被污染成“牛奶河”的情况。经环保组织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竟高达4270毫克/公斤，比长江中游主要湖泊底泥中铜的含量高出56—193倍。

　　而在江苏昆山的另两家供应商凯达电子和鼎鑫电子也被投诉频频。环保组织调研过程中，当地村民诉苦称“这些电子企业排放废水、废气，还加上噪声污染。10年间许多人患病，其中癌症患病率急剧增加。幼儿园的孩子常常头晕容易流鼻血”期间十几位村民当众下跪，有家长不得不忍受分离之苦将孩子交由外婆家抚养。根据公开资料，两家公司都有多次当地环保部门的查处记录。

　　这仅是马军等环保组织人士展示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几个片段。在8月31日发布的《苹果的另一面2：污染在黑幕下蔓延》调查报告中，新列举了22家企业的污染问题，加上2011年1月20日《苹果的另一面》第一季公布的5起污染问题，共有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被点名。

　　在第二季报告中，许多苹果疑似供应商存在大量因为违规排放，影响居民健康的案例。

　　作为苹果最主要的代工厂商之一的富士康，其位于太原市的富士康工业园区，自2009年起，不断被当地居民投诉污染问题。在当地环保局限期整改后，直到2011年7月，刺激性气味仍未消除。另一家疑似供应商名幸电子在广州的工厂曾在几个月内被立案查处十余起。

　　除了废气、废水、噪音之外，第二季调查报告显示，一批分布在无锡、深圳、惠州、常熟等地的苹果疑似供应商的危险废物产生量特别巨大。

　　“我们报告中的案例都是经过实地调研、委托专业环保检测机构检测，或者整理官方环保部门的公开信息等手段而成，具有完整的证据链条”。马军认为，像苹果这样在中国具有庞大供应链条的大型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向公众披露其供应商的环境状况。

　　多年来，令马军等人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公众研究中心开发了中国首个污染环保地图，将官方或媒体记录的环境污染源都记录在地图上，方便公众查询与企业对合作伙伴进行监管了解。一年之后，iPhone的发布令一度沉寂的苹果公司重新崛起，其供应链条在华疯狂扩张的背后，伴随而来的是近年来中国污染地图上，疑似苹果供应商的污点越来越密集。

　　工人中毒有前科，苹果鸵鸟政策令供应商怠慢

　　迄今，距离供应商污染门的曝光已经10天，另一方的苹果公司却异常淡定地保持安静。

　　早在8月26日，在报告公开之前，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相关信息知会苹果公司。苹果一名副总裁在同天回复了邮件，信中除了重申“无论苹果产品是在哪里生产，苹果承诺确保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之外，苹果公司也表示环保组织提供的供应商名单有不符的地方。

　　“(列表中的)几个供应商并不在苹果的供应链条”，苹果还在信中询问“是否愿意通过私人电话会议的形式沟通讨论这些细节”。

　　“事实上我们此前给苹果总部和中国公司都打过电话，不是无法打通就是没有回应，我们随后又回信表示愿意了解名单中哪些企业并非苹果供应商，同样没有下文”。马军表示。他分析，苹果不承认名单中的部分供应商，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苹果公司没有直接与这些公司签合同，但属于苹果整个产业链的一部分，“第二种情况是此前污染的时候是其供应商，但现在不一定是。”

　　而马军咬定“报告中提到的重点案例或者有实地调研，或者企业已经公开承认，总之都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其是苹果供应商”，仅仅因为对整个名单留有余地，才在报告中加上“疑似”二字。

　　事实上，在危机处理中类似的沉默，苹果已经不是第一次。

　　今年2月15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供应链员工因污染致残。此时已经在中毒事件发生一年多，并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之后。

　　报告说，在苹果公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有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

　　“苹果此前一直不肯承认该公司是其供应商，因此表示不能采取更多的行动。”马军感到非常意外，直到舆论的持续压力，事隔一年才将真相公开。除此之外，苹果公司发布供应商责任报告列出的36个审核中发现的核心违反事件，没有一例环境污染。对其它出现“核心违反”的供应商的名字也讳莫如深。

　　苹果公司在回复中提及，其“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链”，马军认为，这直接影响了涉事供应商对污染的回应态度以及整治积极性。

　　本报记者从环保部门了解的情况也似乎佐证了马的观点。在环保组织点名的苹果疑似供应商重点案例之一，名幸电子(广州)公司，因为部分生产线未通过环保验收，废水超标排放等问题，去年1月被省环保厅联合监察厅挂牌督办。经过一年整改，今年2月省环保厅将督办摘牌。但在2010年10月11日，省环境监测中心对其核查与抽查中发现，其废水中pH值超标，因此在广东2010年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评级中，将其评为信用黄牌，即环保警示企业。

　　“然而今年以来，该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监测情况暂时还没上报。”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说。

　　跨国公司频频出现环境违法行为，苹果“最难啃”

　　2007年以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开始向知名企业发起“绿色倡导”，倡导大型企业绿化供应链，但他们发现，苹果是“最难啃”的。该机构从去年起连续发布了4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包括西门子、沃达丰和诺基亚已经在调查供应商超标记录，通过公开信息加强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积极回应并有所行动。

　　“而供应商发生工人中毒和环境违规，显示苹果公司在供应链环境和社会责任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该公司一直无动于衷。”马军说。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乏有声音认为：出现中毒和污染的不是苹果自己的工厂，因此这些问题皆与苹果无关。专家指出，苹果公司这种鸵鸟政策，与上述观点不无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苹果公司不再保留自己的工厂，小到一颗螺丝钉，也完全依赖代工厂进行生产。苹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伤害问题，却并没有因为苹果外包生产而消失。

　　“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链条中，是苹果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利润，从经济和社会伦理的角度，作为产业链条的主导者，苹果享有最大的经济利益，也无疑要对这条由其控制的工业污染链条负上最大的责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指出。

　　事实上，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早已变得见怪不怪。2008年环保总局公布一份年报指出，2004年至2007年间，共有130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地域涉及19个省区。这130家跨国公司多数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既有世界知名品牌，也有“世界500强”。

　　“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环保组织的污染地图、官方环保部门披露的信息等渠道，收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情况，并督促其符合相关要求。”专家认为，这些跨国企业在本国或其他国家，大都老实本分，可是下嫁中国后，变得猖狂狰狞起来。

　　跨国公司频繁毒害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件，这与污染公共政策存在天然缺陷不无关系。中国在整治跨国企业污染方面，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态度，而缺少“铁腕”手段。去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9天后，美国当局及司法系统就开始全面介入事态进展，并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对漏油事故进行调查。反观康菲污染事件，事发两个多月，才由国家海洋局联合六大部委组成康菲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至今为止，也没见到任何实质处罚措施。

　　马军表示，在国外，企业会因为环保问题导致品牌公信度下降，受到消费者无情“抛弃”。而在中国，普通消费者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污染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纵容了跨国公司污染的嚣张。

　　种种因素下，这些大型跨国企业就容易疏于对供应商监管，在我国环境违法成本较低的情形下，一些污染供应商往往宁愿一边交罚款，一边继续超标排放。

　　在法律缺位、行政乏力的情况下，大型企业显然缺少外部力量的制约而难以自觉。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环保组织出示的检测报告、照片、当事人证言等证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依据它们可以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正式投诉，要求处置违法行为。“但目前并没有可参照的法律依据，支持相关人士就上述事实对苹果提起侵权诉讼。”

　　根据最高法院2002年7月的一份司法解释，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以产品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是受到支持的。从法理上“可以把苹果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由于此类案件并无先例，“还需要我们下一步去摸索”。

　　竺效建议，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努力，尝试推动类似美国“超级基金法”式法律的出台，将环境侵权责任扩大到“其行为对这个违法行为的发生或其损害后果的扩大都作出了贡献”的主体身上，使其承担连带责任，从而约束相关公司的行为。

　　除此之外，唐昊建议加强企业环境外部制约力量，包括公民环境意识提升、环境NGO的发展、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等，“教育以及公众环保参与的常规化更有长期效果，就是用自身的价值体系去摧毁对方在市场上业已建立的价值体系，让公益价值引导商业价值和时尚价值。”

　　马军透露，环保组织对苹果的督促并不会停止。“一是通过媒体等渠道继续传播相关情况，让更多的消费者知情，并作出环保的选择，倒逼苹果形成改进供应链环境的动力。第二是开始新一轮的调研。”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周，更多的疑似供应商被发现存在问题，第二季报告发布之后，更多的公众、媒体积极响应、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