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刊》：

　　专家观点篇 

　　收入倍增不是简单“加工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收入倍增有三层含义

　　本刊记者 张学庆

　　“收入倍增计划”不是坐在那里等待收入的倍增，更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使国民收入倍增。

　　不能只靠印票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手段有好和坏之分。日本当年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所选择的手段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1.他们强调靠经济增长、企业盈利来实现，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工资。2.强调生活水准的提高，而不是生活负担随工资增长而增加。3.强调全民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收入倍增，而不是靠政府高福利来实现，避免不劳而获。

　　收入倍增计划应包含这三种含义，缺一不可，更不只是简单地增加工资收入。孙立坚认为，政府重视“民生、民富”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的问题，离不开“破旧立新”后所需要的明显的绩效改善，因为大量国外经验表明，在一个没有增长保证的环境下要去推动结构调整是异常困难的。

　　现在“旧”正在破，但“新”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政府的“收入倍增”没有建立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而要兑现承诺，只能靠印票子，那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对百姓个人都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激发市场活力

　　孙立坚建议，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目前政府“输血型”的经济发展的支撑方式，并且早日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到位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打造出市场自身“造血型”的经济发展活力，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通胀的关键要素。否则，可能因为政府干预过度所引起的市场活力的长期缺失和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负担而让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确立成本变得越来越大，今后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也会越积越大。

　　孙立坚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扶持、阶层之间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改革和调整等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更需要智慧和理念上的创新意识。但是，如果现在不能及时找到一个有效的治理方式，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部压力就会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而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因为财富更向资本的拥有者集中，所以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干实业的人才和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而且同甘共苦、奋发向上的企业家伦理和精神就会变得越来越扭曲。

　　综合治理 多管齐下

　　孙立坚注意到，今天日本社会虽然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总产值达到了近80%。但是，日本大众却没有感到这种内需力量对自己生活方式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没有通过消费带来幸福感增加的快乐。相反，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现在的生活负担在加重，尤其是泡沫经济后日本大众的收入水平在降低，失业压力在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消费部门的效率很低，成本很高，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又增加了很多‘行动不便’所带来的消费开支。再加上泡沫经济时代已经形成的消费方式不可能随着日本经济萧条状况的严重而加以改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规模是被强行‘逼’出来的。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孙立坚说。

　　总之，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不能看作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能看作是一个单纯货币分配多少的问题。当然，今天连最基本的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制度保障体系在某些地方也没有完全构建起来，这确实让民众对此问题表现出很大的不满情绪。今天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更多地是反映在机会的不平等问题上。在“十二五”期间，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应该迅速拿出一套综合治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有效措施，而它可能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伦理等各个相关领域。我们不仅要“民富”，更要“民乐、民和”。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

　　以市场原则决定收入分配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认为，“收入倍增计划”从长远来讲，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可能还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张维迎表示，市场对于供求关系会有一个平衡。价格，包括工资，就是平衡各种利益的机制。我们过多人为地强制去干预它，不一定给当事人带来好处。因为很简单，如果我们可以人为地干预它，我们说现在把每个人的工资提到每年100万元，中国就富有了？不会！恰恰中国可能就崩溃了！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如果说我们为了普通劳工的利益，最好是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对卖家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买家竞争；而对买家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卖家竞争，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推进市场自由地竞争，自由地准入的话，那么各个收入分配自然会达到一个均衡。

　　张维迎认为，在市场经济当中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机会均等，就是一个平等的竞争，这个时候有败有胜。但是这是一个长跑，不是跑一圈你就赢了，要跑好多圈，所以在市场当中平均来看，我们仍然能看到它是一种把效率和公平很好结合的机制。

　　哪个地方市场化程度高，在全国30余个省市里，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行为比较规范，平均而言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反倒小；有一些地方，政府干预很多，国有企业占的比重很大，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大，这些地方收入差距就比较大。这就跟我们好多人想的不太一样了。如果市场的透明度比较高一些，政府控制少一点，所谓的风险也只是市场的风险，不存在政策的风险，获得资源也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人就可以从事企业家活动。更多的人从事企业家活动，这个竞争自然就会把这个利润降下来，反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一点。

　　只有充分竞争、鼓励竞争，特别是自由的准入，这才是受惠于大众。包括我们用通货膨胀解决问题，也是支持一部分人。比如危机出现了，我们几万亿元的投资扔给一些部门，实际上是保护了这些人，而不是好多老百姓都能受益。

　　解决收入分配或者推进更为平等的分配，要怎样做？张维迎称，要更多引入市场原则，取消好多垄断性的对资源行政配置权，还有一块也非常重要，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有好多显性或者隐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它占用的是别人的资源。

　　在中国，现在倒是有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国有资产的这部分如果我们能把这一部分进行分配，大家也可以按照收入分配，给农村人多一点份额，农村人两份，城市人一份；也可以按照你的收入分配，你的收入超过多少就不给你了，都可以。

　　尤其今后我们城镇化，好多农民要放弃土地，放弃了土地以后，农民等于失去了一个保险，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些国有股份置换农民的土地。比如比较大的几十家中央控股和省市控股的国有企业，把它们的股份打包以后，变成一种特殊的股票，分给农民。但是有一条，你拿到这个股票，就要放弃自己的这块土地，然后你就可以搬到城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

　　要用行政手段推动工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尤其今年以来，不断地讲不断地说方案要出来，最近更是首次提到了“5年工资倍增”的目标，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是没有说清楚。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却在不停加速。所以唐钧认为，有必要尽快以行政手段推动收入分配改革进程的加快。

　　行政干预工资增长很有必要

　　有观点认为，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用行政力量强行干预市场经济行为，这种强行要求企业涨工资的做法干预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反而会扭曲市场，造成额外的风险。

　　唐钧对此的看法是，企业自主权毕竟也是有限的，有时候该行政干预则必须干预。他说：“我们看到，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是干预企业的。索罗斯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国家干预有时候是必要的，要是国家完全不干预，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就完蛋了。香港在回归以前，有段时期政府也曾规定过工资每年需上涨10%。所以说，即便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也未必就意味着仅靠市场就能实现工资倍增，更不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袖手旁观。”

　　当然，唐钧也承认，也要注意减少行政干预的副作用。比如说，政府并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要求企业每年给员工加薪15%，而是通过行政手段推进工人和企业主的工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帮助来提高工人谈判的地位和筹码，从而间接地实现工人收入增长的目标。另外，对于垄断企业，运用行政手段更要小心。

　　全面减税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有效

　　想要国民收入的增加速度超过市场自发的增长速度，就需要政府或者企业进行让利。唐钧说：“最好的办法是政府直接给职工让利，或者是政府通过给企业让利，来间接地给职工让利。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政府自己不让利，却强行让企业给职工让利。比如说政府一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却不给企业减免所得税，这就会大幅增加企业成本，把企业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逼入绝境，如果企业最后存活不了的话，还谈什么加工资呢？”唐钧认为，政府让利的主要手段就是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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