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根 孙霞

　　上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问题上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即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由于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反映出许多独特的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使得这一群体成为我们特别值得研究的对象，成为政府、媒体和学界近几年倍加关注的热点。

　　市民化问题应当来说是一个综合性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因此学术界对这一研究比较集中一些。其中，武汉大学刘传江教授的研究及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等文中，对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界定、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重要性与进程、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与对策等作了系统的学术研究。当然，也有不少论文直接探讨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当中的一些具体性问题，如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距离、城市适应与融合问题、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问题。

　　第一，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界定。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源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主要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从实践层面来看，“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进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他把农民工市民化界定为“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化。”

　　第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重要性与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第二代农民工是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市民化过程最为迫切，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他们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积累到一定时期、发展到一定程度极易成为“问题农民工”，进而引发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如何来评价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刘传江、徐建玲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定义为留城意愿率(W)与留城能力指数(A)乘积的平方根。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反映农民工市民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和农民工个体市民化进程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有详细的二级指标和具体的量化计算方式。运用该指标体系并结合相关调查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处于市民化的初步阶段或称之为低市民化进程阶，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

　　第三，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与对策。尽管第二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是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却是举步维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论及到诸多影响因素，如工资低，房价高，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教育培训机会等，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识障碍。计划经济体制及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其次是政策障碍。由于我国的分级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就业保障方面的责任不同，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本区市民的充分就业，必然抑制了外来人员的就业。再其次是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城市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面。最后是素质障碍，即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技能情况。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此外，也有观点强调指出，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一味向大城市转移，而是应该大力发展中间地带的中小城镇。“如果中小城镇能发展起来，中国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牢靠，发展后劲才会充足，才能真正建成小康。”因此，解决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既在城市之中，又在农村之旁”，“这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既能充分转移农民，提高城市化率，也便于农村引进资金、技术、服务等生产要素，推进新农村建设。”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