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又到了发放年终奖的时候了，辛劳了一年的工薪阶层，充满了期盼。据传，腾讯公司派出了高额年终奖，让人眼热不已。是的，“好单位”的员工，如腾讯这样技术性强的企业，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有性质的企业，如央企特别是国有银行以及券商因为去年的信贷猛增，利润滚滚，想来依然会收获一个好年成。但众多的民营企业、也包括缺乏创收能力的事业单位则是寒酸过年，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农民，他们收获的依然是“零年终奖”。

　　几家欢喜多家愁的年终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过去十多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1990年代，这一数据尚在50%-53%之间，2009年则为43%，这是历史最低点；而大部分OECD国家在过去50年中，这一数据是在65%-80%之间波动。第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权威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名义平均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实际收入差距远高于这一数字。第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巨大，一些垄断部门的员工，比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出3倍之多，这还是平均意义上的，这些部门的一线员用、临时用工的收入其实还是很低的，那么这些部门的正式员工，其收入高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数据显示：在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若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严重失衡。

　　为什么农民工收入低

　　居民获得收入，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 “一次分配”，这个过程在市场里完成，根据劳动贡献原则进行分配，谁贡献多，谁分配就多。第二个渠道来自“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时，社会中的弱势者会因竞争力不足而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政府就应该对他们给予一定的救济与帮助。如果收入分配结构出现问题，无非是出在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我国目前在这两个环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劳动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奖金收入以及个体经营的收入；其二是资本所得；其三是政府税收。如果劳动所得比例偏低，显然是资本所得和税收比例偏高了。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劳动所得占一次分配的比例很低，但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有的企业如高科技企业、垄断性企业的职工收入占比并不低。前者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员工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固能够获得高收入，公众不会对这个群体获得高收入而产生不公平感。而后者，则是因为这些企业凭借市场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利润，这类企业的本来职责是承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这些企业已成为了被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故而在分配上向内部人倾斜。

　　在一次分配中，所得极低的是农民工。农民工收入偏低，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市场化的原因，我国目前劳动力供应仍然相对过剩，普通劳动者劳动能力也不强，故而其收入不可能很高。其二，在供求关系之外，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财富在劳资之间的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劳动者所得提高了资本所得就必然减少。决定分配比例的，是双方的谈判地位。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联合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组建真正由劳动者控制的工会组织，是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唯一途径。

　　劳动者权利缺失是根本原因

　　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者劳动技能低、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其实仍然只是导致普通民众收入过低的表面化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权利的缺位，以及由此衍生的劳动者选择空间的狭小。

　　其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农民工愿意接受极低的工资？原因显然是农民工别无选择，接受低工资也比务农的收入更高。则就可以继续问：为什么农民工别无选择？他们可以有怎样的选择？对农民工来说，可以想象的选择是务农、拒绝打工在家休息、找到更好的工作、自主创业做老板。在当下，这些选择对农民工来说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

　　第一，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务农的收入极低，只有把农业人口转移出去，提高人均耕种面积，才可能提高务农的收益。第二，农民工要是能够选择在家休息，需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涵盖农民，固农民并没有选择闲暇的机会。第三，找到更好的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技能的途径是接受培训、教育，而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农民的子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缺乏良好的教育，升学的机会甚小，这是他们不具备高级劳动能力的根本原因。第四，创业之所以可能需要具备的三要素是企业家才能、投资机会、获得创业资金，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农民并不缺少企业家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投资机会和资金。由于诸多行业被垄断，可供民间选择的投资领域相当逼仄，竞争非常激烈，且小本经营的买卖还受到管理部门的种种限制，因此农民的投资机会原本就相当少。更重要的是农民甚少有机会获得创业资金，获得资金两个途径，其一是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其二是转让自己的资产获得资金，现在资金流向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借贷。而农民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和住宅，现在农居是不能转让给城里人的，农民的土地也不允许自由转让，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时代，农民的土地和住宅因不允许转让而毫无商业价值。故而，农民即使是有天才的创意，也无法转化为商业机会。这一方面限制了农民致富的机会，同样也是扼杀了无数可能潜在出现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被扼杀，也就是扼杀了潜在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结构。

　　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农民除了廉价出让自己的劳动力接受微薄的工资之外，事实上是别无选择。这些因素，说到底是权利的缺失。农民的土地、住宅不能自由转让，农民得不到金融机会，这是农民经济权利的匮乏。晚近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社会权利的观念，政府提供等度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民众应享有的社会权利，我国农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教育机会远落后于其他群体，这是他们社会权利的丧失，由于教育机会的匮乏，他们贫穷的命运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注定了的。在政治权利上，农民工的选举权、自由结社权是残缺的，农民和农民工对国家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缺少话语权，导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很难出台。

　　财政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

　　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能有何作为呢？最近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关注：澳门政府给市民派发了4000元或2400元不等的过年红包。近年来澳门经济向好，十年内累积财政盈余达千亿，政府已经连续4年向全体居民派发现金。

　　其实类似的行为，大陆也是有的，如春节期间，领导会给贫困群众“送温暖”，派出点几百元的小钱。但这与澳门政府的性质有所不同。澳门政府给市民发红包，秉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这些钱原本就是取之于市民的，应均等化地用之与市民，而领导干部的送温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关怀吧。这且不去说他了。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国家财政对最困难的群体进行救助，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但这只是非常规性的措施，我国的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是公共财政制度还尚未确立，预算信息不完整不透明，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支出比例过低，项目投资和行政经费支出比例过高。安排太多的项目支出，这是我国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造成的，现代政府更重要的责任应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我国政府一直更强调发展经济的责任。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极其重要。我不大赞同像澳门政府一样给所有民众发现金，我更希望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教育、社保、医保，以及增加对农民工的培训。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实证研究都表明，基础教育对提高收入水平影响最大，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重点是加强对边远地区和农村的投入。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提高个税的起征点，目前的起征点是2000元，这一起征点太低了是各界的共识，在目前的个税体系之下，个税没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低收入群体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而事实上高收入阶层享有的公共服务更多，导致出现了“劫贫济富”的效果。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确很难，如改变劳动力的供需关系需要一个过程。但改革公共财政体系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马上就可以落实。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