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克服这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采用了传统预期管理的政策干预方法，并注意按现代预期管理方式实施

　　【财新网】(专栏作家李拉亚)1990年以前，欧美国家制定传统预期管理政策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公众较难猜出政府的政策变化和政策走向。这可用理性预期理论的思想解释：没有预期到的价格增长才能导致产出增加。但这种方法有很严重的副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反应，导致经济环境不稳定。1990年以后，欧美国家制定政策转向公开透明，政策目标转向稳定和单一，政策制定越来越可预知和可学习。

　　美国政府为应对这次金融危机而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虽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但可视为传统预期管理的一次应用。美国政府希望由此制造出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以走出流动性陷阱，克服通货紧缩的局面，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我们将专文论述美国为何执意实行不受各国欢迎的量化宽松政策。作为对比，我们也将专文论述中国走出流动性陷阱的经验。

　　中国央行提高利率也是传统预期管理的一种手段，只是央行去年以来调利率力度均匀，几乎每次都是25个基点，并且，调整时间也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而可大致预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也大致如此。央行的利率和准备金率政策越来越可预知和可学习，这是现代预期管理理论所要求的。传统的预期管理手段也可以按现代预期管理方式实施。这应是今后政策制定的大趋势。

　　因此，了解传统预期管理仍有必要。在欧美经济学界，预期管理这个词是最近10年流行起来的。预期管理理论也是在最近10年开始形成，但是预期管理概念早已蕴含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了解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了解传统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

　　1958年，菲利普斯依据英国1861年－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统计数据，用纵坐标表示货币工资变动率，用横坐标表示失业率，得出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表示了失业率越高货币工资变动率越低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

　　萨缪尔森和索洛以通货膨胀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该模型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政府可用较高的通过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

　　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附加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他们把菲利普斯曲线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代表自然失业率。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但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而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引进预期，用以解释自然失业率，导致了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人能正确预期到经济行为的变动。理性预期理论的领军人物卢卡斯(Lucas)建立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经济理论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该模型采用理性预期代替适应性预期，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没有预期到的价格增长才能导致产出增加。如果企业预期到价格增长只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增长，企业不增加产出。

　　依据理性预期理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区别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通货膨胀是否被预期到，没有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导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导致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理性预期革命后，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吸收理性预期的概念，新凯恩斯经济理论出现了。该理论的主要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有：1980年Taylor的工资契约模型，1983年Calvo的交错模型，1995年Fuhrer和Moore的惯性模型，1999年Gali和Gertler的混合模型，2002年Mankiw和Reis的粘性信息模型。这些模型的共同特点是：模型均使用理性预期概念。但模型均有粘性行为，即粘性价格或粘性信息，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是缓慢的，在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现在，也常用“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上述各种理论也均可使用这一形式探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把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或失业率)联系在一起，是传统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政府不能通过政策影响实际经济，即政策无效论。政策无效论对预期管理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主导了1990年代的预期管理理论发展潮流。

　　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政府能通过政策影响实际经济，即政策有效论。采用政策来影响经济，是传统预期管理方法，也仍是预期管理的常用方法之一。

　　为克服这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采用了传统预期管理的政策干预方法，并注意按现代预期管理方式实施，如强调政策制定的可预期性和可学习性，同时，也重新重视政策的随机应变能力，即政策的相机抉择。传统预期管理不但没有过时，还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作者为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