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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不宜提高对通货膨胀容忍度

2011年02月17日 15:35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建议明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3%~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

  ■ 王 军

  “提高对通胀容忍度”

  这一提法不宜提倡

  自2010年7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呈现快速上涨态势,通货膨胀预期不断被强化。虽然这轮物价上涨目前还显得比较温和,但是其社会影响已经相当严重,不断上涨的物价正给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及部分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从粮棉油糖到水电煤气,涉及衣、食、住、行、用的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次第走高,居民的直接生活成本大大增加。

  最近数月以来,CPI同比增长屡屡超出市场预期,显示物价持续上涨压力较大,由此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应提高通胀容忍度,将CPI设定的警戒线提高到4%甚至更高。但笔者认为,“提高对通胀容忍度”这一提法不宜提倡。我们宁可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过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因为低通胀一直以来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不应轻易改变。

  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价格传导机制并不顺畅;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其次,长期负利率状况对经济损害巨大。自2010年2月CPI达2.7%超过1年期存款利率后,至2010年底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11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人为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对居民财富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再次,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势必造成人们的恐慌,加剧部分商品的抢购与炒作,最后物价的上升幅度将比通胀容忍度提高幅度更大,从而进一步伤害民生。

  2011年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

  基于季节性价格变动趋势和全球性货币泛滥推动的趋势性因素影响,2011年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种粮成本提高,工业用粮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国内预期的影响导致的惜售等现象,粮食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二是在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新一轮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快速回升,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时出现较快上涨,输入型通胀预期压力仍然较大;三是尽管已连续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利率,但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仍然存在;四是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收入分配改革,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等预计将有新的实质性进展,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以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物价上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仍存在一些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我国有保持粮价稳定的基础条件。连续七年的粮食大丰收使我国粮食库存比较充裕,食品蔬菜的涨价具有周期性和短期性,大多数农产品都能保持自给自足,有助于稳定粮价预期;经济总需求有所放缓,带动粮食总体需求下降;我国实施各项有意识的粮价调控政策,能有效保持粮价稳定。另一方面,我国粮价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不大。粮食对外依赖程度比较低,自给率高,近几年不会出现整体上的粮食大幅减产;我国粮价与国际粮价同步性较差,国内期货价格的涨幅弱于国际市场。另外,大部分商品特别是工业品供过于求,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也将有助于改变通胀预期。再有,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向国内价格的传导尚不是十分顺畅,短期内CPI受到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有限。再从政策层面来看,2010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稳定物价的16条措施以及各部委的相关举措陆续推出,在2011年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物价上涨。

  总的来看,2011年尽管通胀压力很大,但物价全面、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并不存在,很有可能是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只要措施及时得当,通胀不大可能全面失控。全年物价预计将突破3%,达到4%~4.5%。

  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通胀继续恶化

  解决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象,首要的一点是把货币投放量减下来,着力遏制流动性过多的局面。中央已经把货币政策基调从“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这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在新的一年里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继续优化信贷结构。

  首先,建议明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3%~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中央银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控制目标相吻合,通过自我约束规则的建立和执行,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物价的长期稳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

  目前,笔者认为,应继续提高基准利率,释放更加强烈和明确的管理通胀预期的信号,尽快扭转长期负利率局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一是有助于稳定居民存款及其预期,降低企业及个人的信贷需求,并影响美元汇率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从内外两个层面缓解通胀压力;二是有助于进一步抑制住房投资投机和房地产开发,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三是有助于减弱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市场预期,降低短期内加速升值的必要性。从中长期看,加息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推动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也释放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号,传递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表明中国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

  要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和疏导,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流动性。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流向第三产业、社会事业以及“三农”领域。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引导流动性适度向股市流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能力接纳更多资金进入市场。此外,采取多种措施严防热钱的过度涌入,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减少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对货币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

  其次,调整商品供需结构,增加农产品供给。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促进供需相对平衡。加快建立金融、工商、物价等多部门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对炒作生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惩,让农产品价格回到正常的波动区间,并让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部分能真正为农民所享有。对中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最后,应抓紧时机推动改革。尽管因为物价上涨有很多人主张暂时放缓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比如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但笔者认为,深化改革与控制通胀并不矛盾,改革不一定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深化改革有助于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有效竞争的开展,长期来看反而有助于实现物价的平稳运行。当前改革最关键的是财税、金融、资源和要素价格以及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重中之重又集中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淡化通胀治理中的行政色彩,更加尊重价值规律,更加尊重市场法则,让市场的归市场,直接行政干预务必慎之又慎。■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

  (责任编辑 赵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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