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你可能不喝酒，但你不可能没有听说过茅台酒。据《北京晨报》昨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杨春时表示，近年来，茅台酒价格不断暴涨，但仍然供不应求，其中公款消费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助长了挥霍浪费的风气。建议中央作出明确规定，除了重要的外事宴请之外，一律不得用公款消费茅台酒，违者以违纪论处。

　　茅台酒有“国酒”之称。但“国酒”之特殊，应该体现在它与公众的感情上，而不是价格上。如果一个前面冠之为“国”的东西，距离公众太远，绝大多数公众只能望之兴叹，那又有何理由以“国”冠之？就好像，国宝熊猫只能让个别人去看，国花牡丹只能让个别人去种，那它们还能被称之为“国宝”、“国花”吗？

　　现在茅台的价格已经距离公众太远，已经成为部分人的专利，这一场境下，还称之为“国酒”，怕是在故意寒碜国民了。

　　这么说，茅台酒厂可能不乐意。他们可能会说，价格是由市场调节的，总不能黄金卖出黄铜价吧。确实，对于市场的自发需求谁也无权干涉，“富人买茅台，一个愿宰一个愿挨”，旁人徒奈何。但要看到，茅台的市场消费群体相当一部分是由公款支撑的。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2007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在贵州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傅兴华介绍，作为茅台酒产地的贵州，已经形成一种“非茅台酒拿不出手，非茅台酒不喝”的潜规则，“一个贫困县的负责人告诉我，当地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什么卡车不知道，肯定有好几吨了吧”。

　　一个贫困县一年就要喝掉一卡车茅台，富裕县一年又要喝掉多少茅台？上溯到市、省，全国公款一年要消费掉多少茅台？这一现实下，恐怕谁也不敢否认杨春时指出的，公款消费是茅台酒一边价格暴涨一边供不应求的主因之一。

　　如果让茅台酒从公款桌上走下来，酒价还会像现在这样“涨并快乐着”吗？

　　不知道公款消费，到底有什么理由非要上茅台不可？孔子说，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是针对“私域”的，而且提倡的是心情之乐而非超出能力透支请客；在“公域”招待人，有心情之乐就更是足够了，完全不必通过宴会的档次来体现，更不必用茅台来“护驾”。

　　这两天，“公”字很热。公车、公款消费，都属于公费支出，公费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简约大方。公车配备已有或逐渐将有严格的标准限制，公款消费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明确的限制？

　　简约大方的原则之下，公款消费本不应该上酒，即使上酒也不应该上茅台酒。别看是一瓶酒，体现的可是对招待的理解，茅台酒一上，那就不是简约而是奢侈了。深层次体现的是对权力的理解，是对自己角色的定位。

　　从这意义上说，杨春时委员的“禁止公款消费茅台”建议值得考虑。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公款消费上茅台的理由。

　　毛建国(江苏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