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赵民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提出要“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警示的同时，几个特大型城市其实已经明确发出了“控制人口总量”的信息。北京的表述是：居住证制度已经在调研之中，时机成熟后将随着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出台；广州提出：必须通过城市规划加以有效调控，通过控制人口总量、调整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来控制人口规模。

　　不能不承认，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正在以北京、广州为代表的特大城市面前凸显，无法绕行必须拿出可行的办法。那么，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首都北京变成“首堵之城”已非戏言。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这个数据也许过于宏观，但非常现实的困境是：当人口规模接近甚至超过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时，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已是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在广州市，现有常住人口1033万，其中户籍人口794.6万，登记的流动人口634.7万，实际人口超过1400万。如果按照目前广州人口增长的速度，未来广州将面临土地、资源、环境、市政基础设施和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日前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确定城市的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提高建成区的人口密度。

　　说老实话，现在提“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已属马后炮，但是亡羊补牢的补丁亟待推出。在国家层面，一系列区域规划已相继出台，这是一种积极的纠偏。可是，那些特大城市“控制人口总量”的响应，针对的依然是“外来人口”，依靠的还是坚持户籍门槛之上的居住证制度。这样的“调控人口”，真的可以减轻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吗？

　　首先，这种动用行政手段“选择”或“驱赶”人口的政府行为，有违社会公平；再说，无论实行怎样的标准，“进京入户”的指标总是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北京不仅仅意味着首都。集中了全国经济、教育、医疗、文化、行政种种优质资源的北京，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引力，再加上北京产业发展上的全方位，产业众多导致的就是人流、物流的汇聚。

　　以同样角度看广州，也存在着城市发展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这个“中心”、那个“总部”落户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蜂拥而至。

　　特大城市想要有效控制人口，显然需要政府放弃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在得与舍之间做出抉择。标准无非是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于产业形成的行政干预，更不要人为地制造“中心”。如在北京，就更要简化城市功能，从而以分流人口。

　　我们认为，解决特大城市人口、环境、资源失衡问题，应在调整资源配置上找出路，以促进区域协作，实现人口的自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