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预算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承诺在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而两天之后，在国务院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三公”以及公共财政公开的问题。要求今后凡是不涉密的文件，都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不再另行发文。要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各级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部门预算和决算，以及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

　　毋庸置疑，此次政府积极回应民众诉求，提出公开“三公”经费的明确时间表并接受民主监督，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我们还记得在去年两会前夕，温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联合访谈时，有网友就治理“三公消费”问题向总理发问，当时温总理表示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眼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央本级“三公消费”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可以看做是践行承诺之举。

　　如果将目光放远至历史长河，我们甚至可以说，公共财政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不仅是总理要践行的承诺，更是执政党要履行的革命时期的庄严承诺，是中国人百年来追寻现代政治文明的诉求，是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内在要求。

　　《礼记?礼运》中记载，在一次祭记结束后，孔子站在宗庙门外的楼台感慨长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希望回到他向往的“三代之治”，在那个时代，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掌握公权力者能真正是为公众服务。

　　可惜在后来延续的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之下，孔夫子的“三代之治”始终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天下始终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接触西方之后，不少当时精英们、有见地的士大夫看来，西方最吸引他们的并非仅仅是船坚炮利，却是“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这些士大夫们惊奇地发现，洋人居然实现了儒家梦寐以求的天下为公的三代之理想。正如徐继畬所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 郭嵩焘特别羡慕其国家不是皇帝的私产，官员什么都受老百姓监督，都以老百姓的满意为准，民贵君轻，“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用现代语言来描述，这些儒家士大夫很敏锐地看到了王朝专制与现代民主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王朝专制的合法性来自于君权神授，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公民自愿的权力授予，公民以契约的方式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公权力部门，用纳税雇佣政府人员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并监督其执行。

　　这是一个中国士大夫们千年的梦想，也是近代史百年里中国人苦苦追寻的现代政治目标。而我们的执政党，正是因为立志践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为公”的理想而获得了民众的拥护，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承诺兑现，就自然成了新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而人们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公共财政上的当家作主。

　　公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公仆，政府公共财政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公众公开，这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如果政府只收税费而不让公民知道这些钱是怎么用的，公民就不成其为公民。

　　公共财政公开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那些以“国家机密”、“内部文件”等理由不想公开的，其实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不仅不符合世界政治公开透明的潮流，也有悖于我党庄严的历史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