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保障我国能源和资源的海外供应，还是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与投资，都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乱局给我国的海外投资敲响了警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 陈晓进

　　中东、北非乱局仍在持续进展之中，全球化时代，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在这一波乱潮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在海外经济利益迅速扩张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海外保障能力，已经是迫在眼前的难题。

　　北非乱局搅痛中国经济的神经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今年1至2月，中国在非洲地区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34.7亿美元，同比锐减53.2%，其中，在利比亚新签合同额同比减少45.3%，完成营业额减少13.9%。中国在利比亚共承包了50个大型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目前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而且复工无期，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预计将面临较大损失。

　　中东、北非的混乱局势也影响了我国能源进口。2010年中国进口原油2.3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中国从中东和非洲的原油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81%，而发生动乱的中东、北非国家，恰恰都是石油生产大国，而且都与我国有着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中东、北非两地政局的动荡会严重威胁到中国能源供应的稳定。近日，仅仅是心理担忧的预期因素，就已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上升，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市场在利比亚动乱升级的2月23日暴涨，突破和逼近每桶100美元/桶大关，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我国石油进口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大局。

　　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乱，造成该地区政权的频繁更迭，很可能使我国多年来在此地区的外交经营成果付诸一旦。以利比亚为例，如果卡扎菲下台，欧美必定会扶持成立一个亲西方的新政府，欧美参战国在此地区的商业利益将得到确保和优先，而我国的经济利益是否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安排，则成为未知之数。

　　海外保障能力落后于海外经济利益的增长

　　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在分享全球性的开放市场，加入全球资源的统一配置的同时，也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悄然风靡全球。随着制造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对于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也相应地不断增加。无论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还是铁、锰、铜、钾盐等大宗矿产，我国的后备储量都严重不足。因此，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寻求和建立海外稳定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就成为维护我国资源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年的经济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具备“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实力。目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遍布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2010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00亿美元，有54家企业进入了全球最大的225家国际承包商名录，共完成了海外工程营业额505.91亿美元，在入选企业数量和业务总额两方面，均为全球第一。我国企业在非洲地区和亚洲除中东以外地区占领了市场高地，其中在非洲地区共完成营业额208.0亿美元，占36.6%。

　　无论是保障我国能源和资源的海外供应，还是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与投资，都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而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乱局给我国的海外投资敲响了警钟：我国尚未建立起与自身海外经济利益相适应的安全体系，我国的海外保障能力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海外经济利益的增长。因此，在遇到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时，我国的海外利益就很可能处于尴尬局面。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所言：“未来5至10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可能会超过中国的吸收外资，故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向谁借鉴——英美日的经验比较

　　历史上，大国在对外经济扩张时期都曾经面临如何建立海外安全保障的问题。大英帝国当年发动战争，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其主导下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整个大英帝国400年的成功，是经济上的成功扩张，军事上成功保卫了经济扩张的成果。

　　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经济扩张，与英国直接运用军事力量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不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掌握制造业高端，通过掌握铸币权的金融信用，向发展中国家负债，从而“不战而攫人之财”。同时，美国也在控制能源和贸易航运路线的战略关键地区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军事基地。如在中东、北非，美军的基地和设施遍布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埃及、肯尼亚等国家。军事力量和金融手段，共同构成了美国保障其全球利益之盾。

　　与英美两国相比，日本走了一条和平扩张之路。日本在二战后事实上经历了两轮高增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海外扩张热潮：第一轮发生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把大量商品出口到国际市场；第二轮发生在80年代中期，日本在许多关键性领域奠定了优势地位，许多企业开始寻求海外投资办厂，收购了大量海外资产。之后20年日本本土经济长期低迷，海外资产收益成为日本的经济支柱。

　　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制约的限制，日本无法运用军事手段建立海外安全保障，因此长期来实行经济外交，用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主要方式开辟海外市场。198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宣称：ODA是“为确保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也是为“确保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连续多年保持了这一冠军宝座。通过ODA，日本另辟蹊径、扬长避短，获取了廉价资源，拓展了海外市场。

　　客观看待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处境：我国的军事政策是防御性质的，海外军事力量弱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我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无成为全球霸权国的野心；同时，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也是符合我国实际利益和立场的。因此，我们宜充分运用外交和经济力量，建立我国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

　　充分运用外交和经济力量构筑海外保障体系

　　为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与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合作的担心，我们应该加强与欧美国家各种形式的交流，建立高规格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据悉，法国总统萨科齐即将访华，重点议题是与中国商谈建立“20国集团”秘书处问题。我国应充分发挥我在“20国集团”中的影响力，借机与法国探讨我国在利比亚当前和未来的商业利益问题。

　　在资源外交上，应更加重视周边国家，有利于提高中国资源供应的可靠性。加大与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比如与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开发。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周边邻国同样也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与矿产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邻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的影响力辐射更为有效。同时，中国加快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将有助于周边财富带的形成，从而对形成一个和睦繁荣的亚洲局面，大有裨益。

　　在经济上，应继续加强对非洲等地区的援助。从2000年来，我国已免除31个非洲国家100多亿美元的债务，在非洲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国援助非洲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友好方式，承诺不以干涉内政、强迫非洲国家改善人权等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更不会像西方国家建议非洲大陆采行新自由主义或经济改革计划。许多受惠于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渐渐与我国拉近距离，过去十年中非经贸关系几乎成倍数增长。当前，西方大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大量对外援助项目面临削减。我国应借机继续加强对非援助，增强对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体系。目前国内这类海外投资信用类保险审批程序繁琐，且费率较高，应从国家海外资源战略和方便资源开发类企业走出去角度考虑，对相关的保险体系进行改革。除通常的出口信用保险外，中国还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该机构可向跨国直接投资者承保外汇冻结险、资产征用险、合同中止险、武装冲突和市民暴动险。对这一险种，亦应加强对资源类走出去企业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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