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欧洲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40年来先于美国加息的举措。与毅然决然的欧洲央行相比，美联储推迟“退出”的立场相当明确，伯南克依然故我的态度，表明美联储有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美联储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手段、顺序以及策略上，都有相当谨慎的考虑，绝不会贸然行事。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危机的平衡器，美国要利用其全球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获取最大的利益。

　　首先，从退出的策略和顺序看，“量化宽松”到底怎么退？事实上，所谓“量化宽松”包括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创新流动性管理手段、启动“国债和抵押担保证券(MBS)”购买计划等等。这些措施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4月初的26529亿美元，是危机前的2.95倍。美联储可能通过逆回购协议和在美联储的定期存款，来回收市场上的流动性，并出售美联储持有的部分抵押担保证券、机构债券和国债，进而压缩资产负债规模。因此，美联储只有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之后，才可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其次，从退出的工具和手段看，伯南克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不会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撤出刺激措施的工具，有能力回收流动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去年伯南克提出的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五大手段来看，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都面临着实施的约束。比如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就是致命的缺陷，因为美联储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资金成本。如果按照7500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额度估算，其利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总的利息支付就会增加75亿美元。在预算危机不断拉警报的当下，作为美国国债最大买家的美联储，若贸然抽回流动性，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出现大涨，这将加重消费者、企业及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并使美国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美联储怎敢轻举妄动？

　　可以说，美国货币政策立场与全球对立，是由其货币政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决定的。美联储向来把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国QE2的本质是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一个可以称得上“天量”的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当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这些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因此，可以说，“美元本位制”早已演变为“债务本位制”。

　　事实上，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历史经验数据显示，1946—2003年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GDP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要靠不断地放水让美元贬值，从而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削减收益。

　　美联储全球创造货币的机制与一国央行的货币创造机制相似，但由于是跨境的货币循环，全球货币创造的乘数要由各国的汇率制度而定，特别是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新兴经济体最为显著。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独立性，新兴经济体想以量化紧缩对抗量化宽松也难以实现，这不仅使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难度日趋加大，也可能使得政策效果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抵消。到头来，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最后面对的，就将是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导致的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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