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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谁能解答桑弘羊之问

2011年04月25日 14:54 来源:《东方企业家》杂志

  文:吴晓波  

  在中国经典古籍中,以经济为主题的甚少,即便有,与当今经济有关的也更罕见。其中,有一部著作是例外,它写于两千多年前,是一场经济政策论战的实录,一直到今天,还常常让人时读时新。此书名曰《盐铁论》。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主张官办事业的桑弘羊,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

  盐铁会议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自刘邦建国之后,实行了宽民政策,特别是文帝、景帝的七十余年中,大肆放纵民间经商,因而出现“文景之治”,景帝之子武帝即位后,一改前政,史载“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为了充实国库,武帝实行了强有力的收编政策,其中在产业方面,就是把当时最重要的盐铁两产全面收归国家。武帝去世之后,朝野对这一政策分歧颇大,因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

  从《盐铁论》看,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作色不应”、“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130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氏经济思想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这一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民间经济的萧条。

  二是官办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

  三是盐铁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弃本”,整个社会民俗败坏不堪。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陌生,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这一政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

  《盐铁论》是封建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却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也饱受集权之苦。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尽管国人在如此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探索封建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一景象应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干系。

  先秦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虽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汉代的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缺乏直面的勇气。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相对于话锋激烈、内容苍白的群儒,桑弘羊的思想体系倒是十分的完备。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羊滔滔雄辩,一点也不落下风。面对种种指责,桑弘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反对者们给出答案。他说: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无异于饮鸠止渴,而采取官营工商业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近年因治企业史,常常重读《盐铁论》,每每读到此处,必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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