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胜

　　在中国，人们对心怀善事的人从内心里是感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人们对施舍穷人的乡绅、财主称呼为“大善人”的缘故。

　　“大善人”就是好人，好在什么地方？当乡邻遇到灾荒时或施舍家财帮乡民度过灾年，或减免租税帮乡邻度过荒年困境，或散去家财建立乡校、设立义仓，或掏钱为乡邻修桥铺路，等等，就是这些有钱人拿出若干家财做一些好事、善事。

　　尽管历史上“大善人”不少，但作为社会慈善事业，在中国并不普及，所谓的“大善人”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散尽家财举善事，几乎没有，相反很多人把钱财看得很重，宁愿供其子孙挥霍，也不愿施舍给有困难的人，不愿意施舍给需要帮助的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大行善事的人，因此某个地方出现一两个“大善人”，人们就会不惜笔墨为其歌功颂德。

　　然而中国社会需要善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不均，需要有爱心的人出来关心、关爱弱者、贫者，这是人性的发现，也是一个健康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关爱。

　　当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家们日思夜想如何挣钱、如何享受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走在他们的前头，开始大行善事，哪一个地方遭灾，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要么是物质支持，要么是钱财支持。他的一次次善举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美誉，这个人就是大慈善家陈光标。

　　尽管陈光标的胸前挂满了各种耀眼的奖章，各种各样的表彰会也少不了他的身影，在中国所有的慈善家里他的出镜率是最高的，然而关于他的是是非非也不少。

　　“大善人”陈光标的善举本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为什么还会受到如此多的非议？

　　人们非议陈光标不在于陈光标的善举，善事本事无可厚非，问题就在于陈光标善举的方式。从心理学上讲，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处在极不平等的地位，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困顿卑微，在这个时候施舍者应该最大限度降低身份，以平等的身份和纯粹的爱心让被救助者接受救助而没有心理负担。但陈光标显然没有好好的研究被救助者的心理，尽管在大灾大难面前他总是冲锋在前，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个慈善家的善心，但他的做事方式让人无法接受，汶川地震，陈光标在第一个春节看望灾民，给灾民发红包，堆得像小山的人民币在荧光灯的闪闪下，发给了灾民。灾民领到了钱，但心里却不觉得舒坦，就像一个乞丐从行人的不屑中检到了一两枚硬币一样。

　　但陈光标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他再次故伎重演到台湾给灾民发钱的时候，遭到了人们的抵制。陈光标不理解，很多人也不理解，我救济你还落个不是，伤心落泪自然不免。

　　陈光标的伤心和社会上的非议，其实给我们这个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慈善该如何做，做什么？当一个家庭、一个人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时，单个的救助、资助送个红包可以感动人，当一个群体遇到困难时，再采取这样的方式或许就解决不了问题。慈善不是仅仅发钱，要了解受难者的具体情况。在中国还有很多的蔡善家，他们做的工作丝毫不亚于陈光标，然而却没有陈光标耀眼的光环，但并不影响人家的爱心。

　　慈善是自我的行动，不需要媒体的跟踪，也不需要奖章奖励。尽管陈光标受到非议，受到委屈，甚至受到伤害，但我们还是要为陈光标的爱心鼓掌，如果陈光标能转换做善事的方式，他的伟大依旧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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