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

　　个税改革方案讨论了两年有余，千呼万唤，终于现身。2011年4月22日，对国务院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未予放行，而决定向公众征求意见，时间为4月25日至5月31日。公众也很关切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短短数日，提的意见已达十几万条。

　　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将个税免征额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上调至3000元，又取消两档税率，原适用40%税率的，就高不就低，升为45%。目前的方案，扣除可免税的社保缴费之后，月入1.9万元以下的纳税人有减税，其中，月入7500元至1万元之间减税的绝对数值最高，但也只有350元，减税额占收入的比例还跑不过现在超过5%的通胀率。月入超过1.9万的则被增税了。

　　是不太给力。公众在情绪基本稳定之余，普遍不太满意。公众不承情，觉得本次税改起征点提得不够高，最高边际税率该降也没降，更发现本次税改在理念上与众所期待的普惠性减税背道而驰。

　　财政部、国税总局称，本次个税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并考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的实际情况。翻成大白话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中低收入阶层减税，得中高收入阶层增税，一增一减，轻而易举完成了“收入分配调节”。

　　这种理念所宣扬的逻辑是什么呢？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组称，如果个税起征点大幅上调，高收入群体受惠多，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会“相对受损”。这是说，如果普惠性减税，由于低收入阶层适用的边际税率低，因此减税的绝对数值低；高收入阶层适用的边际税率高，因此减税的绝对数值高，这样，穷人就“相对受损”了。

　　这种逻辑，乍听有理，其实大谬不然。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已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一个人消费的意愿和行为，并不取决于他的收入或财富在社会阶层中的相对位置，而是取决于其终身收入，即他一辈子工作收入折成的现值。简单说，你是穷人，政府多抽富人的税如果只是给自己花，并不能使你“相对受益”；反过来，普遍减税，富人减税的绝对数值即使比你高，也不能使你“相对受损”。而一旦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甚至更高，对更多不用缴个税的人来说，与先前缴纳的绝对数值比，减税幅度达到了100%，收益却是实实在在的。

　　况且，把1.9万元搞成一道分水岭，作为社会中坚的中等收入阶层被一分为二，一部分与低收入阶层一起，一部分与高收入阶层陪绑，这样割裂中等收入阶层，制造这一阶层内部的对立情绪，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自我认同的发育和规模的壮大。如果中等阶层不能壮大，甚至萎缩，社会稳定的力量就将持续衰减。

　　社会是一个流动的平台，不想成为富人的穷人不是好穷人，现在月入三四千元的人，未必没有在不远的将来月入三四万元的雄心。45%的最高边际税率我自岿然不动，在全世界都不落人后，而有门道逃税者却照逃不误。“正当致富、依法纳税”者一想到这些，恐怕就泄气了一半，“生产性努力”弱了，“分配性努力”强了，于社会繁荣极其有害。

　　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尚无实质进展，税收、非税收入等各种政府收入加总，占GDP比重已直追世界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而中国民众所享福利却处于相对很低的水平，两者很不相称。此时要做的，就绝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月入过1.9万元的增税以补提高起征点带来的财政小缺口，而是更大幅度地普遍减税，以藏富于民，激发消费。

　　在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时，理当视野放广阔些，除了调节公众内部收入分配，更要调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团结，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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