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去技能化的工人仍能发挥关键作用。

　　郑广怀  

　　在日益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去技能化的工人仍能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可能性建立在工人车间谈判力量的基础上，而车间谈判力量又与精益生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条紧密相关。

　　早在200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Beverly Silver教授就指出，在每一个汽车产业迅速扩张的地方，无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的西欧，还是七八十年代的巴西、南非和韩国，生产的地理迁移都伴随着周期性的新兴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她基于此提出了“中国假设”，即随着过去二十年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大规模的投资，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的汽车工人维权。尽管这一假设能否证实尚待时日，但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人已经向外界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向外界表明，中国的新工人不仅是一个曾经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更是一种能够自觉地干预社会进程的力量。

　　中国的新工人不仅敢于展示力量，而且善于展示力量。他们知道某一零部件对于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意义；他们懂得选择在订单即将完成时通过停工提出集体诉求；他们学会了在与资方和政府的谈判中轮流派出谈判代表；以避免固定的谈判代表被“秋后算账”的风险；他们深谙互联网的巨大力量，通过网络动员和争取社会支持成为抗争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深知工会对于工人团结和组织的重要作用，和提高薪资待遇一样，“重整工会”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面对工人维权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开始逐渐向中国内地迁移。资本的盘算非常清楚，虽然低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模式在沿海可能难以为继，但内地的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并且有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

　　诚然，在地方政府将替企业招工定为考核公务员指标的前提下，内地劳动力可能比沿海更充足，可能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但不要忘了，劳动力成本也取决于工人在近期众多的维权中展现出来的车间谈判力量。

　　张璐博士曾经研究过一家汽车公司，其某个生产基地的工人以“苛求”而著称，于是该公司在其他省开办了新工厂，工人廉价且更为温顺。但新工厂开办不久，温顺的工人组织了集体维权，要求工资水平与原生产地点工人保持一致。该研究验证了Silver的如下论断：“资本确实通过循环往复的搬迁重新确定其地理位置，从而寻找更为廉价以及更驯服的劳动力，但最终却在每个受到资本青睐的生产地点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以及新一轮劳资冲突。”

　　125年前的5月1日，芝加哥的工人为争取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91年前的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地的工人集体上街，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一个世纪过去，“8小时工作制”写入我国《劳动法》距今已17年之久，但根据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报告，2010年珠三角外来工日工作时间均值为9.34小时，最长加班时长均值为4.49小时，每周工作时长为57.4小时(法定每周工作时长为44小时)。 

　　或许，法律文本(政策文本)与无效执行之间的落差恰恰造就了工人维权的空间。如果说，中国的老工人用他们的鲜血赢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国的新工人就将以他们的行动将法律和政策付诸实践，将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国劳资关系的转型。 (本文摘编自5月1日《南方都市报》，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工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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