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中国放松生育，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下降，给呼吁放松生育的论断提供了新的理据。

　　笔者不支持放松生育，正如鄙视此前鼓励生育。

　　第一，生育是个人与家庭的选择，但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期，却当作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或者鼓励、或者抑制，生育偏离了正常的人性选择，而成为政治选择、社会选择。

　　如果说以往鼓励生育、光荣妈妈等措施，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未来的战争储备，那么，现在鼓励生育的人，以人口红利相恐吓，则是把人当作了经济的工具。人口红利在经济上是否适用暂且另说，无论是鼓励还是抑制，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变，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在生育问题上成为彻底的无脑动物。

　　第二，中国生育增速下降，但人口基速依然庞大，业已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环境接近崩溃的边缘。

　　仅看华北一地，就可以了解资源的极限。

　　2009年12月15日，人民网有一则题为《世界上最大地下水漏斗 华北危机怎解？》的报道，其中提出，华北区域人口约1.2亿，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粮食产量占全国10%。华北平原水资源仅占全国1.7%，却维持了这一地区几十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目前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每年开采量达到206亿立方米。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据“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先生的介绍，华北平原已经出现地下水枯竭的现象，　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分析，如果地下水的补给项小于排泄项，自然的水均衡条件被打破，就可以说危机发生了。危机的效应包括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地下漏斗，区域上发生地面沉降，地表干旱沙化。

　　其中有降水减少等自然原因，但人为原因不可忽视。几十年来，山区大规模建设水利工程，修建水库1600多座，总库容300多亿方，控制了山区汇水面积的85%以上，直接导致下游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水库的建设也增加了水资源的蒸发。上游地区因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量增加，也导致对下游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的减少，国际上公认的河流开发程度应控制在30%～40%左右，现在华北平原主要河流上游控制利用已达70%～90%，给下游剩余的生态流量严重不足。人对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

　　这绝非华北地区一地的资源恶化，事实上，长江变黄河、黄河断流，显示中国的自然生态已经处于危机状态，而中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大坝一样，是对自然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变，从未来说很难说是破坏还是造福。

　　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批复设计单元工程84项，概算核定总投资约1405亿元，占已批复可研报告动态总投资2289亿元(不包括东线治污和中线水源地保护投资)的62%；截至2010年7月底，下达投资865.5亿元，完成投资574.7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38%和25%。仅丹江口移民工程，就需动迁安置总人口约33万人，其中湖北省18万人，河南省15万人。

　　有许多人以日本东京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和谐共处，认为中国并不是人口众多，而是因为不合理使用资源造成的结果。对此反驳，我只能说，等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与日本同步，再来谈同样的资源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越来的资源使用工程，成为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

　　并且，日本此次震灾与核灾难显示，日本为了国民生活与经济，不得不加快核电发展，让反应堆延期服役。请不要告诉我，中国的风险控制举措一定会超过日本，国内频发安全事件，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很难让人相信这空口许诺。想想康日新吧，不是中国核工业领域的关键人物吗？他的下场能证明这些关键人物都可靠吗？

　　第三，所谓经济人口红利从头到尾都无法验证。

　　一些人认为，当中国人口红利下降，中国经济将遭遇劫难。人口从来不是经济的惟一指标，中国鼓励生育、人口增长最快速的年份，恰恰是最贫困的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单靠人口增长就能够提升经济增长，原因是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群体截然不同。

　　以房地产为例，一些房地产研究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中国的投资性房产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外，中国农村有再多的人口，与房地产市场毫无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收入提高、资本时代到来与通胀压力叠加的结果，否则，我们很难想像为什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如此之多的人怨声载道。当市场的房价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此时大部分人将会成为房地产的有效消费群体，人口对于市场才是有效的，否则，房地产投资只能是20%的高收入阶层的专利。

　　目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面临招不到工人的窘境，与其说这是中国人口红利丧失，不如说是一直以来对农民工的欠帐，使他们只能停留在养家糊口的生活水准上，进行代际之间的贫困传递。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发展，在东部形成了同质化的产业链条，却未能形成有专业技术、有社会保障的产业大军，现在，是到了还帐的时候了。

　　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不少，却找不到合适的高技术工人，找不到高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每年有上千万农民工离开土地到城镇工作。但根据中山大学、南方都市报与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统计，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

　　根据中山大学2006年在珠三角所做的调查，95%的农民工第一次涨工资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结合德国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从1993年到2005年，除去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而增长主要是延长工时、换工作。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

　　我们现在鼓励公平的城镇化，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绝不意味着低价农民工时代的延续。只有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才存在人口红利一说，而在技术产业中，存在的是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增加个人的消费能力。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的说法，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如果人口下降的同时，个人的物质精神财富大量增长，则是中国城镇化之幸事，中国的内需未来五年仍然会有数万亿的增长。至于未来是否陷入通胀，取决于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自律，取决于企业效率与社会总体效率的提升，与多生多少人关系不大。

　　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中国目前之所以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恢复均衡之后再谈放开生育 不迟。有人特别强调生育权，但资源的压迫与人口的泛滥只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如果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取消移民限制，不把财富与技术当作移民的门槛，允许中国孕妇在全球自由生产落籍，他们才是为生育权真正支付了成本。否则，就是华而不实、嫁祸与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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