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最近，武汉展开清理市直单位公务员津贴行动，公务员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贴估计总额数千万元。其中一市直机关被要求清退津贴908.87万元，人均退还7.39万元。这次行动的背景是去年底中纪委对武汉市直单位的例行检查，发现滥发津贴现象频发，武汉市要求“自查清退”。(5月3日《新京报》)

　　公务员该发多少工资奖金和津贴，公务员法规定得清清楚楚，武汉不少单位“创，造性发钱”，无疑属权力自肥。有网友说，这已涉嫌集体腐败，应追究法律和行政责任才是。然而武汉这些单位仅象征性地“自查自纠”就了事。

　　行政机关滥发津贴，武汉不是第一例，但如此集中且大规模，确实不多见，如果真有决心以此为契机杜绝行政机关滥发津贴，监管部门就不能允许武汉靠“自查自纠”逃避责任。

　　更进一步说，追究责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机制上掐断滥发津贴的通道。从报道可知，武汉这些单位滥发津贴的来源主要是预算外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最主要来源。武汉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10年该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高达21.78亿元，新华社撰写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报告也称，武汉行政收费多已在社会形成普遍共识，路“桥费多而杂、人为设置罚款陷阱等大量存在”。所有这些，对应一个事实：拥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纷纷热衷“执法经济”。

　　行政机关的经费只能来自拨款，如果放任其“以罚代管”，千方百计“创收”也就在所难免。武汉滥发津贴事件，其警示价值不仅在于揭示“公务员津贴之乱”，更在于昭示脱离监管的行政权力会如何走向自肥。对此，清理行政处罚权，让执法最大程度远离金钱，才是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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