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平：民企需要更宽松的环境

　　近期，在浙江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部分企业主“跑路”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困局。目前，当温州当地的危机渐趋缓解之后，人们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民营中小企业家这一群体。

　　由于长期为民营企业家授课，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和EMBA课程主任陈杰平对这一群体保持长期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些民企老板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生活奢侈，全靠政府关系发家致富，相反其中很多人低调朴素，在企业管理方面并不输职业经理人。陈杰平认为，中国需要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激发经济的活力，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民企最担心政策不确定

　　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

　　新京报：您怎么看此前温州出现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情况？

　　陈杰平：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制度安排有缺陷。放高利贷的冲动人人都有，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一个月回报10%，没有风险，我也会去放贷的。但有了供给，必须还要有需求。如果只有需求，是不能转化为经济利益的。为什么温州那些企业要借高利贷？就是因为它们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这值得深刻检讨，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新京报：那应该如何解决中小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

　　陈杰平：让国有的商业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风险高、额度小、收益低，而且银行内部没有评价衡量风险的体系，所以银行没有积极性。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引进民营银行，打破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竞争是解决效率低下的最好方式，民营企业掌握大量资金，它们也愿意进入金融业，如果国家开放金融领域，它们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医疗和教育行业也应该面向民企开放。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主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陈杰平：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这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政府怎么样对待民营经济，应该有个非常明确的表态。虽然都在说中国没有“国进民退”，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为什么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移民海外？就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情况看得不是很明朗。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掌握最多的资源。

　　事实上，民营企业面临着很多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一些利润和回报比较高的行业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同时，在资金来源上，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非常高，银行对它们提供贷款的条件也比较苛刻。

　　新京报：您认为目前来看民营企业主面临的比较突出的政策问题有哪些？

　　陈杰平：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房地产宏观调控，不同的人对这一政策有着不同的解读。目前的调控主要靠两个手段，一是限购，二是控制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大量资金周转；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认为，如果调控持续下去，一些资金来源有限的民营房地产企业可能就会被淘汰，整个房地产行业就将面临重新洗牌，留下的很可能就只有国有房地产企业。这也许不是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但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政府应该给民企提供更宽松的生存环境，出台一些专门扶持民企的政治、经济政策，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这也是民企对政府的期望。

　　外界对民企老板有误解

　　外界有一种误解，觉得民营企业家没有真才实学，其实不然。

　　新京报：能谈谈你对民营企业家的印象吗？

　　陈杰平：外界有一种误解，觉得民营企业都是通过和政府的关系发家的，第一桶金都是灰色收入，并由此推断出民营企业家没有真才实学。其实不然，我在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优秀的管理者，对企业有着独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作为教授，我们也从他们的案例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与这些企业家相熟之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探访的企业资产规模都在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是他们的“掌门人”生活却是非常简单，他们的吃穿用度都跟普通人一样，甚至还不如城市中的白领。其实，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享受，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我曾经调研过武汉一家排名前三位的房地产开发商，公司接待我在他们的职工食堂吃饭，环境挺不错，菜也吃得很舒服，完全没有外人想象中的“一条龙服务”。

　　新京报：能介绍一个让您印象最深的案例吗？

　　陈杰平：我曾经与一个河南的企业家一起到他在郑州的公司考察。我们坐火车从武汉出发，路上吃得不太好，结果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一家社区医院打点滴。他告诉我，由于长年高负荷工作，他的抵抗力严重下降，从嗓子到胃部每隔半年就会发炎一次。医生每次都嘱咐他连打三天吊瓶，但他常常忙到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第一天打完吊瓶就立刻投入工作了。像他这样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有时电子邮件都是凌晨一两点发出的，早上七八点钟，他们的手机已经开机了。很多企业家长年累月地工作，从不休息，十一长假出去开会，有的甚至春节都还在工作。他们的工作强度太大了。

　　创新需要制度环境

　　中国一定能出现乔布斯，但要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创新精神。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杰平：民企一定能创新，只要给它们一个合适的环境。在新加坡、硅谷，华人创办的企业都非常有创新能力。而在中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就不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的不足。中国为什么没有国际知名品牌？因为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很大的投入。创造了品牌后，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间应该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回报，比如可口可乐，不然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意愿。在制度方面，我们应该保护创新的积极性，保护创新的成果，使其能够真正被创新者所享有。

　　新京报：那中国能否出现乔布斯式的企业家？

　　陈杰平：一定能出现，但不是现在，还是要靠制度环境的改善。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各种思想可以充分交流，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就是教育体系改革。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教育要守规矩、会考试，但在创新能力方面就明显不足。我们通常会觉得，中国学生的数学学得好，但在美国，真正顶尖的却是美国学生，因为他们选择的专业是自己喜欢的，但中国学生学的往往是比较好就业的专业。

　　我和我的学生讲，希望他们能“认认真真地玩”，这个“玩”不是“玩物丧志”的“玩”，而是像巴菲特玩股票，比尔·盖茨玩电脑那样，做你爱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好，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乔布斯。

　　中国人聪明、勤奋，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就能激发出创新的潜力。我最近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一代的年轻人“玩”得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心态和老一辈的创业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从民族文化创新的角度来讲，是一件好事。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沈玮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