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维什：国内不平等威胁全球失衡

　　世界各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去甚远，但向高端人群集中却是普遍趋势，而集中程度的变化也导致了计划储蓄的变化；许多国家内部存在的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的问题(以美国为甚)也应该引起类似的“凯恩斯主义”担忧

　　华盛顿——修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正式谈判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但在2011年，这一问题仍是世界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平心而论，全球失衡的问题如今是要比危机前有所减小了，但从未消失。现在，其中一些又出现了抬头的迹象，与此相伴出现的是众多国家的不平等性。这绝非巧合。

　　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全球再平衡的声音，其中收支存在盈余的新兴市场——最常提起的便是中国——应该刺激内需，以便发达国家(其中最大的便是美国)可以在不威胁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减少赤字和公债。由减少国际收支盈余创造的净国外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正在实施紧缩政策的美国和其他高负债国家公共部门需求疲软的危险。

　　但是，问题并不全在于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新兴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印度、南非、巴西和土耳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经常项目赤字。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经常项目盈余：德国便是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其他还有日本、荷兰和瑞典等。

　　因此，尽管全球再平衡确实需要减少盈余，但问题并不全在抑制新兴市场盈余以使发达国家赤字也随之下降。进入2012年，德国盈余的下降也许比中国的下降更具有紧迫性，因为减少德国盈余将立刻给欧洲带来好处，而欧洲正是全球复苏最大风险之所在。

　　此外，人民币正在经历快速大幅的真实升值，而中国的通胀也在以比美国和欧元区快得多的速度抬头。事实上，尽管德国存在大规模盈余，但“德国”欧元仍然在贬值，因为先入重重困境的南欧国家同样也使用欧元。

　　中国和德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复苏的障碍，这固然不错，因为它们汲取了世界的潜在有效需求，也使得全球“计划储蓄”超过了“计划投资”，产生了衰退压力。但许多国家内部存在的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的问题(以美国为甚)也应该引起类似的“凯恩斯主义”担忧。

　　从某种程度上说，收入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可以视为与“外部”经常项目失衡类似的“内部”失衡，因为高收入群体的储蓄比例通常远高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向高收入者转移将导致总储蓄高企，而这必须由更高的投资、更高的出口或更高的公共支出来补偿，以避免产生衰退压力。

　　世界各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去甚远，但向高端人群集中却是普遍趋势，而集中程度的变化也导致了计划储蓄的变化。在收入持续集中的国家，应该都会出现通缩压力。

　　当然，其他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可以抵消这一压力。在美国，政府政策和金融部门的手段鼓励了低利率和低收入群体的债务融资消费，在危机爆发前补偿了高端人口的高储蓄。因此，尽管收入集中度创出了新高，但美国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在中国，净出口和大手笔的政府支持投资项目确保了经济的持续扩张。在德国，净出口也在增加。

　　然而，收入向高储蓄群体集中和经常项目盈余的增加对世界总储蓄的影响在一开始是相似的。当然，也只有一开始的影响是相似的。接下去就要看经常项目盈余的增加导致了储备的积累还是更多的对外投资；要看不同收入群体如何在进口品和国产品之间分配支出；要看国家在实行什么宏观经济政策。

　　失衡的整体图景必须包含不同国家的人对进口品和国产品的消费倾向，以及公共和私人储蓄之间的平衡。此外，我们的“全球失衡”担忧还必须做一个补充，即关于收入集中度的增加怎样导致程度相当的“内部失衡”和衰退压力的分析。

　　这些失衡问题是彼此联系的，均能威胁到可持续快速增长。全球失衡和恶化的国内不平等需要放在一起分析和讨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克马尔·德尔维什是前土耳其经济部长，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署长，世界银行副行长，现任布鲁克林研究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