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制度创新不可或缺

　　□本报实习记者 张莉

　　今年无疑是的“金融改革年”。汇率波动幅度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利率市场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温州综合金融改革和滨海金融创新措施等地方金融创新举措不断出台，这意味着金融改革加速推进。其中，深圳依托前海，再次走在前列；从前海远景规划来看，若能达成预期，亦不愧为全国金改棋盘上耀眼的一颗棋子。在这一过程中，前海所创造的效益不仅是优惠政策带来的，更是制度创新带来的。

　　4月12日，《关于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获得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包括推进前海股权交易所建设，加快深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等金融创新的内容引起诸多关注。“深圳前海推出重大金融创新”的消息旋即发酵，引发一些金融概念股井喷。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未来势必能享有各方面的“政策红利”，以利于深圳通过创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经济腾飞梦想。依照前海蓝图设计，将来前海的GDP产值是惊人的：到2020年，前海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值将达100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对于前海效益的美好憧憬无可厚非。

　　然而，政策红利带给前海的巨大经济效益，对如今庞大的中国经济总规模来说，一定程度上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而前海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此。更准确地说，前海最需要的并不是“政策红利”，而是“制度红利”。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西方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要归因于一系列的体制革新，这些革新包括竞争、科学革命、法治、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也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不在于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还有多大的上升空间，而在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潜力。

　　从目前前海的制度设计来看，似乎就在朝着制度创新的方向发展。在已经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中，有20余处涉及香港；在治理结构方面，前海设立理事会，前海管理局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特别重大的事项，应当经理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中带有较为明显的香港色彩，而作为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对于前海的制度借鉴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任何制度实际上都存在路径依赖，存在政策调换的时滞，而在前海地带，恐怕还要附加深港两地的价值观差异。因此，深港双城“基因”融合事实上也是一大难题。此外，优化产权制度安排，建立有别于一般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也需要进一步明晰。有专业人士曾说，前海若能成功，肯定是在制度建设上有大的突破，而不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

　　2010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将前海明确定位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这意味着，前海试验区最终将发挥城市新区样本的“示范效应”，将发展的经验与模式推广开来，以实现区域发展的远期战略目标。而成功的“前海示范”一定是先进的制度示范。在这个层面上看，前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