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东北证券于2011年7月2日在长春举办“东北证券2011年中期策略会”。与投资者共同探讨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政策走向，预测A股市场走势以及投资热点。新浪财经对本次策略会进行全程直播。财政部财政科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会上发表讲话称，我觉得年度中间近7月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作为研究者对于政策设计的管理层、管理部门、决策层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应该强调更加注重通盘把握和审慎权衡之后，把当期或者短期、中长期问题更好的做衔接，力求形成有远见的政策设计和决策。

　　以下为贾康的讲话实录：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策略会上作为研究者向各位谈一下自己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财政取向的看法，把这些汇报出来，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在下面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段，我想把自己的看法汇报一下，欢迎各位就你关心的问题写成纸条递给我，我尽量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我们可以由讨论、互动。如果大家的问题比较多，我会压缩自己原来准备的问题，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起研讨。结束之前，如果在座的各位朋友觉得有必要，也可以直接口头提问。

　　下面，我先把自己的基本看法向各位做一下汇报。谈到当前宏观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显然是与资本市场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资本市场投资、理财等等实际的具体管理和操作环节，显然不能不先看一下宏观的大势。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接触过很多讨论，实话实说，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讨论，我认为是必要的，包括各种观点的碰撞和交流。我首先对当前形势做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我觉得年度中间近7月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认为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果我们作为研究者对于政策设计的管理层、管理部门、决策层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应该强调更加注重通盘把握和审慎权衡之后，把当期或者短期、中长期问题更好的做衔接，力求形成有远见的政策设计和决策。

　　当前确定的复杂性可以从四个角度看一下：

　　第一，中国现在人人谈话的物价走势，它代表CPI阅读指标，已经到5.5，一般人预计到7月份公布的比6月份同比数据要高一些，但是很多人预计，今年下半年是不是和上半年相反，是不是要回落，这样的声音比较多，但同时我也看到有一些影响的研究者，包括宏观研究者王健先生，他认为下半年的情况很难乐观。他特别关注的是在物价走高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往下回落，是不是会出现所谓中国特色的滞胀，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回到物价本身，分析也会存在各个观点，是不是可以简单说，显然中国物价往上走的势头，这个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存在通胀的问题看成复合问题，大宗商品、原材料是我们不能左右，也有我们的用工成本提高的明显的成本推动因素，我们看到的大量信息资料都在表明，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我们的用工成本是越来越高。用工成本增高的正面效应、负面效应也值得做很多的研讨，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丧失廉价劳动力、相对竞争优势的问题。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谓的优势必然要丧失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争取的是运用这种压力，促使我们的企业升级换代，使千千万万的企业同时在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集约型、可持续等等，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这种压力，把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呢？这是一个从正面角度考虑的问题。

　　但是光讲成本推动，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现在在全面开放，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结汇的压力已经长期化，这种从基础货币投放出去，必须以央票等等手段对冲流动性，对于我们的制约条件和物价的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往往以很高的成本，用央票做对冲之后，仍然不能够比较完全对冲掉流动性过剩的部分。现在有不少人强调中国的货币投放龙头或者供应量存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并不一定表现为一个直线型的，使物价往上走的过程。虽然我们被告知经济大冲击的波段，一般人称为后危机时代，但是后危机时代来临代表的所谓相对高涨期，在中国的实际生活里一定还是波动式的在表现。如果上半年或者今年物价比较高，并不以为着它一直在走高。种种因素也造成在物价上升一段以后，有所回调。回调以后，可能再次回头向上，形成较大的压力。通过过去的经验，只要从相对低迷期长到相对高涨期，总得延续3-5年，虽然没有有效的模型方法来预测阶段转换，但是我们经验的判断还是有必要的。最大的可能性，今后3-5年是处于中国经济的相对高涨期在运行，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多的体现为通货膨胀的压力或者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大家都在谈论的带有不确定性的经济生活中的事情。

　　另外一个角度，前一段时间在很多媒体上有过非常重点安排的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局，有的报道甚至说珠三角中小企业已经出现了倒闭潮，我也问了一些同志，在自己的信息范围内做了一些考证，现在的现象似乎是中小企业倒闭潮言之过重了，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困难非常明显，有人说很类似2008年两防的阶段上，中小企业当时碰到普遍的严重问题，言下之意，这个逻辑是说今年如果掌握不好，我们可能重演2008年的局面。但是真正的重演，2008年经济直下，变成世界经济的大危机，我们的情况，受到外部，如果中小企业在融资条件方面比较困难，市场主体层面已经感到普遍吃紧。外界又在谈论希腊主权外部危机，又来一轮，像欧盟经济体出现一轮经济明显走低，说得再严重一点，它在拉动美国、日本经济体一起往下走，中国难以独善其身。这个大前提放在这儿，现在看其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防。

　　我们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中小企业的困难在经济生活里有什么正面效应，它明显带有逼着我们这些企业自己想方设法升级换代。所谓苦练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凭借市场的力量，淘汰其中的落后产能。中小企业注定大部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自生自灭的，真正能够成长下去的，5年、20面，面上说，这是极少数的。不断涌现出的中小企业，给中国提供的就业机会、经济支撑、各种发展因素，在草根创业、小规模创业阶段里，这种酝酿，这个前期必然要有铺垫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它带来的就业稳定，小企业的创新而带来的提升，包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税费收入等等，都是一个观点，这也是全局来看，我们还要进一步跟踪它的发展态势，把它联系到全局，我觉得我们在三、四季度之间能够做出清晰的判断，一个重要的视角。

　　第三个比较牵动全局的事情，中国在这一轮经济运转过程中，矛盾更加凸显，资源产品的价格机制，比价关系问题。多年不能理顺煤电价格，今年前所未有的把矛盾升级了。电荒告急的局面，非常令人尴尬。作为研究者，非常痛心的局面是火电在放风，以很多的发电厂集体静坐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了，必须从正面强调这样一个短期所谓电荒问题和中国长期发展中间始终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最主要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我们要问为什么不能理论，这个硬骨头怎么啃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矛盾凸显，对于黄金发展期的威胁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再说得直率一点，这个机制不能理顺，要找到对策，就必须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活里非常敏感但是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案的反过渡垄断问题。像电力行业早有形成了所谓厂网分开的原则。但是现在就看不到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竞价入网方式，这个机制要破除，这里隐藏着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化解，这不是年度的问题，是从年度里看到的表面形式，要延伸到有没有可能在中期的概念下，拿下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它和配套改革的攻坚任务。

　　还有一个重要角度，现实生活里，在原则上很确定，运行中间却明显隐藏着不确定性，在改进民生上，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能取得什么进展？大家都在谈论，要使民生得到改善。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都希望自己的收入更高一些。中国占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收入怎么提高？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障碍，如果让农副产品价格更多往上升一些，使中间环节参与的分配份额不要过高，不要让好处都给中间环节拿走，得实惠的就是中国多数社会成员——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改进和提升。这本来是中国内在逻辑已经有所导向，只要环境允许，就应该把更多的潜力空间释放出来，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的调整。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CPI升到4出头的社会状态，社会已经全面紧张，各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的拿物价说事。我们的决策层、管理层就必须表现出非常重视的态度和非常严厉的管理姿态，要严防物价继续上升，80%的上升成分就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CPI指数。

　　所以，说到改进民生，回到最基本的问题，首先就碰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两难局面，又希望中国的社会成员增加劳动收入、增加自己的实惠；另外一方面，更多人有便捷条件增加农副产品价格，随行就市往上走，希望就此来缓解社会矛盾，这就把民生的改进，实际又加入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决策方面对实际的掌握界限在哪里？我们到底在改进民生方面有多少实质性的推进？

　　还有现在很多人议论的，城市居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住房问题，而我们在框架上有明显进步的是已经清晰形成了双轨框架。最主要的表现是，保障房的事情总理管，商品房的事情总经理管。政府必须做好各个辖区土地开发的规划、动态规划，在此之下，把所有的功能区、所有的技术设施、所有的不同类型的住宅合理地做分布规划之后，管规划，保障房的管托底，加强管理，商品房管规则和税收，这里政府应该顺理成章往下发展的事情。现在看到的进展是，今年决策层非常明确的要求，1000万套保障房，作为硬任务，下放到地方，今后几年，3600万套，马上有人预算出，今年需要的至少是1.3-1.4万亿。怎么筹资？几次开会都在谈论。看起来是和民生相关的，但真正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贯彻下去，挑战也非常明显，我们必须在这里催生出一些PPP之下的新生机制，这1万亿让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能的，再让财政怎么扩张，也不可能由政府把资金拿出来，安排下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对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明显的是，在保障房政策里，我们看到了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努力发展机制，通过PBT、拼盘、政策性融资机制的打造、发展相关的种种事情，结合在一起，这种负面的不学习性才可能逐渐减少，让正面的效应如愿的一步一步体现出来。

　　第四个视角，点到为止，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复杂的问题。在民生概念下，隐含的概念是，大家都希望把日子过好，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利益，怎么得到更好的引导力量，能够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权衡、衔接好？这样一个挑战，如果应对不好，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到现在我们所谈论的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在前车之鉴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拉美，在这个方面走得很不顺的经济体。王健前面所说的物价指数还要往上走而经济速度往下落，他画了一条线，他说这条线应该在8%上。我在逻辑上认同他的思维方式，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我们要解决重大经济期，对于三步走的重大战略来说，这个思维应该好好思考。如果大家都接受短期利益，实际是掏空了发展后劲。说起来，民生在改进，但是我们让后劲撤空，下一步要看到的就是收入陷井。

　　我只是点到为止，谈一些粗线条的思维要点。

　　再往下谈谈基本的财政政策框架和要点问题。如果要说今年财政政策的框架，中央的表述是非常清晰的，在货币合规稳健的情况下，财政必须积极，体现出扩张的特征。为什么在宏观上要选取这样一紧一松的搭配，我觉得从财政角度至少可以勾画出四个理由。

　　第一，前面两年多一点的时间，4万亿的政府项目投资，完全安排出去以后，其中有一些已经鞠躬，有一些正在抓紧建设过程，他带来的后续资金投入方面，实际的资金需求必须得到一种力量去满足。而前面的运行框架就是财政政策有区别对待的形成七大重点，4万亿里1.5万亿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电网建设，1万亿是地震灾后重建。另外还有5大项，从2000多亿到4000多亿分别在保障房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改造、教育医疗相关的硬件，等等，也包括新农村建设，这些带有明显的结构导向的政府项目重点投入，使4万亿的施工量完成下，后面跟着的资金投入，可以举一个小例子说明一下。比如东北地区，前几年在棚户区改造有很多成功先例，这4万亿里有4000多亿里仍然是从棚户区做起的保障房建设，搬入以后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他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和新的保障房配套的集中供热供暖很多需要升级换代，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解决它，明显的财政支持来自财政方。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条件完全升级换代，这些居民的收入无法支付取暖费，东北的取暖期在四、五个月，以前在棚户区怎么办？对付着，但是现在进入了集中供热供暖的楼房，取暖费必须规范处理，怎么办？财政必须筹措一笔钱，发取暖补助。4万亿后面的资金支持需要在财政政策能够带有一定扩张特色的时候，要把这种事情衔接好。

　　第二个财政政策，保证力度的角度，就要说到我们现在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巨大资金，最明显的是新医改。决策层非常明确的说用三年左右时间建立全体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当时财政预算资金增加的投入是8500亿以上，这8500亿和4万亿基本没有重合，是另外筹措，按现象的情况，已经投入了几千亿，再往前算，总量一定是1万亿元，比原来的计划要高。实话实说，新医改，不仅是资金筹措的问题，还有机制的问题，现在还存在很多困惑和难题。

　　第三个角度，中国的社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应该讲已经有了几轮的升级换代，交通方面已经看到了，七一之前，标志性的京沪高铁开通，令人非常兴奋。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基础设施等很多其他社会的支撑要素的瓶颈凸显出来，可能对整个社会形成威胁了，还不说新建设里的病险水库等。去年秋收，在首都公共交通体系出现了严重威胁，对外原来叫八达岭高速现在叫做京藏高速，堵塞九天，震动全国，也成为全世界的谈资。要解决交通大干道问题，除了启动几省联合疏解之外，我看真正的治本之策必须有大手笔，赶快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在这个方向上，是不是要打通一条副线是建一条国道还是高速，还是建一条铁路分流八大岭高速上运煤的压力，论证出来之后，通过可行性审批程序以后，形成增加有效供给的施工，尽快把威胁整个干道能否可持续运转的问题解决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突然又会看出前面的事情，为经济生活的严重制约动不动又浮现出来。

　　再看北京市内，北京市内的公共交通体系被人形容为“首都变首堵”，怎么化解？只是强调行政手段为主的限购，通过摇号，限驶，通过单双号，还要加上中心区停车费要翻跟头往上升，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不是体现了治本的高水平呢？方案本身没有看出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机动车一定是往上发展的，北京的机动车量远远低于纽约，但是为什么人家堵不死，但是为什么北京动不动就堵得全城瘫痪。我觉得非常简单，北京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下决心和时间赛跑，尽早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的四通八达的地铁网，这个事情非做不可。做这个事情，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包括财政政策的支持，从这一个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包括我们之前认为已经有几轮交通换代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交通问题。有专家说，中国的道路发展已经远远超前，我觉得这个观点断然不能接受。更不用说有些地区“要想富、先修路”，先把路网修过去，就说北京。财政政策的支持仅仅全力还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更有效的像4号线一样的拉动民间资金、境外的、香港资金一起做这个事情，才可能做得更好一点。

　　第四，财政政策为什么一定要保持扩张特征？和我们现在物价的结构性特征有密切关系。中国的物价问题，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意识地看每个季度的CPI数据，2007年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下来以后，CPI分析的结果高度一致，当时的印象就是：摸高8%的CPI指数里面，具体构成要素，第一大项是食品价格，食品价格占到八成左右，还有一成多一点是房价，统计一下主要是房租。这就占到90%以上。其他的占不到一成，10%的份额。到现在这几个月，已经有几个季度，从去年报出5.1%的CPI，现在又到5.5%，看到具体分析，和那个时候又高度一致。我们现在是75%-80%仍然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物价指数，10%-17%是房价因素。仍然是其他所有物品加起来，1成或者1成不到。它给我们的政策设计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启示呢？货币政策必须适当抽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必须赶快有针对性的发挥自己的功能，提高有效供给水平。按照财政部谢部长愿意用的术语，财政政策是点条控制，把自己的作用力施加到那个对象上。现在化解CPI的压力，财政部要进一步运用自己的资金，给农民补贴，给种粮的农民、种农副产品的农民，给他们补贴，使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给今后一个时期得到上升，增加有效供给，就使供需趋向平衡。

　　另外一个角度，财政已经在做的，支持现在可以调控的国家掌握的物资储备，比如猪肉投入市场，平议物价，不是产生什么帐面收入，往往是政策性亏损。国家掌握的库存投入市场，起到评议物价的作用，也就起到了维持全面的稳定，消解民众的不满，从经济的意义上升到社会的意义。财政部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同样要解决政策性补贴要运用财力。

　　再看住房，我前面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保障房在加快进行，有一个很清晰的，过去不清晰的而现在越来越清晰的公租房，公租房的对象就是在网络、微博(http://weibo.com)上最愿意发出的年轻白领。显然，他们不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即使争到商品房，很多人也说变成了房奴，很痛苦。最有效的应该是非常清晰的，管理上哪怕投入成本也要管理界限分明，能够比较好的对应收入夹心层的没有产权的公租房，但是公租房要整洁、体面，进去以后，居住者会避免原来租房市场上租了一个房子，房主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增长价格，他可以谈婚论嫁，可以生孩子……这样的供给出来以后，加上房地产新政，合在一起，非常健康的因素，这些收入夹心层，在自己职业生涯初期以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公租房给他提供有效租房，使他住有所需，再加上其他调控措施，使闲置的房源进入租房市场，市场上的房租价格应该是稳步的，甚至是回调的，不会再造成CPI里往上冲的因子。这就是基本的关系。而财政就是在这里加快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设。

　　这些可能还没有说全，但是至少说明了为什么财政政策要保持积极姿态、扩张性。有了这样的积极姿态和扩张性，并不以为这这个格局就长此以往下去，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经济高涨期，至少延续3-5年，我们已经渡过上半年不确定的时期之后，今年下半年如果CPI能够如愿的回调，我们应该加紧做一些改革的事情。另外，财政在保持基本框架前提下，审时度势，掌握扩张的力度，没有必要就不要再增加扩张方面的砝码。而从逻辑上讲，再往前，明年、后年应该说最大的可能性是财政政策自然而然进入所谓扩张的淡出的过程。这个淡出，按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之后，官方一开始肯定不做表态，是没有任何宣布的。淡出就是一开始不声不响，在不声不响做淡出，把扩张压力往下调减，到一定的时机，有可能官方把自己的态度比较明显的向市场、向社会各界表达出来。那个时候就可以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的转型问题。我个人感觉，当前不确定的困扰之下，我们谈论往后演变的时间表，还为时尚早，我们不必讨论往后的时间尽可能清晰的预测，我们更多的关注是今年下半年的演变，特别是6、7月一些物价的演变，我们还要做综合分析，还要注意怎么把短期的调控和中长期调控好，综合分析里，我自己观察，这几年有另外一个指数还是比较灵验的，就是采购经济人指数，PMI，这个指数表达的是业界普遍形成的对下一段景气状态的预期，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济人指数连续几个月是回调的，现在已经回调到临界线往上一点，50多一点，最近的报告是回调1.6个点，这个事情要盯着看。从过去看，这个先行指数非常灵验，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年下半年经济景气要往回调。如果调的好，CPI整体上涨的压力应该能够得到缓解。如果能够得到缓解，作为研究者，在今年改革要点里，资源税的改革有没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今年下半年在新疆推出资源税改革，5%的从降。前面提到煤电价格的理顺需要下大决心，由于种种因素，势在必行的资源税改革因素，一定会触及到既得利益。我们期待出现改革的时间窗口，这是从当下说到今年下半年的可能性之一。

　　再往更广阔的视角说一说，我觉得还要提到各界都很关注的财政政策调控的税收，它在基本的要领上应该怎么认识。如果要提炼几个主题词，我认为有这样三个基本概念是可以作为主题词提炼出来的。

　　第一，结构性减税。从现在开始考虑，到“十二五”，中央已经有明确重点，首先考虑到营业税改革或者增值税扩围，把增值税替换营业税，建筑、安装、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减收实际税收。促使这些主题倾向于小而全、大而全的发展。一旦把增值税改革的扩围推出，会促使他们自发地考虑专业化细分，考虑自己的生产经营里的升级换代，达到的效果一定是促使中国第三产业更好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更好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民生的实惠。这样一个结构性减税，全局性意义已经得到勾画，它是和我们通盘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是关联的经济杠杆。

　　还有对于小企业，说的宽一点，中小企业方面的税收优惠应该在今后得到比较坚定的贯彻。前面两年多的时间，对于小企业所得税的减半我个人认为应该得到延续，另外对于草根创业层面的活动，政府应该更开明的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还有一个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应该针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可以认定的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经济活动，要给予结构性减税，有针对兴减税的刺激和支持。在结构性减税的概念下，还有一个概念，有增有减的税制的优化调整。比较典型的是刚刚看到尘埃落定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

　　人大审批，今年9月1号实行的方案，它的框架其实和最开始的方案没有区别，仍然是在工薪收入现行税制规定范围内做了一个小配套的优化。这个小配套至少三个因素，一个是起征点，一个是税收由9级变成7级，还有一个税制的调整。现在的方案是在原来的方案增加了两个，下调到3%，另外一个是把原来的起征点2700提高到3500。应该高度评价最后方案审批通过的时候，这种回应民意的姿态，因为这是中国现在社会怎么处理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里一个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充分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通过立法机关主持下的立法程序，综合考虑各方面诉求以后寻求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税收这种事情，简单说，不是靠投票就能处理好的公共事务，都希望在这里保持自己既得利益的最大程度，同时要求政府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作为研究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有23万多条网上反映的意见，但是结构上是严重不平衡的。说它是民意，但是是一部分的人的民意，主要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果把其他意见合在一起，更多的农村居民不发生。不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自己不能上网，信息不够，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和他们没有联系。农村居民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农民工这些人的收入一般都在起征点之下，也不碰到个税起征点问题。所以，发出声音的是在网上最活跃的这些人。这种民意，顺应它是有必要的，最后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的，在种种条件下，积极做出顺应民意的内容。实际还是一个小配套，配套就是在税收方面有降有升，降的是被个人所得税覆盖的群体的低端，按现在测算下来，个人所得税调整到3500，加上其他的，三险一金、五险一金，由原来方案的12%进一步收缩到6%左右，但这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有的过渡。同时，提高了纳税人高端的税负，原来无差一点，月收入190000元，现在差一点上升到接近30000元。这符合个人所得税在分配调节所谓的支付能力原则的，但是现在只涉及到了工薪收入，让高端人承担税负，进入国家预算盘子，反过来用来改变低收入人群的境遇，这种有减有收的税负，今后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把现在的分类变成分类与综合结合，让真正的富人更多承担税负，发挥这个功能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中国实行的平税率，过去也叫做单一税制，都是指一个事情，俄罗斯按照13%，其他转轨经济体不同的比例实行的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我认为在中国是明显的不适合国情的。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分配领域里最突出的矛盾是收入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怎么可能把唯一表现为抽回补数的税收不用呢？在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的基本逻辑下，我觉得可以明确地说，不能照搬。虽然现在还有声音说，俄罗斯的税制有多少好处，但是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俄罗斯就是为了转轨中间，财政急速滑坡，把钱收回来，但并不以为着他们矛盾的解决。俄罗斯也有很多人在主张俄罗斯的个人所得税制怎么收。

　　还有一个主题词，结构性增税。我前面说的资源税就是结构性憎税。道理何在？就是通过经济杠杆，使初期产品更精贵，逼着千千万万的制造业厂家更珍惜地使用资源产品，而不是像原来的粗放式的使用资源产品，一直推导到消费品，这个税负表现出来的无非就是比较多的含有资源产品的价格也要往上升，比如水更贵了，大家更注意节约用水，电更贵了，大家更注意节约用电，这个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中国来说是长效的，是和市场内恰的，是我们非常看中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就是要找到实际，把改革往前推。同时，在企业竞争中间，少数企业破产出局，在政策设计里要充分体现。不能让大多数企业过不去，少数企业淘汰出去的就是大家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不能适应升级换代的要求，经过努力以后，仍然不行，就要被兼并重组，被破产清算。出局的时候，我们要靠政府的救助，稳定这些人员，让他们再就业、找到生活保障。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以后，政府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让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实际是增税，，但是符合科学发展观。

　　其他，比如房地产保有环节的增收，上海实验的年复一年通过不动产价格平衡税的增收，代表的也是直接税，是房产税的重要门类，对于优化中国以后的收入格局意义，必须给予肯定，当然难度很大。触动既得利益，必须找上海、重庆这样的地方，先行先试，以后稳妥了，再扩大覆盖面。而且这种增税必须给全社会吃定心丸。在操作中间，必须早早让大家知道，社会成员第一套或者人均标准之下的住房，是不能被这个税覆盖的，不要弄得人人自为。另外，中国的第二套房有给自己买商业保险的意义，我也认可，这是符合调节的原理和支付能力原则的。这些事情都应该更开明的讨论。在中国现在要走向自己的全面的科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任何公众关心的政策事情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靠英明的决策继续贯彻去解决问题。要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实行现代民主理财、法制理财框架下的规范的公共选择。所以，我前面说到的结构性减税和税负有减有升以及结构性增税，都是密切关注到公共资源的问题，以后应该更加透明的吸收民意的经验，把相关信息披露以后，做更符合现代民主法制精神的规范公共选择的全套程序，就是通过这种社会代价最小的博弈过程，来寻求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最好的含横和衔接的优化方案。

　　这些想法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框架背景下策动到财政方面，自己的要点。时间到了，我没有接到大家的条子。

　　主持人：我们难得请专家过来交流，中间的茶歇时间就省下了，把时间留给回答问题。

　　贾康：第一个问题，个税起征点达到3500元……如果3万元以下的社会成员降低税负群体，越是低端自己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可能越高。这是恩格尔系数。如果成为富豪，基本不会扩张消费，因为他的消费在过去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了。所以，3万元的税负往下调整，带点无关痛痒的性质。最大就是千元级，月收入在万元以上，不会在乎税负的影响，他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消费。总体来说，这样一个税收改革的结果一定是对中国消费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促进作用，实话实说，不会太大。影响到的人群是中国工薪阶层里本来收缩到28%里，现在又增加上来的10%几。就是影响这样人，落到起征点之下，得到自己收入的增量，绝对数是不高的，从几十块钱到一百块钱。上面的人解决的就是几百元或者接近千元，现在上调了，也就是这样的刺激力度。中国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一起来做。

　　下半年经济有没有硬着陆的风险？如果出现滞胀格局，您认为政策有什么变化？硬着陆，就是经济掉下来，一下不可收拾，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我认为现在也不是没有能力避免过快下滑。我前面提到北京的地铁建设，2008年底、2009年初，一些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的企业问我，政府还能做什么？我被问急了，我说如果政府觉得真有必要，新农村建设，在中国主要一线城市加快建设地铁，这件事就够我们干的了。中国完全有能力防范硬着陆，我们有钢铁、有水泥，把建设做好。滞胀，成本，用工成本、拖累等，比如一味提高福利水平，调高味道，造成这两个增长变化因素拖到了活力不行，而物价上去了。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了。

　　预计全年CPI高点在哪个月？我看到的信息，CPI高点应该在6月、7月表现出来，最大可能性是往下走，我没有做直接分析，这是说的比较多的观点。

　　中国的宏观形势效果这些年并不好，您怎么评价？直率地说，并不是因为我在政府研究所，要为政府说话，客观地讲，90年代以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了。93年、94年，实现了软着陆。98年以后，过去从来没有使用的扩张手段下决心使用了，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印发国债，不惜代价的抵御冲击，这一轮，我们借助上一次的经验，做得更果断，2008年10月，宣布财政政策转型，4万亿安排出去，用两年把格林斯潘说的百年一遇的危机抗击过去了，这些都是正面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成堆，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上升，而不是下降。我们要看到问题后面的深层机制问题，经济转轨已经处理不好，宏观经济水平提升一定会受到限制，我们要把短期矛盾和中长期制约中国老百姓实际幸福不断上升的三步走战略处理好，宏观经济还有很多挑战，我觉得从管理和技术角度来说，不应该悲观。真正忧虑的是我们啃硬骨头有没有往前推进。

　　耽误大家很多时间，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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