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1年中期)”于2011年7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1年中期)”于2011年7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振华：前面的嘉宾讲得都非常好，我听了以后也受到很多启发。这次我们的报告题目的确很长，我们的报告出了18期，题目越来越长，开始很短。其实我们在开始研究的时候，经济是单边运行的，2006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人们对经济超高速增长有所怀疑，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条件来支持高速增长？那时候我们的分析比较简单，我们花了一些气力从学院派的角度来梳理经济发展的轨道，比如我们提出财富结构变化下的中国经济等，这都在试图阐述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要达到、都要走过而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经济状态，在一个一个梳理。

　　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切，使我们更加关注经济的早期波动。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过去我们讲经济过热，那就通货膨胀，现在大家觉得经济还有往下滑的可能，却在通货膨胀，这都很复杂。而且不仅经济本身，还加入了民生和社会的目标，这些目标在经济运行复杂的时候叠加起来，就使得我们预测经济宏观政策很复杂。

　　我们的主报告的题目是“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我要说一个还大的、更重要的两难，也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更重要的难，也就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这才是我们觉得中国未来一个时期之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因为我们坚定地走了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才有了今天。同时我们又是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在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又是一个封建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适应传统，适应管制的手段，走了市场经济以后，我们成功了，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我们又把计划措施、行政措施拿出来用，现在很多人认为还用得很好，我们还窃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怎么看政府的调控？这是现在在经济领域，甚至引发到社会其他领域，比如法律等学术领域中的一个真正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未来的路径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的调控是必要的，宏观经济就是要讲政府的调控。但是我们都知道，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长期的制度平台，而政府的调控是应对短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短期问题、突发问题、临时问题的重要措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老是不停地遇到新的问题、临时的问题，我们的政府老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这就似乎使得我们的行政调控、政府的管控会成为常态发展下去，这就涉及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根本性认识。从我的看法来看，大学中的老师，特别是学院派的老师，都是有一点基本教育派观点，我的实际工作更多一些，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中国还是要选择政府少管一点的方法。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下不来，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最重要的有几大误区，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不管从政府对于金融危机以后企业困境的刺激还是还是对困难领域、困难企业的救助措施，不仅是中国做，还发现西方国家也做，所以认为政府的能力是万能的，其实这个观点早就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有政府的管控就不会有市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把权力放下去，放的原因是他管控不了，包括我们一直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大金融危机修复之后，到70年代也会被批判、被抛弃，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假定政府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那还需要什么样的市场措施呢？就不需要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幻想，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政府的信用最高。从实际操作中看，民众不太相信政府，政府花钱就是黑箱，就不合理，你收我们的税可能就有问题。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政府工程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搞了很多工程，我从1993年起担任三峡工程的顾问，尽管在讨论三峡工程时有很多异议，花了1800亿，还经过全国人大投票，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工程都大于三峡工程，京沪高铁就差不多，可是没有人讨论。政府的工程是不是能持续拉动经济？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如果全世界都这么搞，那就不停地搞经济就可以了，凯恩斯在30年代就提出挖坑填平的理论，不断地挖坑、不断地填平就可以了，还搞什么经济？

　　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现在我们遇到很多经济中的问题是分配问题，我们认为分配结构不合理，我们国家的内需上不来，企业拉得太多，企业缴费比较多，老百姓的需求比较多。从国家、个人和企业来看，企业交了很多税，老百姓的工资偏低，政府长期呈现下滑可能，但税收照样在30%以上，政府参与分配，但是政府拿了钱干什么？比如在农村，农民不交税了，还有生活和教育的补偿，包括低保标准的提高，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扩大，比如制定保障房，这就不只是钱的问题，当保障房的价格和商品房的价格形成很大落差的时候，保障房的分配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财政关于财富的分配。我原来说过一个观点，廉租房是可以的，你没有房子住可以免租，但是产权房是有一问题的，你把国家财政中一部分人的钱拿来给另外一部分人的时候，缺乏严格的法律流程，导致了其中大量的问题。所以政府的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因为市场分配讲究分配的原则，是用资本的法则来分配，用公式可以算出来是怎么分配的，很清晰，但是用权力大小来分配、用权力发生时间点来分配、用这个领域和那个领域来分配，是往往找不到规律的，但是往往在这种明显的地方我们对其给寄予了很多期望值，保障房还获得了一片掌声。政府的分配机制中分过来看是以大量的腐败为代价的。我的一个同学是市委书记，调研保障房，部下带着他去敲了一户人家的门，他觉得很好，但觉得是不是都是这样呢？于是就敲了另外一个门，那个人说很高兴，他买了三套，他的爸爸是区房管局的局长，买了三套房。这就可以看出保障房卖给谁了，现在北京大量想结婚的年轻人想买房都买不到，你没有户口。政府来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往往被人家认为是公平的，而我们认为恰恰是最不公平的。

　　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存在以上四大误区，这些东西早就被检验过了，改革开放30年前就已经是这个道理，但为什么现在又拿来用？实际上，政府的效率不高、公平不够，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关注现在出现的这样一种迹象，我看到的是在经济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困难和问题都会成为强化某个政府机构的机会，也会强化一个部门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堵车了，怎么治？办法来了，我们摇号买车。从摇号买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北京市肯定不只一个月2万个车号，北京市有这么多领导，如果某个领导家里想买车，你不给办，还想不想干？领导不一定自己亲口提，某人会自动送上门，而且不一定批给领导个人，会直接批给车管所。打着政策的幌子，其实都变成了某些人的灰色收入，你去买奔驰、奥迪，根本就不需要摇号，花6万块钱就可以买到号，这些号都在车管所。要控制北京的人口，今年把大学生进京的指标降低了2/3，但是你去看北京新增加的户籍人口肯定比去年多，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指标分给企业，变成了部门和某些人谋利的工具。我写了一篇关于天价房的博客，买一所天价房，要交16万给政府，这有什么不好？穷人买不起天价房，可以去住廉租房。所有人都骂天价房，骂了有什么意义呢？每一个机会，政府都是得益者，从来不失手。任何管控、任何行政，都会产生腐败，会产生制度性空子，经济要研究效率的公平化，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证监会开“十二五”规划座谈会，请我去，我也是“大炮”，我说证监会“十一五”做得还不错，搞股权分置改革，但是“十二五”难度更大，能不能回归名正言顺，我说证监会现在的名字不为，应该叫做中国证券审批委员会。为什么要这样？大家知道，搞债券没有多少利益，债券的收益率比较低，股票则不一样。把一个本来由交易所可以组织管理的发行程序变到证监会这里，这些委员人私下找、公开招，更重要的是批复，现在的批复要很高级官员的小孩才能拿得到，这些事有动力。事后监管去罚人家，还有什么好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功能在被无限放大，政府的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大，并且政府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攫取的利益更大。我写过一篇博客《政府是一户人家》，为什么政府是独立的人家，政府不是代表每个人心中的公平，政府首先是政府相关人士的政府，政府收了钱首先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待遇、福利，维持他们的生活。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老家镇政府搞一个什么活动，我要去交钱，我说这怎么合理？老百姓说很合理，我们家有事的时候，乡长也代表政府给我们一个红包，现在政府搞什么事，我们也要交钱。所以我借用老百姓的观点认为政府也是一户人家，它和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形成相对独立的关系，政府在经济的体系中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分析都在误区中。

　　怎么解决政府功能持续扩大、公共工程持续扩大、地方债务持续扩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要重视这样的问题。中国真正财务上的危机一定来源于和政府有关的需求膨胀，金融危机来源于此，经济危机也来源于此，一定会为这样的危机买单。现在怎么办？我的主题是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首先是加强学术监督，对于政府的功能、政府的运行机制、政府的活动要进行学术探讨，现在学术做得还不够，踏踏实实做资料、文献的太少，学者要有义务做学术监督，把道理讲清楚。第二是媒体监督，媒体监督和新闻舆论自由也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有微博(http://weibo.com)，还不错，关于税收的起征点，我看微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让政府知道原来还有人提不同意见，政府可以看到。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形成一个制度，让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让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这是我的预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