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五：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探索（实录）

　　分论坛五主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探索

　　主持人：有请本届议题主持人是《全球商业经典》总编何力。

　　主持人何力：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中国企业国际化探索”这个议题的讨论，首先我把参与今天下午这个环节讨论的嘉宾请上台，他们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先生，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先生，

　　皇明太阳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先生，

　　好孩子集团总裁宋郑还先生，

　　普望合伙人、亚太区主席时乃辰女士，

　　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起岐老师。

　　今年我围绕这个话题主持的论坛已经是第三次，今天下午我想谈出一点儿新意，我想在座的几位嘉宾一定会有他们的思考，我们与他们来分享。这个话题是是自然而然的话题，中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外汇储备增加，钱越来越多了，我们必然面临国际化的过程，有很多资产需要买。有一个企业家李东升，如果你不国际化，就会逐步成为别人国际化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国际化是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美国人有个亚洲协会，说我们到2020年海外投资总规模会超过2万亿美元。还不一定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其实中国政府也在做很多工作，包括发改委把企业海外投资的门槛不断提高，能源类的提高到3亿美元，其它能源、大宗类的比较到1亿美元等等。这是一个趋势。

　　第二，中国企业购买海外资产的探索更加深入，更丰富多彩了。我们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例子，包括今天在座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其它行业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案例这几年也有很多。但也有我不复习的海外国际化和海外资产的进来。印度的普拉多叶工作区有几千家小企业雇佣当地人员4万人，现在每三天有中国人去印尼找矿，在瑞典里可以看到中国城的标志，在汉堡最大一个货运机场北中国人买下来等等。其实中国人国际化的丰富性比我们想象得可能还要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已经步入了人少钱多的时期，买下资产已经不是国际化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新的价值链如何建设，新的价值链如何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全球化的运营，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现在大家更关心的。

　　第三，在这样的时点上我们讨论中国企业国际化会有什么样新的背景，比如欧债危机的背景，我们国家经济新一轮的发展背景，会有那些新的问题，新的亮点，比如周边的投资问题，可能我们过去对欧美，不同的行业、企业不一样。也许周边也有很多机会，最近看到一个新闻，马来西亚政府也有未来十年的发展计划，新的机会也是要与大家分享的。

　　首先热烈欢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先生给大家发表一个演讲，每位嘉宾演讲10分钟左右，最后我们有一个互动环节。大家欢迎傅总！

　　傅成玉：首先感谢新浪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题目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探讨”，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当我们谈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时候，我们要明确一个前提，我们今天的国际化议题是来自于新一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今天全新的世界，也就导致了现在全球几乎有40亿人口在进行着或者同时在进行着新一轮的工业化，包括中国。如果我们把“四块金砖”，再包括南美像智利、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与亚洲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再加上南非的一些国家，我们整个几乎涉及到40亿人口寄信一轮的工业化之所以能产生是来自于新一轮的经济全球一体化。

　　这个过程的演变，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把整个世界经济结构改变了，把世界运行，常规我们理解的制度体系甚至一些游戏规则也在逐渐地改变着。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产生了各自的发展态势，走到全球，我们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现了以2008年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今天，应该说我们仍然在经济危机当中。

　　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分裂看，分开看好象是独立的，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探讨国际化的问题，要把国际发展到今天的来龙去脉，以及全球经济往那儿走的未来要看准。全球经济化过程以及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又反作用于我们，形成新的全球经营环境，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过去发达国家、西方企业在走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所走的路，因为他们当时的经营环境、国际化和我们今天所能够生存、存在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我们在探讨国际化的过程中既有可参考，可借鉴的部分，更有很多新的，我们要创造新的国际化之路。

　　到今天，我们要特别清楚，这一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推行的工业化浪潮，改变了我们个过去所熟悉的，所接受教育的知识和经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看透未来十年、二十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样就导致我们在今天做决策的时候，今天做投资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复杂性，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能够在迷雾中抓住一些本质的东西，来研判世界经济走势，研判世界环境的变化，包括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这些变化将对企业未来国际化，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我们石油行业来说，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石油工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石油工业的发展模式和它的竞争模式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都与现在的技术革命和气候变化以及这些东西所带来的世界各国经营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都带来新的市场制约。各个公司都想在将来的竞争中，通过发展模式，通过自己的既有技术和管理创新，特别是经营模式的创新，都带来新的挑战，各家也都在主动地探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我们不能急于搞跨越，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定目标，既有远大目标也要有扎实的一步步措施。

　　第二，我们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更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所以，从十三亿人口的市场来说，谁占领了这个市场谁就占领了国际市场，所以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第一步是把根据地打牢，占领好中国的市场然后再去开辟国际市场，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在国内成功了，在国外就一定成功。所以在海外一定要把盈利能力作为我们的投资的根本考虑。当然，这里涉及到经营模式的问题，涉及到技术、产品、市场、渠道甚至品牌，但总之，自己要有自己的特色。

　　第三，我们不要赶，不要急，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没有恢复过来，西方国家都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急于去投资，关键的，大家都喜欢说抄底，其实走海外的时候，搞国际投资、并购不在于收购的价格贵和贱，最重要的是拿到手里能不能增值，再贵的时候能够增值都是好东西，再便宜的东西到你手里不能增值仍然是贵。所以，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最终是企业的消化能力，整合能力和再创新的能力。

　　作为我们中国企业，要清醒，要冷静，要打造自身的竞争能力。最后我们想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国际化要抱团，要打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前三十年，中国最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优势就是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活力来自于我们走的这条路，国有企业在十五年前几乎都要死掉，通过这个改革走了市场，没死掉而且越来越强大。

　　我们又加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了。他们有非常膨胀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从国有企业稳定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营企业蓬勃生机两者结合，导致了我们国家不仅三十年来，能够持续快速发展，而且在全球重大金融危机面前可以说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而且率先走出了危机。

　　后一个三十年，我们在制度上，应该更多地体现制度创新，下一个创新就应该体现在两种制度的融合和两种制度的相互扶持。就以我们企业来说，无论是我们创造的销售额、利润、税收都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职工自身完成的，带动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人员就业超过了700万。当然，不是完全为一个企业工作，但带动了产业，仅仅一个大企业自身是完全不了这个事的。当我们发挥中国企业综合优势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看到了，更需要在走国际化过程当中以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体“走出去”，这将对发挥中国制度优势和企业各自优势，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何力：谢谢傅先生，我听下来，傅总给我们讲到一点，全球化进入新的一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全球化需要更多的创新，行业来讲，经营模式创新和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本地市场非常重要，傅总也谈到，目前的全球化机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多种机会之外把企业的运营效率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傅总也谈到不同的经济形态，未来的合作与竞争。

　　还有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欧债问题大家看到的比较多，对全球经济的前景不确定性也是蛮强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不确定性，像翘翘板一样，对于中石化这样的资源性行业，在投资战略上是不是也有新的应对，或者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会不会出现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或买资产您觉得有没有机会？

　　傅成玉：在当前美国经济恢复上遇到了挑战，美国更多的是债务危机，欧洲是主权债务危机，从这个角度上对中国经济“走出去”可能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对我们资源、能源行业来说，它的主要投资在于获取资源，挑战是对资源价格和将来的资源增值，也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的生存能力和它更多地增值能力是我们的考验，应该说机会很多，可是并不是所有机会都可以变成发展的机会，有很多会稍不注意也会变成陷阱。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考虑在资源领域的投资之外，也要考虑未来十年、二十年，整个全球经济整体发展需要各种力量的配合，特别是世界比较担心，比较害怕的时候，中国更要选择当地的公司共同发展。最近我们收购了一个加拿大的公司，收购公司我们的立足点不在于减员增效，不在于降低成本创造价值，更多的是通过发展来创造价值，虽然企业被收购了，但企业的管理团队都在，企业的员工一个不减，我们希望通过他们去增值，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去发展。这样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得到企业的认可。只有把我们在海外的投资被当地人，当地政府视为他的企业时，我们才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主持人何力：维持原有的腹地还带来新的机会。有请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就中国企业国际化这个议题发言，欢迎！

　　龙永图：谢谢！我想主要讲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前面临的大的环境问题。应该说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强势地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可信度，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这样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我们面临的环境当中还有非常复杂的因素，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确实出现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从一个绝对的强者逐渐转变为相对的强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成弱势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会充满非常复杂的感情。在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不安、担心、怀疑、嫉妒甚至仇恨，所以我们不能低估整个形势这样一种变化。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西方国家主要有两个担心：

　　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他们不太一样，所以对于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常常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因为美国曾在历史上遭受过前苏联的所谓“威胁”，当时60年代，前苏联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曾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造成了一次威胁，那时候他们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威胁。

　　二是对国际经济后来居上者的担心，这有点像80年代当时日本大举购买西方国家的资产，大举进军西方的资本市场，这是对于市场后起之秀的担心。虽然还有一些别的担心，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形态的担心和经济后来居上者的担心，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因素，我们不能够低估这样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始终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么是跟他抢市场，要么是跟他抢技术，要么是威胁他的国家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怎么政治化的问题，就是把中国企业的企业行为解读为政治行为，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些动机。

　　我们觉得，要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带来的一些政治化趋势要面对，要反对，但是我觉得反对政治化的倾向不能以政治化来反对政治化，不能人家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我们就把整个争论引导到中国企业碰到的所有海外问题都是政治原因，都是被政治化的结果，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国外的政府和企业讲清楚：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全是企业行为。你们提出的问题当中，谁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认为不应该依靠更多的政府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适得其反，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政府在后面作为推手的非企业行为，特别是像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石化、中海油一些大的动作，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反而加深政治化的色彩。所以，我的想法是，不要以政治化来对付政治化，要淡化政治化，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样使得我们企业“走出去”形成政治化的行为，如果不政治化就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这对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会更好。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使企业本身更加市场化，如果我们企业带有很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带有很多的意识形态的类型，中国企业就经不住市场的考验，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说这是个企业行为。如何使中国的企业更加市场化，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途径，不要把一切障碍都归结到政治上去。我认为还是要从中国企业本身的市场化进程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条件来说。

　　第三，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在当前政治化气氛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回避可能引发政治敏感的一些领域，比如对一些大的资源企业的控制，电信、高新技术领域，这些问题能回避就回避。今天一些大的企业家，像傅总是中石化，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他们要像刚才傅总讲的要慎重其事，绝对不能让“政治化”的借口让外面拿到。

　　还有今天搞太阳能的黄鸣先生，搞童车的宋郑还先生，他们从事的领域就是非政治化领域，他们搞的再厉害，政治化的帽子很难落到他们头上，所以，在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强大政治化非常毒化的气氛当中要尽量避免政治上敏感的领域，而走中国真正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真正有竞争能力的领域，非敏感性的领域，这样使得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能避免这些东西。

　　回过头来讲，即便你再怎么注意，他要政治化你也没有办法避免政治化。但如果比如我们企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公司治理，在非敏感领域，我相信政治化的企图会被破灭，中国会真正形成国际化大环境。

　　主持人何力：您刚才说过度解读或政治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回避，但有时候出乎意料，中国有一个房地产商到冰岛买了一块地，冰岛一共才20万人口，买一块土地也无所谓，但有人说那里是接近北极，是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很多西方媒体也炒，到底这个东西回避，还是我觉得我成熟了，就自己做这些东西，而不要过多地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

　　龙永图：我们尽量回避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一些领域，但是我刚才讲了，你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他要把中国企业“走出去”都要政治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也没办法，那就政治化。我想，这个事情，冰岛政府和冰岛人民，他们政治化最后牺牲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中国。刚才傅总讲了，中国市场大得很，并不是到你这里抢技术，威胁国家的安全，如果你真要把它政治化没有办法，但我们希望你不要把它政治化。

　　主持人何力：接下来有请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魏建国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魏建国：新浪财经“金麒麟论坛”论坛我是第二次参加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好。我讲三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当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时机。理由是：

　　1、对企业来说，我们企业所受的几大重负，包括汇率、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面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企业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市场的不确定，都可以通过我们企业“走出去”解决。这是对企业来说。

　　2、对政府来说，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用我们3.2万亿美元外汇进行处理，有的同志说要买矿山，有的同志说要加大一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购买，有的还说要并购一些企业。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我们，包括一大批中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用资金支持他们走出去，对国家这个层面来讲是非常好的时期。

　　3、对国外来说，现在许许多多国家都在盼望着，像刚才傅总和龙部长讲的，中国目前的这种强势，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目前的地位，龙部长是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已经是我们入世过了十年，我们从中国全球贸易的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很快就是进出口第一。我们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发展不是以百分之二十几发展，而是以百分之四十几发展。2010年，我们与东盟的发展是37%，与巴西的发展是47%，与南非的发展是43%，我们与俄罗斯的发展是39%，这些大的发展说明我们在增长，现在我们进口远远落后，现在我们在加大进口，但我们能不能做到世界贸易平衡。我们说在追求贸易平衡，但世界对我们很有看法。世界贸易大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下一步还会有大战爆发，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顺应了外国环境的要求，可以把这个时期作为最好的时期。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瓶颈是什么？表现为“不了解”。

　　中国企业对国外的不了解，包括法律不了解，市场不了解，合作伙伴不了解，以及长期合作规划的不了解，同样国外企业对中国也不了解导致中国企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个人参与了联想并购IBM PC，TCL并购汤姆逊，也参与了吉利收购沃尔沃，包括中铝出去到澳大利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双方不了解。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有一对恋人想谈恋爱，组成家庭，但不了解对方，即使结了婚以后也会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事先要做一些铺垫工作。

　　第三，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哪些，一定要把中介服务工作推到市场化的第一线，现在我们对国外的市场不了解，对国外这个国家的背景不了解，我们需要好好了解。这次利比亚我们损失很多，但有的企业损失很少，因为他做了一些了解。还有一些企业对评级不会规避，政府需要一些工作要做，但我们的服务要跟上。

　　最终一句话，当前美国由于它的经济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关口，很有可能从自由贸易倡导者变成贸易保护主义者，他在推动FTI，对其它国家根本就不管，最近议会通过了三个国家的FTI目前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份量应该担当起全球化推动的主要力量。

　　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力：谢谢魏先生，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发挥中介机构和政府的服务作用非常重要，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魏先生，中国国内经济也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三季度的GDP有一点下降，四季度GDP也可能会有一些下降。您认为国际因素对中国有哪些以后？会是哪些方面的影响？

　　魏建国：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前些时候我说过，中国的进口政策一定要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因为我们三十年都以进口为主，现在进口药加大，最后仍然有些东西卡在某些部门，降低进口关税上。现在整个GDP作为中国人来讲是一个衡量的标准，连国外也把它变成一个衡量的标准，前些时候和普罗提在谈，普罗提就很担心中国明年的GDP会不会跌到8%以下，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他说如果跌到8%对中国的就业以及世界的经济会产生影响。

　　如果大家仍把你看作是解决全球一些重要问题的引擎的话，会尊重你的意见，一旦失去这个，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渐渐是国家性的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在“走出去”上保持一定的强势，尽管我们的GDP可能有一些调整或下降，但走出这一块要始终保持强劲的势头。

　　主持人何力：谢谢魏先生，今天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讨论还有两位企业家，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两位企业家对这个话题的见解，首先有请皇明太阳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鸣先生！有请！

　　黄鸣：感谢主持人，感谢新浪的邀请。说道国际化有很多的感慨，因为现在整个全球巨大的变迁使得人们没法应对，了刚才说的经济危机等等，大家看到，新兴产业变化巨大，像IT产业，苹果的崛起，IBM的转型，把制造业全甩出来才有了联想的并购，结果成为一个大包袱。

　　第二，现在中国光伏产业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到什么程度呢？我到哥本哈根参加一个论坛，正好瑞典颁给我一个诺贝尔替代奖——正确生活方式奖，这是三十年来中国第一个拿到的，但是电话对我采访，除了采访中国新能源发展之外，接下来问中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了，中国倾销挤压，都是你们的罪过，甚至我们的开发行支柱中国企业走出去，建光伏，建电站，拿人家的政策。你们是罪过，我说中国的高利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能拿到，你们也能拿到，为什么说我们高利率击跨了你们的低利率。中国光伏产业也有一部分企业亏钱，有的倒闭了，中国企业也怪你们？为什么中国企业是你们的“替罪羊”？

　　我说中国再弱的时候也没有像你们那么神经过敏，实际上反过来说中国的光伏企业从一开始创造了十几个美国上市的企业、首富，形成一股极大的浪潮，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资产投了进去，可是谁得了便宜，是美国人。当时我说，不说我们大投资时采购的都是美国、德国的设备，最主要的是你们企业的利润比我们高十倍都不只，我们现在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很多核心的产品，关键的材料还从你们那儿买，你们还是赚钱，最小都成了中国的问题了。

　　我们算一下，中国几千亿每年的产值占了世界上光伏总量的70%，现在赚钱的时候，比人家赚中国投光伏的钱差几十倍，结果我们还这么倒霉。我说中国人再也不能做这个东西了。当时我受到很多人的旨意，包括地方政府也对我说，黄鸣你为什么投光热，不是光伏。因为哪个国外政府对我们看不顺眼，我们就傻了，我们不是国企，几亿投进去，谁也担负不了，所以我没敢投光伏，只是投向光伏终端产品的研发，我都是给老百姓做的太阳能灯、玩具、雕塑、BIPV、家庭光伏系统，这样别人都赔钱的时候，我们光伏系统还有10%以上的利润。

　　我认为不在于企业大或者企业小，像傅总讲的，要有自己的盈利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学了很多课，无论正的反的。纵观要学什么呢？还是要学国外的东西，比如IT产业，制造业彻底不行了，但它新生了两个行业，一是IBM完成变成咨询商和组合方案的供应商，二是苹果完成做了一个“四不象”，既不是IT又不是手机，既不是知识产权又不是娱乐，但都是。这样的综合产品才行。

　　中国重大的社会变迁的时候必然有重大的机会，新能源行业会有什么机会呢？我们发现，传统产业也面临这样的机会，高污染产业不受欢迎，我们太阳能能不能与新能源结合，形成我们太阳谷观望中心，旅游、休闲、制造再加营销，就是把旅游做成营销，而且国际化的成本极高，像皇明这样的企业国际化成本还比较低，因为我在国际上的影响十几年在国外十几个亿美国，国外所有的媒体都报道“太阳谷”，报道皇明，影响很大，但这样“走出去”都非常非常困难。别说其它企业了，像在国外创造品牌更不容易，砸进去几十亿美元都不见带个响。

　　我们应该怎么办，后来我们想我们应该学巴黎，巴黎是世界化妆品和时尚中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建一个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新型生活方式的中心，所以我们才有了“未来城”，是一种对未来的畅想，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节能、环保、生态的节水处理，雨风收集都放到“太阳谷”里，把应该走出去的钱全部在国内建一个世界的新兴能力，新生活的时尚发布中心。现在已经基本做成，因为我到国外，都是他的副总理甚至国家元首接见我。

　　主持人何力：现在有很多在里面住吗？

　　黄鸣：都来住，都来看，都来体验。而且我们不仅仅有这些东西做展示，而且我们有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只有消耗常规能源和排放十分之一的建筑和体系，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微排地球战略”，实际是针对IBM的“智慧地球”提出来的，同时我们针对英美的低碳经济，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饱含祸心，尤其智慧地球，云计算、物联网把中国弄到全世界经济去，到时候非常有影响我们通过“微排地球战略”，通过自己的展示和技术解决方案来向全世界来推广我们的太阳谷，Copy我们太阳谷，现在国外很多城市希望与他们合作搞城市运营，尤其中国很多城市。大家说你说的东西比较空，其实我们的样板间里做了一个Home Pad，后来变成MicroPad，Home是SmartHome，智能化社区，最后是综合性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完全有样板间运作，不仅把微软比尔·盖茨未来家居所有技术融入进去，而且我们展示了所有太阳能的热水、采暖、制冷以及光伏发电、亮化、光伏喷泉等等，我们用这样一种体系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极大的整合能力和创造能力。所以，我的关键词是“整合+创新”。

　　主持人何力：我想利用今天主持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傅总，也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完全有关。中石油、中海油去年的净利润是2700亿左右的规模。关于这个特殊行业，因为是个资源性行业，我最近看到一个学者说，大家总是讨论说反对垄断反对垄断，但对资源性行业来讲不完全可能像高度竞争性行业，很多人完全从事竞争性行业。垄断不是最根本性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国有大型企业产生的利润通过好的分配方式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得到改善和提升。这个问题不知道傅总您怎么看？

　　傅成玉：没想到会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国民很关心，我想媒体不清楚的，国民不清楚的，也是一些大牌专家不清楚的地方。我想垄断主要是价格垄断，过去学经济学，说垄断不能促进技术进步，不能促进社会财富制造的效率，更伤害老百姓的利益，我想这些仍然没有变，但在中国目前，价格不是企业能定的，价格是政府定的，但政府在定任何价格的时候，第一是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第二是考虑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三是考虑体制机制的长效，就是我们改革深化，为将来搭建一个深化改革的平台，但政府的好意由于我们体制机制的不透明导致的误会太多，导致政府的好意没被理解，国有企业一直在捱骂，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机制要透明，政府机制不透明，你再有好心，大家不理解。

　　第二，我们说垄断的问题其实在全球资源行业里，不要说中国，全球正在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的过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目前不仅仅在国民经济当中要有一个保驾护航，起到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更要在国际竞争中代表国家，在行业里头起到一个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所以，产业集中度是全球都在抓的事儿。

　　第三，利润很高，怎么来的？利润高不等于资产回报率高，很多经济学家在上面评论的时候我特着急，我说经济学家说话应该有经济学家的水平，但是没有一个人提，说今天我们700亿的利润和前几年300亿的利润区别在哪儿了？不是绝对数量的区别，主要是在我们用的资产总量不同。但是目前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本质上的提高。举个例子：

　　1、去年中石化利润公布的是700亿，听起来700亿很不得了，但我们用了1.6万多亿的资产，要产1600亿的利润才有10%，我只有700亿。

　　2、我们的销售额去年到了1.9万亿，今年将超过2.5万亿，但我们每卖一元的利润率只有五分多，回报率不高。

　　3、这个利润的产生或我们的资产是哪里来？很多人说你是国有企业，是花国库的钱，错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是先从农村开始的，第二从国有企业开始的，我们开始改革的初期也有点类似责任承包制，但后来全断奶了，将近二十年断奶。为什么在十六大之前，国有企业个个都要处于死亡的边缘？就是因为政府没有给财政的直接支出，资本投资全都是企业在市场上得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投资一是从银行贷款，二是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三是直接从股东那儿拿来的钱。

　　我们拿来股东的钱要给股东高回报，我们拿银行的钱要还本付息，如果我们企业没有利润，这个企业今年能支撑，明年能支撑，后年就彻底关门了。这个关门不是影响一个企业，而是影响一个行业。目前我们的经济规模仅仅只能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感触最有意见的就是油价。但大家不清楚，这个油价是我们炼的油80%是从国际市场买来的。

　　第二政府为了让整个社会CPI比较低，控制了成品油价格，但更多地体会到了你涨得多就不降，降一次立即又供应紧张。其实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涨，但涨的时候应该涨10元，政府说涨2元，好象次很多，连第一次涨的机会都没到，所以一降就说你降得慢。我们过去在涨的过程中成本高，我们国家炼油成品油的20%是来自地方炼油厂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亏的时候既有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但民营企业亏，过去我们有些评论说不对，民营企业亏他怎么再生产，所以他只好停或变项。我们再增加生产这20%的能力是要补上的，这次我们才有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在长期涨价过程中消耗的是库存，现在我们非常紧急，库存都不到十天了。把库存快消耗没了来补那部分不生产的。所以，这方面我相信政府比我们更清楚，唯一的是没有把这些都告诉老百姓。

　　我们的投资，我们要把能源的保障力度提高，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为了使我们社会成品油供应能够保障，要更多地炼油，越炼越亏，炼得多亏得多，但也得要炼。这部分企业自己要背。

　　第三传统老国有企业的稳定责任非常大，我们现在上百万的职工还有将近60%、70%，过去协议解除合同的，还有分立办社会的，由于改革不彻底要回来的，我们都要承担这个。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开发的老油田都到了后期了，过去我们计划经济这个企业规模大，我们四个油田里有正式职工24万，一年产63万吨，每个职工平均产27吨油，在国内的价格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一个职工的产值是2万元人民币，还要有另外20万的家属，几个油田就是城市，但地方政府不接，城市维护建设、保养、修水、修路都要企业来承担，企业要稳定，要投入钱，都要企业自己背，没有政府一分钱。

　　我们现在为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要节能减排，所以原来的老社会达不到标准，更新改造企业要投入，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一年新增汽车1800万辆，新增的油哪里来？谁来买？企业买。新增的产能要企业再去建设，都要去投资，我们700亿的利润，除了背国家政策上的亏损，企业稳定，“走出去”，再投资，我们要扩大产能，我们投资每年都超过2000亿，明年要超过3000亿。所以，700亿的利润去掉内部的这些补贴，那2000多亿从哪里来呢？得从市场上来，不是靠政府财政部门来。所以企业要拿别人的钱，拿投资者的钱，我们要给人家回报。

　　这个情况我多说了两句，你正好问了，否则我也没机会说。

　　主持人何力：谢谢傅先生，关键是提高透明度，提高资产回报率。接下来我们欢迎好孩子集团总裁宋郑还发言！欢迎！

　　宋郑还：各位好，说道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我们确实蛮有感受的。上个礼拜的星期一，我在新加坡接受了一个亚太质量组织的奖叫“亚太质量奖，主要奖励卓越绩效经营的企业，而且是18个奖项里我是对于一个被颁奖的，也就是最高奖，这个会议上是最受瞩目的。

　　当时我说感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说了我本来没准备的一句话，当时我走上企业的时候就想为学校多赚点钱，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后来应该实业报国，我们要打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来。但是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其实我很受感动，因为它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一帮人在评，把我们看得这么重。所以，这时候我就真正感觉到我们是全球经济的一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员，我们得对这个世界负责任。

　　这个阶段，经常我会听到一些我们国外的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等等跟我讲这样的话，有的是很著名的公司，很大的品牌，和我们多年合作，他们的老板会跟我讲，宋先生，我卖给你算了，有的是非常棒的直接经理，在很好的公司里，他们会跟我说，你是元帅的话，我们愿意当你的兵，我们的投资者也经常有这样的说法，是时候了，要看你了。所以我感觉到重要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龙部长立了非常大的功，就是入世谈判成功以后，我们进入WTO以后，这个门是关不住的，中国的地位在全球化当中是会越来越强的，不是别的原因，是它的比较优势。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感觉到有一种压力，那么多的行业、产业、公司里的人期待着我，等于期待着好孩子，希望我们干出点什么来，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能力，有点优势。好孩子有点特别，当时我接任校办工厂厂长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我就发现做一些简单的加工没出息，所以我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不应该做什么，那就是不应该做那些低价值的加工，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应该创新，应该做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应该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很用心，中国人不笨，我本人也创造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也是目前在这个世界行业里单品销售达到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有超过1800多万辆多功能的婴儿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靠产品设计、研发、自主创新，我们冲到国际市场上去，就1996年我们打进国际市场，当时也是靠我们的独特创新，有一辆车子叫“爸爸摇，妈妈摇”，两种不同的摇法，打进了美国市场，可以讲是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对手，因为创新太特别了，没有对手，价格也很高。我们这个模式也算中国人闯出来的，我们自己叫OPM，不是叫ODM。我们是自己研究市场，规划产品，然后自己完成规划设计，叫“交钥匙工程”，虽然这个产品很多地方我们都是用合作伙伴的品牌，因为要打出一个不是那么容易，我是用人家的品牌，但人家只要把这个品牌贴上去就可以，连和商店的价格谈判都已经因为我们前期的策划使得它们变得很容易。所以我们一直叫做OPM。

　　在OPM基础上我们也做OBM，就是我们自己经营自己的品牌。除了在中国市场，我们是第一品牌以外，其实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打出很响亮的品牌GB，以前叫Good Baby，最近我们在意大利推出有一个行业创新的车子，电动的婴儿车，这个车子要卖到1900台欧元。我们这个品牌我很有感触的是，很多企业弄假洋牌子，实际上没有必要，我觉得关键是这个品牌要站在什么高度上。

　　主持人何力：谢谢宋总，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叫普望，做财务管理的时乃辰女士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武老师，先请美国普望合伙人亚太区主席时乃辰女士发言。

　　时乃辰：感谢新浪网为我们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从各个行业，各个角度交流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进程。普望合伙人是2006年成立于中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我们主要是从事资产管理以及财务顾问业务，在短短五年间我们在全球有七家分支机构，美国、欧洲、中东，我们在亚洲的第一家分支机构，在中国我们今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资产管理方面，我们五年之内管理者80多亿美金的资产。金融服务上，并购顾问是我们的强项，虽然我们公司比较年轻，但工作人员都是知名的投行家云集的，我们完成的交易包括汤姆路透社的并购，泛欧、纽交所的并购，在欧洲危机当中，我们也替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做战略财务投资的重组。我开始以并购顾问方式参与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从2000年就开始了，所以也有幸一路和中国企业目睹参与了整个历程，其实变化是非常大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从主体来讲主要是以央企为导，以简单的战略资产收购，到今天我们看到行业的多元化，资源行业、制造业、消费品、高科技行业，我们的并购结构从单一的资产并购发展到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成为最大的股东。主体方面从央企到现在非常活跃的民营经济。其实所有的过去的几年发展是令人惊叹的，但还有一个起始。2010年中国并购交易额完成了，其实这只占到全球并购交易额的8.2%，这当中对外收购还不足19%。这个并购其实是一个方式，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起点，不是一个目的，更不是一个中点，但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起点。

　　我归纳了三个关键，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三个关键我认为一是思路，二是文化，三是理念。思路方面，我想举个例子来讲，我经常和中国客户和企业在并购发起以前进行交流，可以说非常反复的，而且非常细节的一些沟通和分析。归纳成三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收购；第二做了并购以后准备把它怎么弄；第三如何完成这个收购的。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路，所以我想在思路方面举这样一个例子。

　　这些问题看似是非常简单的，但其实却需要大量周密、细致的大量专业、技术、知识、行业的经验来做支撑和准备。最后是文化，根据国际“七七定律”，70%的并购案例成功没有取得原来的效果，70%的并购失败来源于文化的整合。文化的整合方面我们进行一下换位思考。我们普望合伙人是一家华尔街的机构，我们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我们到中国来完全照搬美国的文化，不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员工的本土化，不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一味重视降低成本，这样可行吗？肯定不可行，肯定会水土不服，这样的情况对中国企业到海外去肯定是一样的。这是文化方面，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建议大家首先要换位思考。

　　理念，双赢和多赢的理念首先是中国提出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有我们非常关心的收购价格来说，这几年我看到中国企业盲目出钱的案例，还有中国企业因为价格饱受而错失良机的案例。这个价格的关键在哪里呢？其实价格定价的关键主要是你要对标的物有一个从财务、战略、风险以及市场动态各方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考量和评估，把很多的风险因素把它进行量化，最后得到符合你利益定位的价值区间。出价如果高过你可以承受的价值区间，放弃了这个项目也不可惜，反之也是亦然。

　　我非常同意刚才傅总说的，怎么说我这个收购是买便宜了还是买贵了，对单一资产来讲，如果对整个集团来讲产生非常大的协同效应、战略影响。还有可能这个东西你买得再便宜，你不能把它增值，这个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并购。所以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主持人何力：谢谢时乃辰女士，思路、文化和理念。还有最后一位嘉宾武老师，特别不好意思，我今天的时间没控制好，因为吴敬琏老师下面还会有一个演讲。

　　武常岐：我的题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和国际化路径。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原因，理论、时点上这个成立，而且是误导，过去二十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比例和外汇储备只占2%，中国外汇储备是宏观出问题，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基于收益的考虑。全世界看下来，资本增殖最快的国家，未来中国政策推向内需，市场最大的就是中国，中国企业离开这个市场去哪儿？这是个悖论。

　　实际也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本身的资源，本身的能力很难持续，它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和战略资产，看上去是一个悖论，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刚才几位企业家说的非常好，关键的主角是企业，是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企业是要有能力的，宏观市场看来，十六大提出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但十年确实直接投资有很快的增长，但过去三年停滞，大概在500—600亿之间，企业在观望、摸索和总结，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离开高速增长的市场，会有文化的挑战，有穆斯林文化，有制度的挑战，有制度的差异，有独裁，有军政府，有多党，有议会等不同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差别很大。还有地域差距很大，到拉美等等，还有经济落后的国家，差距扩大等等等问题。

　　企业应该怎么做呢？去差距比较小的地方呢？还是到差距比较大的地方呢？大部分宏观经济，中国在外面的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亚洲，70%、80%，在非洲和拉美，这和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经济发展比较接近。最近我发现一些另类，我和研究生研究了2000年的上市公司，有一个问题，上市公司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在海外设立了子公司或分支机构，而且这些企业首选的不是亚洲，最多的是美国，第二是新加坡、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和日本。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市公司中选择“走出去”的企业，他们本身因为体制、结构、竞争力问题可以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市场当中站住脚。

　　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衡量呢？我们进一步做研究，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在海外拓展的企业资产更大，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都更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以几十倍计算。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企业上市公司中，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企业比不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只在国内的企业，资产回报率和同行业差30倍，不是30%。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比如华为的模式，开拓市场，中石油中石化开拓资源，联想模式是全球化，吉利模式是收购资产，还有好孩子是创新。总体来讲，这些是初步的阶段，要逐步打造竞争力，不可能一夜之间竞争力非常非常强。

　　我这里总结了六个要点：

　　一是要循序渐进，一步步走，摸索市场；

　　二是建立联盟，中石油、中海油早期单打独斗的都失败，联合当地的都相对比较成功，因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资源和人才，肯定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

　　三是要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其实中国市场是全世界增长最快，前景更好的，有经济学家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是全世界经济的40%，不服务这个市场服务哪个市场？

　　四是文化融合；

　　五是企业到另外一个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强调中国要承担社会责任，在所在国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成为模范公民。

　　六是投资风险，很多国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不稳定，为什么在利比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事件，看上去是一个“胜利大逃亡”，但为什么把这么多的资产集中在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想政府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商务部三次推出了投资指南，哪个国家，哪个行业会比较好，这确实对企业“走出去”有帮助，双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贸易制度是有帮助的；另外就是放宽政策，现在的政策限制还是挺多的。现在有些企业还要批，3亿发改委不批了，省里还要批。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只是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拼搏成功的机会。

　　主持人何力：谢谢武老师，我们今天的关系，微博(http://weibo.com)热议的环节只好取消了，因为时间确实来不及了。感谢今天台上的几位嘉宾，谢谢台下的诸位，我们这个环节讨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