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新定位

　　新浪财经讯 由《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第20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于2011年11月5日-7日在北京召开，本次恳谈会的主题是“新20年·新市场经济”。图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

　　邱震海：谢谢主持人！做电视跟做演讲不一样，我是怕到北京，北京是咱们的首都，所以每次到北京都有一种朝圣的感觉，演讲比做电视难几十倍，因为它是真实的。

　　给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新定位”，过去也接触过很多企业家，昨天在凤凰卫视演播室做的一个点评，两句话，八个字，我说要“解析中国，启蒙中国”，到底怎么看中国？西方人忽悠中国，认为中国了不起，我认为我们要解析，有时候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有敌意，我们也要解析。有时候中国人很谦虚，我们不必过于谦虚。我们自己就在里面这个小圈里，大家去试一下这个场景，如果站在小圈里，小圈转得很快，而如果在外面，小圈会转得更快。

　　过去20年，这个大圈转起来了，这个大圈20年有三个地方，一个是过去20年冷战结束，第二是过去20年全球化风起云涌，第三个过去20年互联网蓬勃发展。这就是用这三大特征对过去20年这个大圈做一个外科医生式的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解释。今年正好是2011年，20年前当《中外管理》杂志创办的时候，1991年11月份创建，一个月之后，苏联解体。当然苏联解体不是因为《中外管理》杂志，只不过《中外管理》杂志看到了苏联要解体，所以赶紧应运而生，同时要来解析20年苏联解体会有什么经验。苏联解体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风向标，它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冷战以前，美国、苏联两大巨头，中国在中间，中国那时候很穷，比现在要穷很多，不要说70年代，1978年之前就不用说了，1989年虽然改革开放20年了，那个富裕层次跟今天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很舒服，中国的国际环境比现在舒服多了，因为那时候世界上有两大强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中国夹于两者之间，游刃有余。中国人有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就是美国，渔翁就是中国，但是冷战一结束，苏联没有了。1989年开始到1994年，这5年时间里，纷纷都在等待中国的变化。到1994年以后才发现原来日本跟德国不是一边的，恰恰1996、1997，尤其1998、1999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一个慢慢的正在发展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对手。“中国崛起”，叫和平崛起，我们告诉全世界是和平的崛起。但是西方人不这样看，人家强调的是后面，我们强调的是前面，人类自从有崛起以来从来没有和平过，一定伴随着血腥，但是这是我们成长旅途中要经历的。

　　2000年把“和平崛起”人民心中有、人民口中无的把这个概念确定下来，告诉全世界我们一个大国正在崛起。2003年以后，尤其胡锦涛这代领导人上来以后，这10年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我们的GDP呈10倍的增长，我们的国情逐渐上升，同时也是国情日益恶劣的时候，同时也是矛盾日益重生的时候。

　　过去多少年东方文明一直衰败，现在东方文明开始起来，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正在发生，从奥运会可以看到，短兵相接，中国人有点膨胀，西方人有点酸溜溜。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现在既冲突又相互依存。某种程度上中国很不幸，有点替补冷战前苏联的东西，中国在冷战时代，舒舒服服在美苏之间游刃有余，这种日子已经过去，所以一步小心已经成为替代过去苏联的模式，中国要非常的清醒。

　　今天用独占鳌头这四个字来描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是比较强势的，但是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比10年、20年前复杂很多倍。下个月东亚峰会马上要开始了，日本离南海很远的国家纷纷要纳入南海。去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正在被钓鱼岛事件困扰，整两个月，整个中日情绪困扰人民。所有这一切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个20年前没有，30年前没有，30年前改革开放之前，美国是中国的朋友，日本也中国的朋友。同样的美国，同样的日本，同样的欧洲，冷战结束和冷战不结束判若两人。冷战一结束，一方面我们崛起，我们独占鳌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真的不知明年会发生什么。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发现周边越来越复杂。陈水扁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大陆打我台湾的话，我先把你两个城市给干掉，一个就是香港，一个就是上海，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点痴人说梦的感觉。但战争一旦开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财产将会受到巨大的威胁。今天身处其中这个大圈发生变化了，最最要命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明年会发生什么。2005年我们根本不知道朝核问题会那么复杂，2006年的时候，根本不会知道2010年中日发生了如此复杂的事。2008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2011年南海问题究竟打还是不打。从民间、舆论、学界在周边外交问题上，我们是疲于奔命，非常艰难的在奔跑。我们永远无法站在形势前面，大概来预知未来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能预知的话，会有所应对，这种疲于奔波在明年的外交形势上还会突出。

　　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不是1991年开始，在1991年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有资源生产方式、配置方式不再由一个国家独资占有，而呈现全球化的基本态势，它会带来全球生产形式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化，也会带来贫富不均这种现象。所以在过去20年，或者再早一点说，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恰逢其时，当我们的小圈开始转动的时候，身处当中的大圈正在开始。

　　中国很艰难的和全球化磨合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99年全部入世，当然入世之后现在是得失兼具，我们得到很多，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入世刚开始，我们只是想被动老老实实接受人家已经接受的游戏规则，我们没有想去挑战游戏。但是现在你只接受游戏规则不行了，你必须要去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中国的全球化使命。世界在全球化，中国就在世界全球化当中，天时地利人和开始我们的历程过去20年或者30年。

　　过去20年互联网迅猛发展，我记得90年代初，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大家互相还在发email，今天不但是web1.0，web2.0/3.0，上午说的乔布斯的iphone、ipad极大的改变了生活。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加剧了本来互联网之前的全球化进程。美国、印度、南非，包括中国，甚至包括北朝鲜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之外。

　　全球化某种程度提升了我们的精神，提升了什么精神？等一下看我们这个小圈过去20年、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它是催生了我们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不是像吃饭、睡觉那么简单，它是催生了交流的欲望，它是催生了我们要表达的欲望，它是催生了由于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类权利保护的欲望由互联网催生出来，没有互联网，今天也会通过其他渠道，有了互联网，像尤其2009年年底开始的微博(http://weibo.com)，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2008年在博鳌论坛的时候，我主持了一个李开复和美国一些巨头参加的论坛，我们觉得中国网民的特质、行为规范，后来发现中国网民要表达的欲望远远超过了欧美的网民，因为欧美的网民有了公开表达的场合，所以用互联网只是更多的来做一些resarch，而中国更多的公民，由于我们很多公开的平台还无法提供或不足以提供表达我们权利的可能，而这种权利本身已经与生俱来的，这种权利随着20年市场经济、30年的改革开放，它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面前，今天很难想象公务员和农民工会有一样的利益，今天中国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洛克说人有三大权利，一个是生命权，第二是自由权，第三就是财产权，人的财产就跟生命、自由一样重要，有了财产你才知道我的权利是需要保护的。我们永远有一个那么多小圆相交的公民，那就是政治，当发现不满的话，就要重新表达，当然这个是一般成熟社会的民主。自从1999年邓小平南巡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无论在这条路上有多少的艰难，无论在这条路上有多少的责难，都要往前走。今天我们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还是继续向前走？有人说要继续法制，有人说要倒退到以前革命时代的做法。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很茫然，但是它的权利意识已经存在了，这个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我想说的是，这个是互联网在中国产生的特殊作用。冷战以后，全球化、互联网，这个是过去20年非常简短的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大圈正在发生变化，政治上中国很不幸替代前苏联的位置，我们在外交上几乎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周边局势疲于奔命，忙于应付，无法前瞻，更无法左右，得失并存。互联网改变我们很多，也催生出很多。

　　如果前面说的是大圈，后面谈谈小圈。大圈过去20年迅速在转，小圈也没闲着。我记得那时候从高中、大学开始有一个悖论，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来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以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加个社会主义。现在在讨论要不要买欧债的问题，有一点向人家讨价还价。我们现在是不是市场经济之列？根本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之列，当我们要去向欧盟讨价还价说，你要完全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显然我们不会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看看这20年，再过几个月就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邓小平南巡就像冷战结束一样，是个分水岭，它意味着中国又结束了一段时间，开始了一段新的时期，那就是要真正用市场经济的手法来推进中国的进程，过去那13年都是羞羞答答的，这一走就走出了巨大的成就，那就是中国的崛起，走出了我们的独占鳌头，但是也走出的一大堆的问题。

　　这20年有哪些转型？我个人中国过去30年有三大转型，第一正在非常迅速的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在转型。过去说我们的人口有85%是农民，现在没了，97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7%点几，960万伟大祖国美好的土地一半是城市还有一半是农村，里面有多少农村人口、有多少城市人口算不清。城市化、工业化怎么起来的？一个国家50年必然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原因很简单，工业化起来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于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就流向城市。他们一没有城市身份，二没有城市生活，于是只能从事低级的服务性行业，我们说的服务性行业很多知识产权、很多外包装餐饮，这个服务业就是餐厅，就是大排挡，就是酒店。但是他们同时在承受着很低价的工资，被早期的企业家用很低廉的工作所绑架。

　　第一个转型在未来2040年之前不会结束，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是1990年开始，这40年是中国巨大动荡、巨大转型的实际，一般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国，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社会的矛盾、巨大社会的冲突，这个冲突有一天会发生暴力事件，甚至也会出现欧洲伟大的小说家来描绘这一代动荡时代。我们知道英国的工业是1780年开始，40多年以后，出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写进作为英国大都市伦敦的尔虞我诈，跟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一模一样。而我们的工业化满打满算才20岁，等到我们老年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工业化才刚刚结束，城市化刚刚结束

　　第二个转型，我们正在非常迅速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转的很快，转的很艰难，如果说转的很快就是因为过去20年，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不会受到政府说你应该做多少，你应该卖多，但是想想我们的政府，今天的恳谈会叫官、产、学，官的政治职能，让我们感到这里面还有很多探讨的环节，在这里先打住，待会儿作为重点部分跟大家分享，中国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出在这个转型上。

　　第三个转型，中国正在非常迅速的从原来相对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正在向日渐开放、多元的社会在转型。我记得8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要身份证，当时我说我不要身份证，我有一张工作证就可以，当时傻乎乎的以为一直到生老病死拿着一张工作证就可以知道我在《中外管理》杂志工作。后来知道原来你可以做企业家的，可以拥有房子，拥有几个企业，人一旦有财产，他有权利的诉求，他要说话。关于利益的博弈必须有一个公开的平台，我们今天缺乏这个公开的平台，所有博弈全在暗箱，院内没有博弈，自然要走向院外，自然要走向街头，不给老百姓权利诉求，他自然要走向街头，他以生命为代表，但是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成长历程。这三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不是先后发生，是同时发生的。

　　这三大转型转的很成功，也转的很痛苦，如果说前面第一个转型是工业文明的转型，城市化、工业化，大量的农民工，这比较好解决。第三个转型比较难，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看很多的天时地利条件，关键第二个转型，走出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走。

　　吴敬琏先生被称为中国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曾多次说中国已经到了权贵资本主义了，到国家资本主义了，到裙带资本主义了，我敬佩他的良心，但是不认同他的说法，虽然这里面有些逻辑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很多问题如果今天用情绪化的语言展开讨论的话，几乎找不到倾听的对象。

　　今天左右分裂，共识分裂的状况在北京，如果大家到思想界、到知识界走一走的话，会感到非常明显，这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往哪里走，当一个国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有巨大的迷茫。

　　我是经常说吴敬琏先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用不好，最近大半年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讨论，2003年非典，来得快，去的也快，于是我说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非典型”实际不是典型的，于是很多朋友马上就问典型的市场经济到是什么？这里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回过头来跟大家谈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在谈典型市场经济之前，看看中国过去20年，我们那么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中华民族第一次搞得如此成功，搞了30年，今年是2011年，2008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纪念十中全会30年，我利用各种机会提出三个问题，我说我不是谦虚，凭我的学历、凭我的学识，一定能问这三个问题，但是我愿意提出这三个问题供所有解析中国问题的人思考。

　　第一个，过去30年我们如此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些预知的选项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我们的地大物博，我们的市场经济，他们都不要，我只有一个答案，有了这个因素中国过去30年才如此成功， 抽掉这个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二，改革，改革在中国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只会革命不会改革，千百年来习惯改朝换代，农民起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商鞅变法没有成功，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只有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很苛刻的说基本成功，既然是基本成功，他有过人之处。所以我用一个比喻，这30年我在渡河，改革从此岸过度到彼岸，1978年几乎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日子，只会拉车不会抬头看路，我们低着头滑了30年，但现在要问一个问题，邓小平过去告诉我们不争论，一争论完了。我们知道我们从哪来，我们要走到哪去？我们要去的彼岸能不能给它描绘出来？30年前邓小平说不要描绘，一描绘不得了，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个天是什么颜色，房子是什么颜色，树什么问题，如果回答不出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何如此成功？那么过去的成功是茫然的，是偶然的。如果现在回答不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的彼岸是什么，我们的未来也是茫然的，也许我们未来会成功，这个成功是偶然的，也许我们未来会失败，这个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彼岸是什么。

　　第三，如果我们走2/3了，我们基本完成，如果我们走1/3、1/4、1/5，那还早着呢，改革还远远没有开始。就跟坐标系一样，给今天改革定一个位，我们今天身处何方，过去如果不知道何以成功，未来不知道走向何方，目前不知道身处何方，那就是茫然。最近到中小企业的借贷难，到温州中小企业的高利贷，有的中小企业坐以待毙，有的实业不做了，去放高利贷，走火入魔。中国今天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马，第二不要因为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就忽略巨大问题的存在。

　　现在看看巨大问题在于什么，很多朋友认为巨大问题在于分配不均，社会是橄榄型，中间是富人阶级，两头很尖，今天我想用哑铃型来比喻，很多富人富的不正，很多穷人穷的不敢，而中间那个杆是被压的喘不过气的中产阶级，他同时又是社会中坚力量，基本都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所以如何保护、善待中产阶级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所有问题来自于下面我要说的转型不到位，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转的很彻底，很成功，但是转的非常不到位。刚才说了，非典型市场经济，很多人说什么是典型市场经济？现在就来说说，我认为典型的市场经济要完成市场、政府和法制三纬一体有机的组合。什么是市场？我和张三做个生意，一个东西50块钱，我一还价45块钱，这就是市场。没有人定价，没有人指责我，我知道这个45块钱的东西两年以后会涨到50块钱，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买卖双方，没有任何力量来干扰。但是这个市场是有秩序的，要有规则，规则需要人来制定，这就是政府，于是给政府一定的授权，政府离不开市场，市场也离不开政府。

　　亚当。斯密斯主张政府拎着手灯站在马厩旁边，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严重的干预。我们的政府以前是完全主导型政府，高尚全上我们节目说1956年东北一个工厂要批，千里迢迢坐火车到北京部里审批。今天不这样，今天的政府职能转变了，过去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最大的成功因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市场经济。同时我也在各种场合说我们过去30年有一巨大的失误，如果没有这一重大失误绝对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大的矛盾，鞋子跟脚已经完全不匹配了，主要是政府对市场之间的关系。扰乱市场秩序的人就是制定游戏规则和监管游戏规则的政府，今天中国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型从1982年国务院就讨论了六到八次，基本上都是人员的裁减，根本不是功能的转型，功能的转型说的很好听，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权利型政府变成服务型，但是今天从中央到地方，还依然掌握着对经济活动的审批，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乃至经济生死的权利。今天中国脱胎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市场就活了，虽然市场还很乱，但是政府那一块完全没有跟上，以至于今天说做事情要到位。我们发现我们的政府做事情到不了位，要么是错位，要么越位，不该做的事情去做这叫越位，该做的事情不做，这叫缺位，很多权利政府全拿在自己手上，这叫越位。很多公共的事情政府没有去做，就造成缺位，以至于跟商之间产生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经常跟我们的干部说，从保护干部的利益出发，我们要好好去想想怎么搞好我们的体制，怎么把市场和政府纳入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更难的是法制，除了一个市场，除了一个政府之外，更重要的还要法制。这三者如果没有做好，干部常在河边哪能不湿鞋，我要做到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今天我们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公，中产阶级可以不声不响，富人阶级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移民，那边的穷人不干了，穷人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要起来了，于是零零总总的拆迁、自杀、自焚，很多事件。表面上看后面没有逻辑，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由于我们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还一个非典型的市场经济，于是产生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变成哑铃型的内容结果，哑铃的那头开始卷款逃跑了。从政法系统的眼光看，问题很严重，那么多人要上街游行，那么多人要搞爆炸。但是我经常说中国没有敌对势力，敌对势力全部在海外，在台湾，我们千万不要再国内用阶级斗争的想法去找谁是敌人，全部的问题就在于经济模型没有做好，经济模型没有做好，市场经济转型不到位，于是社会模型出了问题，社会模型出了问题政治模型自然出了问题。所以看问题光是从那边看到社会矛盾，但是从这边往那边推，会发生有很大的问题。

　　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我本人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但是看看未来20年我们的变化会是什么，从微观经济学讨论中国未来20年许许多多的微观问题怎么去整，今天要把问题整在一起，既要看到转型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外部世界在发生一些变化。

　　谈外部世界发生变化之前，谈一下当我们的改革走到某种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今天遇到了思想混乱局面，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各自阐述，现在是一个病人多种药方，病人只有一个，而且这个病人我认为是可以治好的，这个病人机体还很强劲，但是他出了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我认为今天有一些思维上的误区，比如说就政府职能转型的问题，当世界规模的危机出来以后，连美国也要开始救市的时候，于是我们就说美国的政府也要干预经济了，于是我们的干预是对的，于是结论，政府职能不要转，就这样。我认为错了，美国的政府干预是属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适度的经济干预。就像自由资本主义也好，凯德恩主义也好，掌握一个度的问题，而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于美国也干预政治，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改革，这是巨大的误区。刚才提到，过去最成功的因素是民营经济的成长，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个体组成起来的私有活动，必须以私有的形式组成起来，国有可以，一些国有的大银行，国有大的资产，国计民生，尤其金融、资源安全的可以掌握在国家手里，其他的民营群体应该成为主力军。我去调查，浙江民营经济拉动出口率的80%以上，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力军，但是在整个国家的盘子上不是最重要的。国企虽然在经济活动上，某种程度它的经济贡献从量上来说已经边缘化了，但是依然是我们的主力军，这是我们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我们谈很多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文化的问题，中国过去有句话叫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富的主体是谁？永远是国，民在哪里？民就是由父母官来分配财富的老百姓，这个跟千百年儒家哲学灌输我们的观念是一百相乘的，儒家哲学国家我们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小家服从大家，大家服从国家，国家服从天下，小圆服从大圆，永远往外辐射的过程，于是所有一切都是国掌握，自己是没有的，而这个跟市场经济本意是严重冲突的。

　　东方文化里面，市场经济强调权利意识，今天大量的是利益的博弈，社会主义强调法制，一有矛盾我们要通过法律解决，也有问题我们通过契约解决。所有这些，某种程度我们的改革一方面是涉及到体制上，体制之所以久推而无果，过去20年以高度的政策稳定换来了高度的经济成长，但是高度的经济成长我们发现要均富，要发展观等等。与其说指责某一个领导人，我觉得是无谓的，今天如果你我站在某一个领导人的位子，我想我们做出的决策是一样的。这里面有现实政策的考虑，也有大量的文化因素阻碍了未来20年的发展。

　　未来20年，从一个大的概念上来说，在未来五六年经济结构调好的话，我还认为能够保持5-7年的成长水平，虽然很多朋友在说2015、2016是中国经济的一道槛。从大的格局上来说，我还是希望、我也相信中国经济未来会继续成长。大的格局，中国继续的崛起会给西方构成什么挑战？这种经济、文化、心理次序的调试如何展开？这个涉及到大量跟西方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反倾销问题等等，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会替代西方还是可以跟西方共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朋友说我愿意说中国崛起美国衰败，但是这是谁也无法反驳、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格局，比较务虚。过去10年中国第一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内部转型非常艰难。第二句话外部崛起过于迅速，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周边会发生什么，外部迅速的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期，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的认知水平远远落后于整个外部崛起的速度。第三，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由于我们的内部崛起过于艰难，一大堆问题都不是今天所能够解决的。转移国内矛盾，一致对外，这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有效的办法，但是这是不无风险的问题。

　　第四个最关键的是，内部转型永远是外部崛起的前提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有一句话，当然是针对共产党，如果抽掉政治背景，抽掉政治色彩，就孤立的来说，我们是值得思考的。当外部这么多起火，看看我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救火队员，这里去救火，那里去救火，我们用来扑这里的火的时候，那个火又起来了，我们永远没有好好沉下心来研究外部崛起和内部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内部没有崛起，所有的外部崛起，包括今天胡锦涛在戛纳跟奥巴马握手的场面也将不复存在。

　　刚才说的内部转型如何完成？非典型市场经济是今天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型，赶紧要做，之所以不做也是最难做的一个问题，正因为最难做，于是一拖再拖，毒瘤不断长大，当有一天意识到的时候就太晚了。在一次论坛上讲到，今天即使是左也好，右也好，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不要让100年以后、50年以后还要让我们的子孙耻笑今天的左右打得不可开交。但是领导人要壮士断臂，如果领导人没有壮士断臂的勇气，未来的民主道路会走的很困难。

　　如果要务虚一点，真的要认认真真思考去的彼岸是哪里，如果不能公开讲，私下里描绘一下，这个彼岸应该是现实的，我们目前又身处何方。

　　对今天橄榄型变成哑铃型怎么处理？保证一不小心经济的问题衍生出社会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找敌对势力还是回过头来找经济模式当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做不好演变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很容易变成政治问题，这就不是危言耸听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很严重吗？很严重。今天问题不严重吗？一点都不严重，因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完全可以从过去历史上找到它的根源。很多党的干部永远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德国而没有在德国成功，就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当年，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人民对当政者不满和人民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分离。今天如何某种程独立的借鉴一下当年别人有过化解社会矛盾的经验值得学习。

　　最让我担忧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这个民族学习能力很强，整个民族，包括执政党，从中央到政府各级政府学习能力非常强，整个民族学习能力也非常强，这是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很欣慰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我们有的是学习能力，我们少的是创新能力。今天不要说诺贝尔奖，这是千功之问，和平奖重色彩，科学奖总没有重色彩吧？从更务虚的概念上来说，过去600年从郑和下西洋以后，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给人类创造过扎扎实实的体制、产品和价值管？没有，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是从西方拿来的，我们今天市场经济的体制也是从西方拿来的。

　　创造能力不足归结一点是我们的教育问题，培养学生永远没有办法去挑战权威。如果说教育是一个社会缩影，就要培养挑战精神的人。上午的论坛企业家的精神提出，当一个社会缺少精神的时候，你怎么创造出企业家精神呢？

　　还有一个问题，在转型期，佛山小悦悦事件让我感到道德精神缺失。一方面很值得忧虑，另一方面也觉得很正常，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的，传统价值观遇到商业文明动摇以后有没有新的价值观？西方在工业化的成长的早年有，那就是他的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提出了人对宗教的敬畏之心，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民族有敬畏之心，他知道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而我们今天没有敬畏之心。当旧的传统价值观遇到商业文明冲击、动摇甚至崩溃，这很正常，毫无疑问，不要再想去挽救。现在想把儒家文明拿过来，可以拿，但现在是现代文明，现在需要的是符合现代商业意义上的价值观，有没有？我们找，当然有人说我们有雷锋精神，我们有八荣八耻，但这是社会属性，人的属性必须是自然生长的，而我们今天缺乏这样一种自然成长的过程，我们希望用政治力量、行政力量，试图塑造出一种社会价值观。但今天在这个场合，我相信企业家是最有精神的，因为人性都是通过外力塑造起来的，人性必须通过内心自然的成长，而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宽松。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宁可看的多一点，因为我真诚的希望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走的更快，在快的过程中走得更加稳健，尤其是如何更加清醒。对未来要走向何方，如何走，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切入点到底在哪里，似乎还没有找到一把可以操作的钥匙。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要保持乐观，另外一方面，我要走下台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个乐观的情绪。无论怎样，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