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与新兴市场的启示”论坛

　　新浪财经讯 “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于2011年11月8日-10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与新兴市场的启示”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Kenneth W.Dam：多明戈-卡瓦罗刚才介绍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他最近在耶鲁教书，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到这儿来，他也担任了IFF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现在有很多评论人员。会议只给大家进行评论，在午餐之前我们要进行简短的讨论，下面邀请各位嘉宾上台。首先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先生。Edward F Greene是今天到达的，他是美国价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作为律师，作为花旗银行的前总顾问都有着非常多的经验，他对于证券方面的监管非常有经验。Wendy Dobson大家已经知道了，Wendy Dobson之前是加拿大财政部的副部长。Wendy Dobson对于发展方面了解非常多，不仅了解加拿大的情况，因为加拿大的发展非常迅速，发展的很好。我和Wendy Dobson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参加过北美的论坛，其中包括了有墨西哥、加拿大等等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发展的全面视角。对于墨西哥，在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它也有一些内部的社会问题，有一些主要是美国所引起的，这方面我们待会儿会来讨论。姚余栋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丁志杰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位学术专家。最后邀请了摩根大通亚洲区副主席方方先生。还有一位是王元龙先生，来自于IFF研究院。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希望大家选择一个话题，你想就这个话题来说一下相应新兴市场的情况，尤其是之前两位主题发言人，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提出来。谢谢各位。

　　李昌镛：我说了很多次了，我想简短一些。亚洲新兴市场他们对于全球的金融改革做出了贡献，他们自己都有独特的经验。比如说对于20国集团峰会当中，他们提到了如何建立起一个相应的金融改革的日程。在这个方面，亚洲国家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我想举两个例子，我当负责金融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正处在危机当中。我们当时在探讨如何有助于外国的企业在当地，也就是在韩国的情况。另外，我们认为他们的债务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说像花旗或者是全球大型公司所持有，对于这些外国银行在韩国的分行，他们持有很高的外债比例，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对于亚洲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对国外的分行因为更加有效的监管，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跨境的解决方案。第二，如何应对不同的会计制度所造成的问题。因为现在汇率变化非常迅猛，我们有了新的会计规则。你要使用市值还是什么价值？对于很多先进的发达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做法，但是在新兴的国家，我们的过渡性主要是因为外汇汇率，因此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资产，出现了汇率变化之后，会大大影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有时候由于短期的波动性，有的国家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也要看一下股票价格的波动，这一点是新兴国家要加以考虑的。

　　我在这儿所强调的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全球的一个议程安排，对于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表述我们的意见，而且要看一下对于新兴的经济来说有什么相关问题，我们都要提出来。

　　Edward F Greene：谢谢。我想回应前面一位发言人的发言。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什么造成了危机。但是我们必须要来改变全球的监管体系，这需要来看一下和能够来应对风险，20国峰会他们已经提到了如何能够防止有关危机的出现。我们有必要来限制全球金融机构的规模。我们需要来关注他们的活动，进行合作。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五个银行，他们在危机之前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对于新兴市场也应该注意一点。

　　现在委员会制定了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案，其中对于中国，对于日本，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都要防范风险。对于一些新兴市场来说，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和危机的话，他们怎么进行应对，他们是否应该依赖于比如说进行超级的监管，还是采取别的方法。

　　针对问题，他们是否能够加入到合作当中，他们能够依赖于相应的合作，如果现在没有机制的话，他们是否能够进行合作，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应对。之后要来回顾一下韩国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我们要对资产进行重新的振兴，而且也在监管方面加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来符合大家这方面的承诺，要使得资产继续进行自由的流动。因为对于这些机构来说，他们的规模非常大，而且他们在欧洲，在美国都涵盖了，他们也希望能够抓到亚洲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他们在全球运作，同时又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管。这样的话，才能够防止他们今后出现相应的问题。同时对于纳税人的钱，不应该之用来援助这些失败的企业，在美国，在欧洲，我们都讨论是否应该由银行来建立基金，使得我们之后有能力来进行干预。

　　对于29个机构，他们在市场上有广泛的运作，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能够确保我们开发出一定的标准，能够满足于全球的需求，也是新兴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主要是由欧美出动进行的一些标准的设立，但是我们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

　　Wendy Dobson：我希望就这方面发表我的想法。我想指出一点，对于主旨发言人他们所提到的是指对于目标和原则而言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来对应对危机的经验进行整合。我想指出一点，我们有必要来提醒我们，对于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金融体系的特点，对于信息协作方面的存在，因为随着不断地进行创新，我们在金融体系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当然了，它也导致了现在的危机，之前的发言人也提到了，甚至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也缺乏信息的分享。因此，我们在跨境方面缺乏相应的数据。

　　我有两点观察：第一点，对于新兴的经济体来说，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一些有关原则的很好的建议。对他们来说，现在要采取的步骤就是实施规则，这点大家也听到了，美国今天上午介绍了他们要采取新的规则，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对于金融体系来说，他们有着信息协作的特点。创新总是监管机构的面前，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来减少未来危机放大的效应。但是我不相信我们之后就不会出现危机了。

　　我也想提两点。这两点在我们讨论当中没有出现。第一，对于监管机构的质量怎么样，他们的状态怎么样，我们能够从金融危机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在美国互相进行竞争，他们经常瞪大了眼睛，以便能够看一下我们如何对相应的统计数据进行改善，能够提升监管机构本身的质量。还有一点，涉及到教育系统。这点根本没有提到。但是很多人都了解，佛格斯曾经写了很多很好的书，主要涉及到不同的文明，对于西方来说，精华是什么？因为在金融方面，我们有着非常好的沟通，他们也进行了理念的开发和探讨，他提到了教育的体系，其实对于投资者和储户来说，以及对于家庭来说，他们是能够得到的，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金融。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为什么加拿大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出现呢？这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更多靠拢美国，但是我们并没有遭到这次危机的侵袭。最根本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在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危机，并不是最近。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银行的危机，当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忽视了金融体系。因此，我们有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我们在各个州也有他们本身的监管机构来负责监管。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有关的通胀比较低，汇率、资产负债表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现了汇率的风险。很幸运的是，在当时我们爬出了这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在我们政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之后的经济也不断复苏。这就使得我们开放了经济，进行更多的出口。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于，我们有着非常稳健的基于原则的监管体系。我之前也提到了相应的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的机构之前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有着非常健康的资本要求。同时，监管机构对于金融产品进行非常紧密的监管。在加拿大，如果你需要抵押的话，那么超过80%的购买价值，你必须要购买保险了。对于中国的住宅来说也可以这么做。

　　还有就是银行体系由全功能的银行系统所提供。其中一家银行的总裁，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在三年前去一家零售银行进行调查，他在四五年前这么做了，他到这家零售银行了解结构性产品是怎么进行运作的。待了两周之后，他的结论是，他并不能够了解这样的业务模式如何能够盈利，也不了解如何能够如何足够的应对风险，所以他把这个方面的业务关闭了，成本非常高，因为当时我也是董事会的执行董事。

　　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一点在讨论当中也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昨天，对于这个CEO，他的原则是他不允许出现，如果他自己不了解这个业务的话，他绝对不会批准进行的。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Wendy Dobson。

　　姚余栋：我想提几点，主要是涉及到宏观的方面，就此次的金融危机，它给我们带来了挑战，由于一些传统的原因构成了挑战。而且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展现出来了，这几方面对于新兴市场很重要。

　　第一，有关的资本流动。第二，货币政策。第三，货币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审慎的政策。

　　第一，有关资本的流动性。就像IMF10年之前提到的一样，这里有一个传统原因。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对于新兴市场，当时有自由兑换的能力，但是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IMF出版了一份资料，叫《立场报告》，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点，国家应该使用自己的资本帐户管理和资本控制来管理自己的资本帐户的可转换性。这一点是一个重大的IMF立场的重大转变。20年前支持完全的资本转向，有一些必要的资本帐户的控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甚至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正确之举。资本流动，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特别在亚洲和拉美地区，可能主要来自货币的不匹配，进入到国家的资本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国家所有的宏观政策来处理整个资本的流动，这会导致汇率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资产泡沫的增加。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方法来进行管理，首先一点就是短期资本，也就是正常资本。第二，外国负债。尤其是进入到银行的负债。这两个因素必须要放在资本管理之下。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第二点，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前，通货膨胀好象成为货币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在防止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们的目标过于单一。我们为了保持长期价值的稳定，而且这个政策和金融的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防止通货膨胀这个目标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变，货币政策应该成为主要的目标，可以保证价格的稳定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还有其他一些目标，包括一些支付帐户的平衡。这都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

　　第三点，货币政策的一个考虑点，也就是审慎监管的原则。监管机构要做相应的尽职调查，对于金融机构和个别银行要做尽职调查，他们从微观层面来讲，要确保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稳定。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这都是非常非常之关键的原则，这块是针对新兴市场提出的观点。

　　Kenneth W.Dam：下面听听丁先生的观点。

　　丁志杰：我针对今天的主题讲四点：第一点回应刘明康先生的观点，包括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构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金融地位和作用被高估的事实。第二，道德风险，特别是当前的危机导致道德风险的蔓延，真的侵蚀当前经济和社会基本规则。第二个观点，华尔街模式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从美国金融发展来看，华尔街主要是依靠美美元的货币地位和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从全世界攫取利益。一方面华尔街廉价吸收全球储蓄，同时掠夺性向全世界来输出资本。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看，77年到2011年，在33年时间里，美国经常帐户利差累计8.24万亿，债务性是7.52万亿美元。美国这些债务的消失，在专业术语里面叫资产存量的调整，就是汇率资产价格的变化，美国在过去33年里面带来4.89万亿的收益。

　　第二，2007年到2010，美国在这四年时间内，对外债务增加了3000亿美元，就是说大量的利差也是消失了。最近美国10年的对外净债务维持在2万亿美元左右，但是投资收入美国一直是正的。97年到2010年，进口收益累计2.5万亿，美国以一个债务国身份获得了1.52万亿的收益。2010年达到1745亿美元。华尔街的维持不仅仅来自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也来自于世界。非要说它是失衡的话，也只能说是局部和结构的。我们看到在20国峰会上强调可持续平衡增长，特别是强调平衡增长，如果只强调经常帐户失衡的话，忽略了隐藏的金融层面的美国的顺差，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世界经济新的一轮危机。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远远不够。那么危机以后，在国际层面，巴塞尔3的推出，以及在欧洲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国家间的博弈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主要监管策略的实施，目前尽管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提高资本的要求上。资本充足率提高是为了防止银行业的过渡冒险，但是实际上，从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它带来客观作用是加剧了银行的过度冒险。70、80年代银行2%、3%的资本充足率，日本不到1%，但是依然健康，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点。

　　为了摆脱金融机构在一些市场中的动物精神，金融监管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行为层面，大家争论比较大的，一个是合理化薪酬制度，第二是金融交易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过去以手续费的方式来征收费用，在竞价和询价的交易，两个市场的发展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对全球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四点，金融监管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特别对中国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吸取错误的教训，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在危机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华尔街模式的错误理念，有一些在中国蔓延，这是未来需要注意的。谢谢。

　　方方：我对丁教授刚才的讲话做相应的反馈。有人提到对全球金融机构监管的必要性，这些规则可以适用于金融机构，适用于全球的金融机构。我觉得要构建那些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石，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在市场中需要很多要素，使得市场能够建立有序的运作。首先第一个要素是需要全球统一接受并且是人们有信心的货币，当然到现在为止不一定能够实现。如果想运转的话，必须要对全球的货币体系进行相应的修正。来确保货币体系能够给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足够的信心。这样的话，必须要求对全球的货币体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

　　第二个要素，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和全球接受的评级系统。人们也正在讨论，评级机构怎样把整个信贷，包括资产方面泡沫的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有一些时候在金融危机发生背景下，他们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故意搞出的金融方面的泡沫。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评级机构，包括对监测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全球金融框架体系，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体系来识别风险。而且能够以透明的方式来识别这些风险。这是第二个构建金融框架体系的基石。

　　第三点，如果说想在我们国家来建立分支机构或者是银行，那我必须让我的银行享受双向优惠的待遇，因为双边的监管框架将会有助于两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之间的透明。有人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这种做法，在一些大的国家来讲，可能他们会采取单边的优惠措施，而不是双边的优惠，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公平，因此要建立整个框架体系的对等，那么必须要有双方互惠互利的政策。

　　最后一个基石，我们需要警察。大家知道在任何市场中，一旦出现失序，或者说不太明确、不太公平的一些交易的时候，我们要去找警察。对于一个新的全球监管框架体系的建立，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一个所谓的警察局。这个警察局并不是对所有市场商人进行检查，而是要有相应的授权和机制来解决争端，解决那些商业在市场中不可预期的问题，这也是构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国际货币积极组织、欧洲货币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在此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还远远不够。如果缺乏相应的一些权威和机制的话，很难使所有人能够接受这种判断和这种监管以及这种法令，最终会带来市场的失序。这就是基石。这些基石到位之后，我们就能够让市场和竞争双方去进行彼此的竞争，另外一方面能够限制所有的金融机构在一些市场中的动物精神。那些金融机构的动物行为或者动物精神，将会最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整个市场中警察局或者是申诉机构、仲裁机构的一些法令。这样的话，大家对信用机构的评级信息就非常了解了，那么这个评级就是非常公正、透明的，更重要的是结果被所有利益相所接受，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小商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双向的。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下一位发言人是王元龙，他可以决定我们这个演讲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他也是IFF的研究人员，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王元龙：谢谢主席先生，昨天到今天许多专家都提到了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从它的缺陷，以及它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性的监管，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和金融的关系。

　　刚才丁院长也提到了，现在对于金融的地位目前一些高估。昨天黄奇帆市场和戴相龙秘书长都提到了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观点，要准确把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现代经济它是金融核心的第一位，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有一句话来形容，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

　　第二点，所谓核心，它应该是功能核心，而不是产业核心。

　　第三点，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现代经济的阶段，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面，比如说体制机制，还有中国的二元经济的特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切表明中国经济成熟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四，在当前形势下，不应该把金融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如果把金融置于经济的核心，恐怕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非理性的一些倾向，并且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机炒作非常严重。因为投机炒作，是商品金融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会引起价格体系的紊乱，危害微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也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个方面，中国资本大局向金融业进军，各类产业资本纷纷寻求切入点，参与金融业。现在许多大型企业已经通过旗下子公司和参股公司进入了金融业，已经间接的获得了金融业的配套资格。特别是偏离主业的状况会产生一系列的巨大危害。第一个方面，产业资本过度介入金融业，毫无疑问会分散有限的金融资源，不利于做强主业。第二，产业资本过度介入，也会加大产业资本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产业资本的安全。第三，产业资本大量的进入金融业，极大的加大了监管和调控的难度，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

　　第三个表现，地方政府金融规划，存在着盲目和不可科学性。中国国内有30多家城市要打造金融中心。这显然不理性。

　　第四，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发展也需要亟待规范。由于这些不理性的状况，实际上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潜在的风险。从国际来看，如果追溯到29年美国金融危机和08年的金融危机，我也认为这两次危机爆发与美国在处理经济和金融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比如说从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看，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金融产业持续扩大，居民的居住条件极为宽松，金融衍生品急剧增加，再加上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这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特别是新兴国家。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经济和金融的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里面，已经对中国金融定位做了明确的界定，把它界定在生产性的服务业。其中十二五规划有一节提出有序开拓金融服务业。我觉得这是非常清醒的。根据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非理性的倾向，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包括监管体系在内的金融宏观体系建设的顶层引导。第二，继续发挥当前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特别是服务的功能。第三，大力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模式的进程。

　　Kenneth W.Dam：非常感谢各位发言和讨论嘉宾，他们的见解非常精彩，非常有助于我们的思考。谢谢各位。全体大会五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