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外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论坛

　　2011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中国峰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外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新诱惑新风险？”论坛。

　　Charles  Goddard：我们上次讨论得很热烈，希望这次也很热烈。

　　我们是对华投资的问题。第一，对跨国公司来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调查，当时很多人是反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2004年跨国公司好像不是做得很好，很多跨国公司当年发现其实大多数跨国公司，情况还是不错的，我们当初觉得不是特别好。

　　为了这次讨论，我们讲的是西方公司到中国来开展业务，这个定义好像有点人为的。我们讲的是全球性的公司，全球公司不管有，中国公司也有，但是本次讨论我是准备用很宽的定义，来把这个事情定位一下。当然后面我们还要讲中国公司出去的情况，这次讲西方公司到中国来。中国对跨国公司是什么态度？是不是有所变化？

　　我们时间很短，就45分钟，希望大家自由发言，不要受拘束，你听到我们的话想提出反驳，或者要澄清，请你不要犹豫，一定发言。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Rajeev  Singh  Molares，阿尔卡特亚太区的精彩。

　　下面是沈达理，霍尼韦尔印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溥乐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

　　蒋惟明，帝斯曼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我先介绍一下跨国公司的情况。先请溥乐伯说几句。

　　溥乐伯：我感到很高兴，可以到这里来。我知道我们说的要尽量精辟简单，当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中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代表美国公司。我们上一个月发表了一个调查，我们有几个结论，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评估得比较仔细，因为两国政府都非常关心投资的条件，当然媒体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还是挺成功的，第一是美国公司是很有信心的，对中国市场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对五年以后的期望，还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他们要致力于参加中国市场，我们经常看到大规模的投资都是外国往中国投资，他们还是关心他们在中国展开的企业。

　　首先有三个方面，第一，操作环境现在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再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越来越严重，他们越来越认为在上海遇到了大量的竞争，他们觉得这个竞争对他们来说越来越严重，他们觉得国内的公司有的时候有点不公平的竞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竞争。

　　第三是关于政策，改革的步骤是不是放慢了，会不会在技术政策要求披露什么专利，还有密码这些东西。

　　另外，两国政府都在经过一个政治转型期，所以对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贸易冲突，政府一般都说希望两国政府不要进行裁决，而是要找出解决办法。美国，日本，英国，都经常在那说不公平的竞争，还有一些大公司优先的待遇，中国在这方面正在玩弄制度，为自己的利益牟利。所以这就使得大家担心，今后可能会有贸易冲突。

　　现在已经11月中期，我没有用过任何的兔年的这种说法，一个是兔死狗烹，当中国寻求这种外资的时候，希望跨国公司可以带来资本、技术、管理技巧，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希望在战略领域中，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像在全球也是变成一种战场。尤其是技术，生物科学方面，一个是守株待兔，公司就不能以为中国市场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你站那，你就会得到好处，所以不是这样了，不能守株待兔了。

　　第三是狡免三窟，各个公司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战略，他已经发展到是一个二级的城市，在中国发展研发中心，有的公司跑到第三国的加工，再卖回给中国。所以对这个环境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这就是一个总结。

　　Charles  Goddard：请大家举手一下，以示你们的信心？你们哪些公司对中国市场有信心，认为自己来到这个市场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差不多，大概90%，正好和美中全国委员会调查的报告数字差不多。但是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有很但是，我想在讨论当中有很多的但是提出来。但是我首先还是把麦克风交给沈达理·霍尼韦尔，请您谈谈。

　　沈达理：经过今天上午这么激烈的辩论，我还以为这个环境会很轻松。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从我们自身的历史来看，我觉得跨国公司在中国一直发生一个演变。我们是一个大规模的多行业的一个公司，其实我们的业务当中反映了中国大多数GDP，有航天，航空，自动化，汽车，特殊材料，化工产品，中国70%的GDP相关，我们涵盖了17个不同的行业。

　　我们来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有个据点，第一个阶段，只是开了代表处，接下来就是扎根，90年代把产品带过来，你的价格，产品性能还不是特别完美，你得调整，加一些调整，调整性能，做本地化的调整，我们一直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七年前，我们就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才略，新的观点，我们认为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是很有特色的市场，是完全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必须在我们公司里面植入一种中国的DNA，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纯粹的中国的企业，一个中国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我们不要做像过去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市场，我们现在成为了中国本地的竞争对手，竞争企业，因为我们做是做工程的公司，我们现在进入到蒋惟明五六级城市，我们要与客户站在一起，不是像其他的跨国公司在第一阶段那样。

　　最后我们要掌握人的艺术，我们要培育一种文化，让中国人很认同，让中国人可以加入霍尼韦尔，在这里实现他的梦想。我们已经步入最后一个阶段，如果能够创造这样的能力，创造这样一个平台，有一个崭新的DNA，在一百多年以来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西方来完成的，这样一个公司，我们引入一个崭新的DNA，可以在中国搞创新，搞决策，百分之百。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世界其他的地方？现在世界80%的增长靠的是新兴市场，中国也是这样一个资本流动态势当中很杂的一个群体，我们换一个视角，换一个文化，在成为本土的竞争对手以后，我们现在有一半的竞争对手也开始步入这个阶段，我们要成为拥有中国DNA的竞争对手。

　　Charles  Goddard：您是在很多不同的公司，都有接触，霍尼韦尔的策略有自己的中国DNA，之后是发挥中国DNA，再走出去，别的公司也有这种想法吗？还是别的公司依然停留在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的阶段，霍尼韦尔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沈达理：大概50%的外国企业在中国，他们做的是服务，而不是制造，他们来到中国主要为了服务中国市场，引入少量的服务外包，这是卖给美国。相对来说，份额应该是比较小的，20%，可能三分之一不到的公司，在中国有研发中心，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研发转到中国来。

　　我们要花几亿美元搞一个研发中心，如何保留技术，保留人才，保留自己的IP，有不同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有合资伙伴，再来就是走向全球，这是数量较小的一批企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有一半的业务都是服务，比如我们建筑解决方案，完全就是服务，霍尼韦尔流程解决方案，就是服务，我们为中国70%的炼油厂，精练厂，这就是服务。我们是设计中国的炼油厂，我们在中国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制造，我们最主要是一个DNA，是一种文化，我们要再造这种决策的能力，成为一个真正全球的公司，我想中国使得霍尼韦尔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真正全球的公司，而不是一个跨国公司只是在世界各地有据点。

　　Charles  Goddard：非常有意思，刚才已经提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这里搞研发中心，也会引起IP方面很多的担忧，人们也是经常表示有这种担忧，只是中国要求你提供IP，以换取市场准入机会，是这样的吗？

　　蒋惟明：在中东有一句话，我们要相信真主，但是要用绳子把骆驼拴起来。我想做生意也一样，我们日益成为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现在更加擅长于管理IP。

　　当时我们来到非洲，他们在仿造我们的技术，今天这一百个公司没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超级邮水平的竞争对手，我们的成本控制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的成本比他们低，他要超我们可以，但是他不能又超我们又赚钱。以前仿造假冒的一大堆，但是现在没有了，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

　　Charles  Goddard：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兔子，骆驼，动物相关的一些术语？还是请您简单谈一谈你们公司在这里业务发展的情况。

　　沈达理：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我们来到中国25年，我们有14000人，有6000名工程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和国资委合作。原来我们是销售我们的产品，现在是和政府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我不敢说制造，因为我们也是外包，像很多企业那样，有的时候在大陆，有的在境外外包，我们也在演化，我们新的挑战就是在中国步入新的五年计划之计，我们如何顺应新的五年计划，引导自身的一个转变。因为新的五年计划当中，要抓住很多新的机会，这个国家是不是在快速前进，绝对的，毫无疑问。

　　在我们行业数字非常的震撼，在美国，大概有3.2亿手机用户，中国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客户，这家公司本身就6亿多，大概上周还是这周，具体衡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手机，应该是已经突破了10亿，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市场的规模非常巨大。

　　我去拜访客户的时候，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拜访客户，包括在亚洲以外，大多数客户问我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在发生什么，大家非常关心这个市场。不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很想了解消费者的行为，竞争对手的举动。

　　再讲一个小故事，五年前最尖端的技术是在欧美首先得到部署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客户想首先在中国部署，而在欧洲新科技的采用的步伐放慢很遗憾，因为经济消退，他们的网络就不像中国那么快速升级。

　　现在步入新的五年计划，中国政府的雄伟目标继续上升，我是负责全亚洲的工作，有些规则是要改变的，比如说现金汇总，这是一个要改变的法规，我想这也在酝酿之中。有这样一句话，改变在酝酿之中。我每次和国资委，和信息工业部交谈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对，你提的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不知道有哪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会完全百分之百全单接受企业提的诉求，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感觉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对中国市场有极大承诺的跨国公司，像霍尼韦尔来这里30年，我们也是30年，你必须对这个国家有这样的承诺，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

　　Charles  Goddard：一会儿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刚才你提到一些挑战，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可以讲一些其他的挑战？先请问蒋惟明，看看你们想什么？

　　蒋惟明：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经过上午下午的讨论，可以说重要性更重要了，更大了，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有点像(英语)那样，是一个化学工业，中国在化学工业方面，原来是规模比较小，可是现在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数据是全球第一，化学工业是全球第一。如果我要在全球，在化学领域中，我要在全球有作用的话，如果我在中国没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我就觉得不可能有任何作用的。

　　所以考虑到它的市场变化的规模都是如此，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看了所有的报告，看了所有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么一个想法，好像觉得我们还是不了解中国。

　　所以刚才听两位同事说，你必须得融入中国，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新的十二五规划，像我们这个公司就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是一个良好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管理文化，我们有一些技术，我们的责任性，我们的绿色操作方法等等。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14万的公司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们(英语)不仅是要卖东西，当然我们要卖我们的产品，我们进行研发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伙伴关系。正像说的那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中国公司，而且我们要带头改革，示范，我们怎么更干净，更清洁，更绿色。

　　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还有行业领导们，他们都希望我们在这里作为领头羊的作用。

　　到底是不是公平的起点？如果你真正参与政策制定的一部分，我尽量做到这点，我是参与这些规划的设计，我不管是看他们的，读他们，而是真正的参与，如果这样子，也是为中国的企业好。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有所作为。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我们也必须操作得良好，我们也要驱动全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谢谢。

　　Charles  Goddard：很有意思，你们三位都说了，你们养成了一个中国式的DNA，就是这种基因，融入了中国的企业界，如果你真正可以那样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充分利用你们的优势，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可以竞争更加强大。

　　我们最近做的调查发现了，大部分的跨国公司很关心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削弱，当然他们有技术上的优越，还有品牌的管理可能更好一些，还有对人才更好的待遇等等。你觉得呢？你们觉得是不是这种优势正在削弱呢？是不是还可以走在最前面？

　　沈达理：在某些行业中，可能在这里没有代表，比如说银行，或者保险，你可能会说这种话。有些工业可能会扭曲这些数据，但是我们是个工业公司，我们有17个不同的企业，我们也有些重要的工业企业，比如说燃料，替换燃料，绿色燃料这方面的。

　　中国具体想做这些事，但是国航最近用绿色的燃料，用了我们的技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一个竞争者，我们是和中国石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中国公司一起开发了这个燃料，我觉得七年前我们是1%到2%的收入，而且增长是0，没有中国了，收入就毫无变化。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企业8到9%是我们这个部门，是不是我们情况更好？很多的大的中国公司，我们和中石油、中石化，他们都想走出去，但是有三个问题，第一没有一个很好的品牌，第二没有一个可持续的办法，没有良好的管理方法，他们要和我们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只要在中国开展得很好，他们就会和我们合作。当然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到拉美，到南非等等。

　　所以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这样中国也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的公司。

　　薄乐伯：竞争优势在市场领域中发生不断的变化，不太熟悉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是个法国、美国的两个公司的结合，摩托罗拉已经消失了，最近有华为和中兴两个公司，怎么竞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汽车、飞机，还有其他行业中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行业，至少中国的本土公司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这个变化。你就要改变你的基础，你的基本的东西。

　　这里面重要的一条，工业要全球化，所以我们的研发就是这样的，我们有6000多个技术员和工程师，不光是做低成本的研发，他们做从头到尾的设计，在全球进行推销。我们有三万多个专利，每年我们会出售很多的专利，我们每年卖给中国公司卖得很多，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哪都有，不光是中国的问题，想抄的人到处都有，你就是要提高警惕，要管理这种安全的问题，是不是电脑的病毒，或者什么东西，天天都会有事情发生。

　　蒋惟明：你觉得你们的优势破坏了吗？我觉得行业增长有一定的规律，他们都要经历过一个污染期，学会怎么去解决这个污染，然后就找到一种真正的成本效益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今后五年、十年，中国公司也知道，他们也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不光中国，全球都是这样子，现在有个机遇，这个机遇，这个窗口不会只有5年到10年，可能没那么长。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个问题。

　　就比如说劳动力越来越昂贵，还有能源，中国的单元价格比美国要大一倍，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要绿色科技，绿色的方法，他们都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和中国的竞争对手提前来竞争，你们要又快又好。

　　Rajeev  Singh  Molares：竞争一直是我们这些会员企业提出的五大问题当中其中之一，和国营企业的竞争问题等等。但是我有一个图表可以看看，微软、沃尔玛这些公司的收入一百亿，还有中石油、中石化也是差不多一百亿，当然这不是全球的收入，但是他的财务实力相当。

　　你问中国的公民到哪里工作最好，他再也不把合资企业排在第一位，现在很多的国企可以为员工发放25项不同的福利，有教育、住房、交通，这是我们可以发的，他们还有唱卡拉OK，吃饭什么都有补贴的，所以这也是问题当中很现实的一个方面。

　　投资限制，某些行业比较多比如数据公司外国公司不许占股超过49%，所以就无法竞争，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投资限制就不是的。另外就是竞争中立，这是大家特别愿意看到的。

　　提问：我说的新通过的法规，让外国人也交个税，我说的是大连的现象，大连市现在是取消了，工资再低也要缴纳。大连模式推广至全国，你觉得风险有多高？

　　Rajeev  Singh  Molares：我想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我想在两会期间讨论到了中国劳动成本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说了，未来五年我们劳工福利金的缴纳要加倍，包括在城市最低工资也要提高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包括你说到的外国员工的福利金的缴纳问题，每个地方都还没有特别明朗的一个说法。

　　我们都知道，成本是要上升的，趋势是明朗的，但是具体一个时间结点是不清楚的。

　　你要为它做预算，把它考虑到预算里面，不知道哪年哪月会出现通胀什么的。

　　Charles  Goddard：这一点没有一个明朗的时间表，但是你可以放到你的预算当中。

　　提问：我们是一个矿业公司在中国做投资，但是现在大的潮流是要走出去，所以我特别欣赏(英语)所说的，因为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植入了中国的DNA，霍尼韦尔结合中国的合作伙伴走出去，你走出去的时候，是中国的DNA还是你们的DNA？

　　沈达理：我们的走出去战略，是有两条腿的，第一条腿是金钱，过去只有西方公司、欧美公司知道投资的发出方和接受方，我们追随金钱的流动。现在我们既不知道发钱方是谁，也不知道收钱方在哪。

　　第二条腿，就是要在中国做一个非常杰出的企业，也要在全球做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有很好的管理销售，运营方面中国至少要20年，中国的企业才可以赶上，我们在全球运营很出色，靠收购是不行的。中国的这些兼并收购在这一方面都是很失败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成为中国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我们在北美有更好的产品，也可以更快速的进入立场，我们利用中国的创新中心为非洲开发产品，速度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快。

　　提问：有一个公司叫五矿，和澳大利亚的公司合并，他们保留了原有的管理层。

　　薄乐伯：这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有很多项目，在海外脑子里就想到乌兹别克斯坦、多哥这样一些地方，也会想到一些大家知道的一些地方。做项目的人、管理项目的人，你必须带上中国的管理层，你必须成为中国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你必须成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管理层必须在世界各地可以被看到的，中国的银行融资，和中国的使馆联系，你必须带着你的中国DNA走出去，你得创造这种中国的DNA再走出去，我想这方面中国确实有缺陷，需要做得更好，就是要提高他的教育，教育方面要做得更好，这方面要提升更快。

　　Charles  Goddard：讲到这里很有意思，你成为中国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许有助于使你成为一个真正全球的一个公司，这也是我们调查报告的一个结论，我们的编辑也在后台，大家也可以和他交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趋势。

　　我们一起感谢几位嘉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