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中国实施减税举措已经启动

　　2011年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1-2012)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演讲。

　　高培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再有两周左右就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在这个时点上推出，它的意义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报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一般地同意刘元春教授的报告，但略有不同。最近这两个月来，伴随欧美经济形势新的振荡，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是这一轮的经济振荡，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而言，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大家都能达到共识的一点。但紧接着的一个问题，这种不利的影响相对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是来得更大的，还是来得更小？如果来得更大，或者相当于08年末09年初，留给我们的政策选择显然是不亚于08年末和09年初那样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如果来得小，显然我们的政策选择就要有所不同。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研究，研究大致的初步的结论就是，这种不利的影响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的确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产生推力。但是从总体上讲，这种不利的影响不会高于08年末和09年初，面对新的经济振荡，我们的政策的设计不宜反应过度。

　　我本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体会和感受，就是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属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分析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要经济学的一般分析结论，加上中国具体国情的教程。我讲中国具体国情的时候，我举最近一个多月来的两个例子，大家做一个参照。上一周中国社科院组织学部委员到天津去考察，考察当中我经历两件事。领导知道我是天津人，问我你们家的房子最近这些年涨价了没有？这是讲到天津最近经济情况的时候讲的。还有一件事是天津在搞文化中心，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的建设。这些资金的来源和一般的投资项目有所不同，他们是让一些央企具体来认购的，认购之后还和我们讲，他们都拥有产权，比如说博物馆是某个大企业的投资，它拥有产权，图书馆它有产权。我问了一句话，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有没有权利处置这些产权？他们说是没有的。

　　我讲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当中，大家特别不要忽视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主导作用。这种作用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欧美经济和其他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我们讲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当我们讲到这种特殊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经济的外部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深里讲这是一种体制。很多事情实际上政府是在掌控过程当中的。

　　当我们评价2011年经济运行态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应该看到，在运行结果的过程中，实际上渗透着政府调控的主观上的意图。所以谈到2012年，我特别同意刘元春教授刚才讲到的关于房地产和经济运行的问题，他提出不能硬着陆，应该是软着陆。这实际上潜含的一个是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在政府的掌控当中的。我刚才在下面和隆国强所长议论，当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不得不伸手救助经济的时候，在房地产市场上稍微放一点水，也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也不是我们预测的样子。很多结论是维持现有的政策不变，我们的经济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去运行。

　　对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走势，我倾向于用在震荡中前行这样一个判断。意思是说，对于形势不宜估计得过于悲观。还有在整体上保持我们现有的政策的格局，这是关于形势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谈论到经济形势，我们谈论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物价水平。谈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也是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一个是物价水平的目标。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面对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时候，这两个目标的排序对我们的选择而言有没有变化？今年以来政府一直是把物价水平放在政策目标的第一位的。在新的形势下，这种排序应不应该有所调整？我们的分析表明，还是不宜做大的调整。为什么呢？单凭数字而言，中国的物价水平不是很严峻的。过去只有二三个月超过6%，其他的时间都是在5%上下活动。原来达到国18%的水平，92、93、94年超过20%，严格上现在不是特别严峻。但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谈到物价水平上至高层下至百姓都感觉异常的敏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当前伴随收入分配问题的形势严峻，整个社会问题的矛盾处于加剧状态。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问题，从来都是要和社会问题、政治层面的考虑融合在一起的。在其他场合说中国的维稳支出超过国防支出的时候，是告诉了大家一个判断，在考虑中国的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问题放在一个方面，进行全局性的考量。当把收入分配为代表的其他矛盾放在统一的大棋盘中加以考虑的时候，你会看到经济增长相对于物价的水平而言，就在时下的中国，物价水平仍然是摆在前位的。

　　如果基于这样的判断，未来一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摆布，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总的判断是，2011年以来，我们实行的这样一种经济政策是财政积极、货币稳健，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大致中性的格局。我本人以为，这样的格局可以做局部性的微调，或者叫做预调，但不宜做大的变动。

　　说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罢，历来是名实有别的。重要的不是看它举着什么旗子，以什么样的名称来加以标识，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比如说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还是稳健的，哪怕是紧缩的。重要看赤字规模的变动，看它的赤字是比去年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者说维持原来的水平不变。上一轮的经济调整中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例子，2003年中国的赤字、04年赤字还是9%多，只有05年减少到了3000亿，而03年是积极的政策，04年继续积极，05年是转型稳健。今年的财政赤字的水平表面上3000亿，但实际上是10500亿。

　　在这样的格局下，谋划2012年的财政政策，抛开名义的格局不论，应该在赤字上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初步想法是，建议从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国家的宏观政策保持中性的总体的格局，起码在名义上要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称谓，但是实际上要坚守1万亿多一点赤字的局面。在这样的一个限制之内，在空间的盘子之内去谋划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走向。就财政政策而言，我也同意刚才报告中所说的，要坚持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两者同步并重，但我要说的是，这两个线索方面的扩张措施，是要锁定在一万亿多一点的财政赤字水平空间内的。而且两者相比，和2008年和2009年的情形有所不同，那两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措施，主要的做力方向是增加政府支出，比如说1.19万亿的财政投资，带动4万亿的整个的政府投资，这样的格局是我们曾经采用过的。

　　比照2008年、2009年，考虑到目前经济形势的特殊背景，以及我们关于形势的那种判断，要求我们可能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线索上做适当调整。我的意思是说，从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转为以实施减税为主，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选择重点上来。

　　说到减税，现在有一个名词是结构性减税。这个名词据我的回忆，大体形成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是面对应对减税的呼声，90年代后期整个社会有一个减税的浪潮。结构性减税，当时我们给予的解释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分析起来，在结构性减税的概念下，摆在第一位的目标是税制结构优化，我的税种有的收入要减一点，有的要增一点。那时候有减税，但大体上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且是零敲碎打的。把这样的概念放在中国，我们抛开名义的概念不论，探究他的实质内容，我们觉得现在实际上应该强调全面性减税了。

　　全面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的最大不同，第一目标是减税，第二目标才是结构。或者说在减税的过程中，追求结构性的优化和调整。而且这个时候的减税，一定是有量的界限和要求，而且是成体系的。实际内容角度讲，一定要延伸这样的层面，为什么这样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今年的财政收入形势大家已经看到了，截止到十月底的数字已经发布，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收入超收十万亿，几乎已成定局，增收将近二万亿，这也基本上成了定局。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减税的压力和必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税制结构已经大体上走入死胡同，不调整不行。说到中国的税制结构我用三句话来概括，流转税收入占70%，企业缴纳的税收占92%以上，法人直接缴纳的税收占98%。这三个概念能够大体上把中国现实税制格局交待清楚。第一是中国的税收70%以上都是间接税，和物价之间的关联度特别密切，对物价形成的影响特别巨大。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弱化税收和物价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减轻税收在概念中的影响，减少价格的增长对税收增长的推力。第二句当你意识到92%税收都来自企业的时候，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来讲，发展经济也好，实施某一方面的公共政策也罢，或者说基于增加政府收入的考虑也罢，都要把政府定在企业而不是在个人身上，企业承受的压力特别巨大。要想给企业减负，首先要把企业和政府收入，和整个政府政绩之间的联系相对弱化一点。

　　第三在现实中国，真正有这种机会和可能，把自己的税收交给政府，这是极其稀少的。98%的税收都是从企业那里，从法人那里获得的。98%和92%的差额是6%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的格局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怎么调整？其实大致的方向就是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这种调整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已经开始了，这两天，媒体上反复宣传的一件事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原来的营业税不征了，改征增值税。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减税信息，起码从三个层面上具有减税效应，第一原来营业税有重复征税，增值税没有。之所以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目的之一是减少重复征税，最深层的目的是什么？减轻税收负担。第二，在09年前，营业税和增值税两者的税负是均衡的，而09年增值税实现了转型改革，也就是扩大了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基数缩小了，税制没有变，由此把整个增值税的水平拉低了，营业税是保持在原有水平上。现在随着一部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进入到增值税的范围，营业税的税负等于向增值税靠拢了。第三，这次的增值税的扩张改革中，引入了两档税收，一个是11%，一个是6%，原来是17%和13%。就像平均身高一样，我们的会场上原来平均身高是1.7，现在进来了两个1.5的小个子，平均下来整体水平在下降。这是中国实施减税举措的开端，而且是减少税务比重的第一步。之后这种全面性减税为路径，实施整个税制优化的改革，我觉得已经开始了。

　　基于这样的政策线索，我们在接下来谋划政府支出层面的扩张性措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对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和预调。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