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将是改革重点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1月22日，由中国经营报(微博)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1(第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们这次会议主题是“企业竞争力”，我想这个题目很重要。为什么讲它重要呢？从金融危机来讲，从中国下一段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来讲，我想竞争力都是一个核心的命题，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我今天想结合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我想谈一个背景，五个问题。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可能性已经进入一个转换期。刚才李扬院长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阐述的角度略有不同，但是对象都一样，都是中国经济。

　　最近大家在讨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物价见底回落，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放缓。大家都在讨论下一步的走势到底如何？讨论这个走势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它的性质，它仅仅是在宏观紧缩政策背景之下，一个短期，周期性的回调呢？还是因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我们现在需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CPI大家可以看到，我就不说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下调。

　　那么，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年，超过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最近我们对国际工业做了一些研究，国际化进入工业历史时期之后，大多数国家进入工业化之后是失败的，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但是少数几个国家，特别是东亚的几个国家是成功的，这些国家比如像日本、韩国、德国，我国的台湾等等，他们大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1千国际元，大家注意这个国际元不是指的限价国际元，而是指国际上公认度比较高的，一个著名的学者麦蒂森(音译)提出来购买力评价指标来计算的时候，达到1万1千国际元，都无一例外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是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

　　大家看看这是日本的一个例子，日本转换大体上出现了1973年左右，韩国是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是早一点，大体上是在60年代的后期。我是想讲国际上的经验，我们经过分析以后感觉到中国非常像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轨迹。中国也算了一笔帐，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按刚才讲的国际元计算，中国已经接近8千国际元，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我们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2，3年也达到1万1千国际元的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分析过程，我们引出一个初步结论就是，在今后几年，比如2，3年，最多3，5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是一个大概事件。但是从内在原因来讲，刚才李院长也分析一下出口下降，最近很多学者也在分析，比如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等等这些，但是我认为最重要实际上是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萎缩，特别是投资增长速度相对收缩，我们高速公路，我们机场，我们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空间，但是你要支持像过去那么高的增长速度空间已经相对收缩了。

　　所以，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转换的时期就逐步到来了。

　　那么，我们做的这样一个预测大体上是基于全国数据，基于中国各个省市的数据，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指的数据，最后有基本结论，大体上就是刚才那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这样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想近年以来有几个情况很值得关注。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是在逐步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大体上有这么一个特点。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讲，消费事实上是比较稳定的，进出口有比较大的或然性，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在投资中间基础设施大体上占比是30%左右，在过去几年，房地产大概是25%左右，设备投资占30%左右。这三项合起来，大体上能够占中国投资85%左右。

　　近年以来发生变化，基础设施已经由过去大概4，5年平均占比将近30%降到20%左右，房地产的投资，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投资跟上的话，实际上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会下降。实际上，最近1，2个月房地产的投资速度已经开始下调，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速度下降以后，在加上出口的速度如果降低也会对投资的增长有负面影响，最后设备投资增长速度也会有所回调。

　　所以，中国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回调应该也是这么一个大概时间。

　　第二个问题中国沿海几个大省增长速度也在放缓，我们最近看一下中国沿海几个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等大概占了全国GDP50%，近年以来他们在全国GDP排名是排在后面，特别上海投资出现负增长，这在过去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变化，东南沿海地区是率先增长，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会率先回落。

　　第三点，最近各个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也表现出很大担忧，实际上反映什么呢？反映了这些领域中间，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如果我们总体来看有一个初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转换，也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但是这里面还是一个概率，很大可能性，我们还需要观察。

　　但是，我想应该说这个过程在今后1，2年，3年，或者说从现在已经开始了。应该说这样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是一个过程，很多需要若干年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现在可能就需要有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怎么来看，我想大体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

　　刚才大家可以看一下国际上国家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在人均1万1千国际元水平上，我们增长速度能够自然回落，实际上是中国成功度过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一个标志，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个成功标志。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这是一个潜在增长率的现象。最近，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地方增长速度回落了，地方说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现象。比如说有过去10%几，现在降到8%左右，是不是明年你在调控一下就回去了呢？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了。为什么？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来了，不是说你主观上想上去就能上去。

　　再一点我想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有10%左右降到6-7%这样的水平。从国际范围来讲仍然是不低的速度，如果我们能够把6-7%的增长速度保持5年，10年，20年，中国将会成功跨入高速社会，仍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时候，有人可能感觉到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感到悲观，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个转换的工作，能够争取到比较低的速度，但比较好的结构效率，再增长10年，20年，我们仍然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刚才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实际上强调一个概念。我们经济的基本面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增长阶段变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经济结构变化，增长方式的变化。所以，我们各个方面，我想特别是我们企业界可能要有思想准备，要应对这个变化，要观察他出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准备应付所带来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我讲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特别是经过欧美金融危机之后。

　　那么，在新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我们想提这么五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第一个我们讲经济活动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决策出错的可能性比以往30多年的时间，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高。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过去我们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别人做过的事，一个汽车什么样子，电脑什么样子，电视机什么样子，别人已经有了我们学着去做。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创造，但是技术路线，包括产品的模样，商业模式都是有的，我们可以学习，这是一个后发优势。

　　那么从一个信息角度来讲，不确定性相当小，但是现在到了高增长末期，到了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技术上我们可能已经走到前边，我们可以学的东西不多了。另外从学习的角度来讲，高速公路，比如中国大体上需求量就做一个假设数据，10万公里，我们现在已经搞到7，8万公里，剩下1，2万公里到底怎么建，什么时候建，建多少，你会不会建到12万公里，15万公里去，你有这样规划，就在这个边界的时候，他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在这种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犯错误。

　　所以，我是想我们这个时候决策一定要非常谨慎。另外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我们相当多的工业部门需求的空间仍然是有，但是我想大家注意一个概念，需求的峰值，就是那个需求，或者我们产能的峰值会逐步接近，有些已经达到了，有些会逐步接近。我们沿用过去思维定位的模式，很可能出现投资和产能过剩的局面。

　　第二点我想我们要提出的是，我们的产业和企业将会进入大规模调整重组期。这或许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调整重组时期，最近我们也看到我们中小企业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这个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之下，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会更大一些，我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真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些情况，企业的各种成本是在上升，你怎么对付这个上升，你怎么进行调整。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在成本上升，需求已经开始相对收缩，或者在未来继续收缩的情况下，我们产业和企业将会有大的调整，这种调整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企业困难可能是两种情况，或者还有其他一些情况都混在一起。但是企业调整的过程是无法对比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从我们企业来讲，在座很多企业我们可能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将被淘汰出局呢，被别人兼并呢，还是我去兼并别人。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能不能活下去，这里边我想一个最直接问题，企业无论兼并重组，或者其他一些活动也好，实际上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盈利模式这么多年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过去我们老是讲速度低一点，效益好一些，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恰恰相反，速度越高效率越好，这是中国最近几年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靠的规模扩张，规模扩张之后整个成本会下降，所以效益就会很好。

　　现在需求规模会相对收缩，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企业调整模式转变方式，很多行业会转成这样一个模式。这个行业中间有几个领先大企业，比如4家，6家，8家会占到整个产业50%，60%，剩下30%，40%就给专业化，也特色的中小企业，大规模会形成这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之下形成新的盈利模式，特别大企业，通过我相对大的企业规模来盈利，专业化特色的，或者专业化优势企业通过我专业化的优势来盈利，整个企业盈利模式随着增长速度有高速转向中速将会发生一个，或者必须发生一个很大变化，通过这样一个调整之后，中国将会出来一批企业，这批企业我想在中国今后20年，30年将会形成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了，这样一个调整重组的过程，如果逐步开始以后，我们政府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政府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为什么？我们往往习惯于这家企业和那家企业合并起来，政府去安排，我认为这么做是最合理的，但是你这样做可能是错的。最重要还是要坚持我们讲的一句老话企业自愿，还是按照市场规律，政府在这个方面要有相应的一些规定，政策等等。

　　第三在发展新兴产业是要放在已有产业改造升级上。这两年我们新兴产业发展力度还是比较大，但是现在情况看起来，情况不一，有些行业发展还不错，有些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这里面我想讲一点，我们现在所谓新兴产业中间有一部分技术路线非常不确认，关键性技术现在没有过关，或者非常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采取大规模投资的方式，特别是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投资的方式，风险某种意义上比传统产业更大。

　　我们政府推动产业发展产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争议，但是我们如果说是回过头来看，如果在高速增长时期，在技术路线比较确定的情况之下，政府不把这推一推，搞大规模投资，实际上出错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比如我们现在搞某种产品的生产，在10年前，20年前需求空间是比较大的，即使犯错还有回旋余地。但是现在新兴产业，特别是当技术路线不确定情况之下，我们政府推动这种机制是从创新这个角度来展望，有的不一定有很好效果。

　　我刚才讲了一下中国通过企业重组之后将会成长出一批具有长期竞争力的企业，这个企业如果我们看5年以后，10年以后，大部分还是中国现在已有的，或者我们进的传统产业。这里边可能就需要纠正一个偏见，所谓企业有竞争力一定是高技术，这个我想肯定有所区别。其实一个企业你有竞争力，比如你的生产规模很大，占有某种特殊资源，你有很高的盈利模式，商业模式，当然也包括你有很好技术，都会成为核心竞争力。

　　另外不仅仅是所谓新产业才会有，比如我们看到法国有葡萄酒，意大利有瓷砖，美国在国际上很大一部分出口是农产品，这都是所谓传统产业仍然会有竞争力。我们中国下一步经过产业重组以后，今后20，30年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大部分还是我们所谓传统产业。最近讲中国制造的问题，我也做过一些调研，我觉得中国制造客观讲只是有了这么一个基础，有了这么一个体系，整体来讲我们水平还是比较低，比比日本，德国，中国制造由低端制造向中端，高端制造，潜力很大，我们要走的路子还相当长。

　　所以，中国创造我想这是要做的，事实上我们想把它摆在重点，中国制造这件事情做好空间相当的大。这个里面相当重要一点就是产业链的升级，我们过去讲我们处在产业链低端，这个升级我想是可以逐步升级的。但是比较重要一点，产业链终端我是搞制造，如果我规模比较大，我赚了钱可以收购研发部分，有一些市场营销渠道。最终一点，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应该抓住对这个产业链具有掌控能力的环节，我想这是我们目前企业可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第四点我们需要着力发展创新性民营行业龙头大企业。从国际上来讲，这些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些龙头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来讲创新能力比较强，它创新了其他企业跟它配套，或者其他企业跟着它做一些引进的，或者推广工作。所以，在一个行业中间，100个企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可能只有5个，最多10个，其他企业基本都是模仿，最重要在这个行业中间能不能有一些创新力特别强的龙头大企业。当然从国际经验来讲，这种企业一般来讲都是民营企业，这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2011年有关过程跻身全球500家大企业的情况。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国家巴西、墨西哥、俄罗斯，这些国家有那么几家企业进入500强，都是处在垄断企业，技术产业，或者是国有企业。反而韩国，我国的台湾，日本，也包括德国这些国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他们产业领域相当宽，大部分处在制造业领域。

　　再一个领头企业基本上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巴西，墨西哥，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国际上都被称为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井国家，后几个国家韩国，日本，我国台湾被认为是追赶型，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井，进入高收入社会，对我们企业行业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企业，这是一个大问题。从中国大陆来讲我们已经有50多家企业进入，但是我们看产业领域相对集中在垄断型，基础性产业，大部分是国有，所以这种格局和你想具有长期竞争力，这么一个要求，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当然从中国来讲，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民营企业，比如华为(微博)，联想等等。坦白讲这种企业现在还太少，如果我们每个行业有1到2家华为式的企业，中国经济有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这件事情实现，应该说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当然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我们民营创新型龙头大企业脱颖而出。

　　最后我简单说一点，放宽准入，鼓励竞争，推动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刚才讲了我们要素成本比较高，这里面原因比较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存在着垄断。比如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油价问题，国际上油价涨了咱们油价跌，国际油价落了以后咱们油价还落不下来。你看看这些国际上大国他是有几个大的石油公司，同时有几百家，甚至几千家中小石油公司进行竞争。最近电视上也报道，中国内蒙所谓运煤难问题，讲了这么一个数据，拿汽车往外运煤成本是火车运的9倍，铁路为什么不能运，我们没有建铁路技术，我们缺少石料，缺少技术工人，缺少劳动力等等吗，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原因在于垄断。

　　所以，打破垄断对中国基础产业提高效果非常重要。其实，从国际上来看，技术领域中间处在一种垄断状态，效率比较低，和贸易部门竞争力比较高，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特别一些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其实在日本也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搞战略的人迈克尔·波特写过一本书，题目就是《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他提出问题日本国内二元结构如果不改变，日本不会有持续竞争力，这是中国目前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对提高技术产业效率，发展服务业，解决民间资金出入问题都是非常重要。刚才讲放宽准入这个事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叫开放搞活，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宽准入。这一个老办法，但是我认为在目前来讲还是潜力很大，相对做出来难度比较小，容易见效的方面。

　　所以，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特别是对基础行业和服务业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改革重点，并且力争在比较早的时间内能够取得比较实质的进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