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从清末历史看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1月22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1(第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雪珥。

　　雪珥：谢谢大家，非常荣幸这个话题回国已经讲了三次，这是三个小时给商学院所设计的一个讲座，今天要在20分钟之内，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节本，没有敏感词，请大家放心，特别新浪在发微博(http://weibo.com)的时候请尽管用。

　　刚才上一节咱们有爱国者同志给咱们展现一个美好前景，大家都变的很High，正如刚才的舞蹈，我是来冲破黑色气球。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权利受害者，当他们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或者什么事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指责我们公权对他们怎么样，感觉这个环境是不行的，这个体制是不行的，我对中国改革史从1960年以来，进行10多年深入研究体会出来一些书，在这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在我读书的体会当中，中国特色、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最大特点是什么呢？资本不是权利的受害者，资本和权利是两情相悦，是权贵资本主义吗，不是，应该是权利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权贵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贵字，在中国企业，中国资本，中国公司起步的清朝末年的时候，包括民国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上所有人只要你胆子足够大，力度足够大，还是有机会进入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阶层。

　　所以，我定义为权利资本主义。最大特点，权利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如果有经济学家给你说别的一些东西，甚至小平同志给你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你千万别相信，因为还隐瞒了更重要的一个第一生产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历史教育不同的是，从我自己读史的感受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讲资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一些变化。那么，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权利催生的，从诞生那一刻起，马克思讲从诞生一刻起资本主义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头到尾都流淌着权利的血脉，当19世纪60年代，当中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废墟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发现已经要实行改革开放，68岁恭亲王突然发现中国必须面向世界实行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中国进步必须依靠实业救国，依靠资本救国，在这样一种为了救亡图存的动机之下，资本得到权利的极大地扶持。

　　所以，至少在资本起步的时候，绝对不是资本的敌人，而是资本的父母，至少是他的奶父母。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资本力量被放大了，特别是民间资本的力量被放大了。我们从西方历史一看，到西方各国一看，因为他们拥有资本才能才这么强大，咱们就把这些力量完全放大，这是1923年的时候《申报》在回顾中国实业发展60年历程当中一段总结。这段总结当时令民国统治者非常不爽，就政府对待实业态度来说，清朝末年，从1902年到1911年这9年是晚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9年，这是中国官方对实业态度最好的10年，《申报》认为这是当局者不贤不肖之分，与国体无关。当时很多人认为在共和政体下反而出现更多混蛋，在君主政体下倒是出现不少好的人。

　　在清末1860年代起步的清末改革当中，资本的诞生是在权利一步一步扶持之下，有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像咱们很多学者一直在跟大家呼吁，要制止公权利，防止国进民退。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从我读史角度，和我从事经济投资这方面的实践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问题不是所有成分多和少，什么成分多什么成分少的问题，而是全民一个腐败的问题。

　　那么，在资本被权力催生第一阶段，因为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信用交易平台，咱们原来那些民营企业家，或者咱们说民间商人他们没有足够的网络去获得资金，从企业建立初期就没有网络去获得融资，即便获得融资之后相互之间并不信任。比如说在座咱们今天出去之后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我相信你们谁都不愿意把你们手上的资金投资给《中国经营报》，因为对他不了解。当时也碰到同样问题，谁也不相信谁，谁也靠不住，怎么办呢？中国要发展，在这个时候只有迫切需要公权力介入。

　　咱们可以去看晚清很多企业发展，不管什么体制、性质的企业，在起步的时候公权力确确实实在企业内部提供了一个信用交易平台。大家一看各投资方一看，股东一看，有政府的人在里头，在咱们县长，市长，省委书记在里头，就觉得这个企业是靠谱的，一旦有了问题有人帮助解决处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监督机制，因为有政府的介入，有政府公权力介入，中国企业在清代起步的时候有了一些基本监督，能够防止企业过早，或者过度去做一些企业不该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公权力放大是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大清国政府吃饱了撑着去弄这个事情，当时官员去办企业不像现在官员非常热衷，而是非常惶恐，会带来很多麻烦。

　　那么权力催生资本，当时刚起步中国资本非常薄弱，无论是国有资金，民营资金都非常弱小，特别是民营的资金。又要去做这样实业，公权力就成为一种资本，首先它用国有资金作为引导资金进来，很多行业，甚至直接所谓商办企业，民营企业启动资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甚至政府国有资金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一半以上，这是国有资金在其引导的作用。第二，用一定的专利权，比如说在座共同投资一个纺织企业，大清国中央政府说我授予你专利权，只有你这一家在10年之内可以经营，用这样一种政策，当政府手上没有资源的时候，最大资源就是政策，作为一种资本投入到你企业当中来。所有，当时起步的企业，不管什么体制，尤其是民营企业都是在政策扶持之下起来的。

　　第三个当然也官爵上奖励，救亡图存，为了推动中国进步当时鼓励民间投资，特别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在被日本打败的耻辱当中，看到我们民营资本应该更大、更快发展。在1998年的时候戊戌政变之后，1991年11月大清国还推出一个矿物铁路工程，我认为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晰的指出中国的投资有商业投资，民间投资，国有资金来投资，有合资，而且只要公权力过度介入一定会造成伤害，要想方设法在民营当中作用，这是发布在1998年11月，我们惯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改革受到压制，实际上不是的。大家从主流教科书上所看到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都是在经过康有为篡改之后，完全是虚假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权力资本化大清特色资本主义当中，权力资本化我总结有两个版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咱们都很熟悉，也是现在被学者们，不管经济学界，还有史学界普遍在批判就是“官督商办”，刚起步有很多政府作为公权力投放进来，国有资金在企业内部，国有资金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实行一定的监督，在产权上面有一定的体现，这个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因为“官督商办”造成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咱们只要静下心来不带任何偏见去看，有官的问题也有商的问题，更多是这个企业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它与公权力主动想去剥夺民间资本毫无关系，这是我们可能一些学者为了顺应当代环境，为了让当代的企业家们听起来更悦耳所提供给大家并不完整的一个利息信息。

　　那么在这个“官督商办”过程当中，被学界广泛批判政府从里面收取“报效”，这个企业每年要给政府提供10万两，作为政府兴办学堂的经费，赞助，捐款，我们进行很多批判。实际上在当时一个制度设计不完整情况下，这种“报效”是另类税收，假如从市场经济学去研究，并没有对企业造成致命损害，与“报效”对企业造成损害相比，企业管理者，尤其所谓民营企业当中民营老板的这些管理者，自身贪污腐败，对企业造成的伤害几倍，甚至几十倍与官方所公开收取的报效，因为这个报效是公开收取的，是公出公入，是受到所有人监督。

　　当然中间潜藏了很多潜规则，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权力资本化，到义和团引起八国联军进军，慈禧在逃亡路上发布一个改革力度诏书，同样被很多人所忽视，这是在辛丑年发布，大家都忽视，辛丑条约非常丑陋，还有一个辛丑变法，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完全的摒弃从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一直到义和团等等对改革的误区，或者对改革的怀疑进行全面改革，也就是从1901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再也没有人反对了，中国在政治上面已经不存在一个对改革反对的阶层。所有人都高举着改革旗帜，所有人对改革路径看法，对改革怎么做的看法是不同的，这个里面代表所有人利益，改革从此更为复杂。

　　那么在这个时候“官督商办”发生最大变化，最大就是官督基本上消失，只有商办。但是官方力量退出之后，中国民营资本还是没有钱，没有管理能力还是没有管理能力，绝对不是因为你头上顶着董事长的光环你就成为一个管理专家。所以，在这个时候政府继续给政策，非常特殊政策，当然这个可能主要集中在铁路投资建设上，这是大清国最大的投资项目，“租股”，就是以租为主，兴建铁路因为民间资本不够，中国把铁路建设全部交给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不够，政府授予他们权力可以向全体人民增收股本金，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多交一笔税，苛捐杂税，所有民众在法律上都成为股东，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人民当家作主非常好的实践。

　　在租股，尤其四川成立租股局，比地方政府的权力还要大。你如果拒绝交纳你的股本金，它将上门强行征收，比咱们计划生育抓的还紧。在这么一个大的政策赋予之下，各地所谓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全国18家铁路建设公司，是当时最大的行业，铁路公司都成了打着民营企业旗号，实际上又获得了公权力极大支持的“二政府”，他们有政府权威，但是没有政府所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他们打着是商业的旗号，但是他们不需要向股民负责，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在当时晚清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你至少还需要受到政府体制内纪检部门控制，至少还要受到你政敌监督，但是在这些民营企业既不归政府管，也不归股东管，所以形成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所谓的保路运动，就是在既得利益者推动之下所进行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用人民的民意所发动的一场与政府之间的争夺战。

　　在这样一种权力资本主义之下，它的核心特点是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制精神，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获得最大的权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所以就搞的帮派林立，造成腐败现象遍及各种各样的企业。

　　咱们都知道国有企业，或者叫“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腐败，同样在外资企业当中也出现严重腐败现象。外资企业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呢？当时外资企业一个非常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设计是外资企业进来之后，他必须买办，不是现在说的首贷，又是雇员，又是合作伙伴。他们在外企当中领取高额薪水，同时领取5到6倍高额薪水所谓办公津贴。他们买办所有的买和卖，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必须由他们去代办，他帮你到福建收购茶叶，帮助你销售鸦片和军火，从里面提高1%最高到5%的佣金。当时就有外国人感叹，买办挣的钱是央行挣的钱2倍以上，经常央行倒闭了，外企倒闭了，买办发了大财。

　　所以，当我在看这些历史，通过海外史料在看的时候，我感觉中国人民确实值得扬眉吐气，在我们所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夺过程当中，真正赚到大钱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以为是替帝国主义打工的买办，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替他们打工，这是外企。

　　民营企业呢？民营企业出现更多问题，就是股东之间相互的坑害。梁启超先生就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来阐述在当时大力推行股份制企业，当时就在全方位推进，在推进过程当中出现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剥夺，占用了股东们利益，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当时报刊上有一句话，中国人有一句话，宁愿一人养一只鸡，不能数人牵一头牛。咱们每个人养一只鸡这个场内有几百只，咱们大家共同养一头牛，这个牛得饿死，这就反映了中国人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没有血缘上监督，没有家族上信任基础，一定会出问题，必然出问题。

　　在中国经济近代史上出现各种各样案例，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就介绍一下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胡雪岩的财富。教授们，或者一些电视节目教你胡雪岩的智慧千万别相信，因为你学不了，为什么？胡雪岩的财富我查了各种野史，据说2千万两，十几种野史大概估计2千万两财富，我认认真真进行推算，最大一笔钱来自西征借款，胡雪岩每次报给中央利润都比外资银行高一倍，当时曾国藩儿子在英国当公使，在日记当中老外给他讲，胡雪岩报的利率差太多了，这个人把他判汉奸的罪名都不见怪，他在引进外资当中多报了288多万两，占家产14%。

　　同时，根据当时的商业惯例，他做成这笔买卖外资银行必须付给他一笔佣金，这是白色收入，一般是三分之一，这笔佣金应该也是在250万两左右，这两笔相加之后，胡雪岩赚的钱比外资银行要多，在总收入当中占26%。我问听课企业家除非你们能拿到高铁项目，否则千万别看胡雪岩，你在浪费时间，没有一个良好项目做支撑，怎么能赚这个钱，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本行吧。

　　至于所谓的慈善，咱们今天下午要讨论是企业公民，那是一个黑色气球一碰就破。什么叫慈善？胡雪岩是我们说大善人，特别在杭州推崇非常高。我查了史料，他大概捐了20多万两，一两银子按照大米购买率就相当于捐了如今人民币4千万。他当时从外资银行借款多少？每年多报的钱按当时民间拆借利率每年得到利息也超过他所捐款的总额，这样的慈善叫慈善吗？他只是一个叫慈善这个名词而已，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润滑剂，是一个公关手段，他这笔开支不叫慈善开支，他叫公关开支。

　　这是在1895年的时候，日本著名的一个奸细，叫宗方小太郎，他在烟台侦查到北洋舰队所有举动，他打扮成一个渔人进行观察，他向明治天皇提交了很多战报，其中有一个情况分析了中国情况，不止是官场腐败，中国腐败是全民腐败，中国每一个人都烂了，从根子里头烂了。他说中国的改革虽然大家被看好，因为中国将崛起世界东方，成为世界一等大国，但是观察一个国家就如同观察一个人一样，你先看他的心腹，他就发现中国彻底腐烂。中国这个问题，与中国的君主共和没有关系，中国已经跟制度没有关系，是与全民贪腐有关系。我们说中国人是犹太，中国在欧美发达国家没有发达的华商出现，水太清，咱们只能在混水里头成为华商，大家如果有不同案例可以举起来，据我所知道根本就没有。

　　在这样一个权力资本主义情况之下，百年来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不能成就像西方那样，成就一些著名的企业出来。一我觉得大量精力消耗在权力勾兑上面，第二，相互扯皮上面，第三，投资者和管理者也互相不信任，管理者只要一有责任就做老鼠仓，造成辛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管理者将300万两公款挪到上海去炒股票，这300万两全军覆没，这是导致政权覆灭的一笔钱。

　　在今年双十年之节之前，全篇被发表在《中国经营报》上，辛亥革命更多是投机应用。这是澳大利亚著名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是机会主义盛行，加剧了中国社会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工薪和民族共识的成本，中国不是白猫跟黑猫，是黑狼和白狼关系，甚至是一个饱狼的状态，当你敲锣打鼓迎上来可能是一个饿狼，经济问题不是国与民的经济成分，而是渗透在我们血液当中所谓贪腐，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是我们最为根本需要去重建的。

　　最后，这有点不适合在这个场合，以人性为中心，以利益和权衡为基本点，千万别去相信有圣人出现。当康有为去刺杀一个中国政府到美国去招商引资的招商局局长的时候，那个招商局长的好朋友，也是康有为好朋友，是台湾抗日英雄，他写了八个字，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圣人不死，康有为自称圣人，大的强盗是不会停止的。我觉得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放下包袱，千万不要指望有任何圣人出现，让我们去对付每一个混蛋，这就是西方政治伦理所讲的，只要有公权力一定是恶，但是必要的恶，为了对付必要的恶，我们需要做的很多东西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技术形态上，不能再推倒重来，再来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