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改革要破除碎片化应急化和利益化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辜胜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我昨天刚从宁波回来，宁波现在准备用五千万培养1400名“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所以一下子引来了网民轰动。有人问，中国有没有乔布斯产生的土壤？有人说如果乔布斯在中国，八成搞房地产去了。几年前我到中关村调研，中关村有一位资深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老板跟我讲，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做房地产，搞高科技非常辛苦，不赚钱，而且每天很纠结。我们也看到很多民营企业，相当大的比例都在做房地产。还有人说，乔布斯如果在中国，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他没有本科文凭。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把蛋糕做大，不能依靠原有的通道，原有的路径，要靠创新，创新关键要有乔布斯这样的人物，因为乔布斯被称为商业奇才、创新骄子，同时也是艺术的天才，他改变了消费模式，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不仅满足消费需求，而且引导消费，他的财富富可敌国，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怎么样才有“乔布斯”呢？我们觉得要改良“土壤”，我们要有创新的文化，要营造环境，要制度创新。

　　前段时间讲中等收入陷阱，有专家就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含义呢？哪一类型的国家没有陷阱呢？贫困的国家，低收入的国家有贫困陷阱，高收入的国家有高福利陷阱。比如，欧债危机、美债危机都是高福利造成的。有人说中国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救欧洲，欧洲怎么样救？所有的政客上台首先要么加福利，要么减税收，无论是加福利还是减税收，都会增加政府的债务。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没有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鸿沟加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去年讲过，中国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亚行的行长黑田东彦到中国来，也讲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林毅夫先生也讲，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产业升级，其次要做好分配，再次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北大的副校长刘伟也讲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创新不足。清华教授胡鞍钢讲，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比较优势下降了，社会原因是贫富差距，政治原因是改革不能深化。中国社科院的郑秉文还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表现，比如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人口陷阱等。中国的人口陷阱表现为未富先老，老龄化和民工荒普遍化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老一代农民工给钱就加班，新生代农民工除了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

　　人民论坛杂志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曾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三个阻碍因素为腐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和分配难题。我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诱因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做大蛋糕”的原有动力难以为继。我国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代价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我们是强大的制造，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润。比如，Ipad售价500美元，富士康代工仅得到11美元，平均利润只有2%。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40%，而发达国家是70%。所以，有人讲创新不足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十二五”规划最精彩的地方是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想很好，现实落差很大。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7%，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1%。我们现在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10。人均GDP超过4千美金也不能反映真实水平，背后是严重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超过警戒线。

　　怎么样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做好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

　　一要改良“土壤”，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精彩，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现在看起来和现实相当远，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没有这样的环境，打造“乔布斯式”的创新领军型人物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要做好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上，制度重于技术。当前，中国不缺创新的要素，无论是技术、人才、资金都是不缺的，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把要素集成起来的制度创新。

　　三要培育创业创新文化，使创新成为一种习惯。文化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基因。我们不缺少科技型的企业，但是我们需要和创新相匹配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创业文化。美国硅谷的创业文化最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失败鼓励冒险，我们的文化是以成败论英雄，所以这样文化的冲突，很难形成让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

　　四要将创新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当前，我们不缺乏创新的国家意志，有人讲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讲了几十年了，但是很难创新，创新的问题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了，但是现在现实和国家意志还是不一样的，最需要的是把国家的意志转变为企业的行为。我对大量的科技企业进行调研，总结出科技企业之所以缺乏创新有四个原因：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怎样把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政府应该解决这四个问题。

　　五要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依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个十年靠“人口红利”，第二个十年靠国有企业“改革红利”，第三个十年靠开放，靠加入WTO十年的“开放红利”。总的来说，主要的因素还是“人口红利”。下一步，向高收入迈进，要靠“制度红利”。我调查了几百家企业，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十年前加入WTO，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武器，十年后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了，在中国制造不再便宜的环境下，我们必须要走创新之路。

　　温州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利贷化，民间资本热钱化，大量民间资本，钱多，人急，大家想赚快钱，房价高企，导致两个“癌症”：高利贷和高风险。但是温州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题。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因为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了，制造业空心化了。我们也要防止制造业和实业的空心化，温州问题正折射出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中小企业老板跑路，大老板移民。据有关统计，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也高达47%。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改革。首先，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应系统设计、通盘考虑，打好政策“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要有长远的战略目光，抓住和解决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比如“新36条”允许民间资本来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但是最终形成“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的执行难情况。

　　未来，最重要的改革有三项：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投资渠道。当前不仅要解决融资渠道的问题，而且要拓宽投资渠道，解决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钱没地方投的问题。二是进行财税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通过三项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使我们的国家从中等收入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