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寻找徽商脚印与企业家责任

　　新浪财经讯 2011国际徽商精英年会于2012年12月2-4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徽商走进北部湾”。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会议。图为文学家、散学家、作家、艺术理论家、文化大师余秋雨发表演讲。

　　以下为其演讲实录：

　　余秋雨：各位安徽的、广西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刚才在后台接受了广西媒体的一些采访，我说我对于南宁的变化是大吃一惊，怎么会变得那么漂亮、那么整齐、那么具有国际化的水准，我是好多好多年没来了，感谢广西的朋友们为安徽的企业家提供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来讨论我们想讨论的问题。非常了不起！

　　当然，我也非常欣赏安徽的企业家们能够在这儿做出很好的成绩，安徽人真是了不得！因为我们在说，为什么南宁变得那么漂亮的时候，他们一直提起安徽的一个名字，可见安徽人真的是魅力无穷啊！我这么说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安徽人的女婿，我是真诚的。

　　给我的题目是《徽商与文化》。这个题目，我刚刚在后台跟侯振宇先生说，有可能这里面有两个误区，我一定要防止这两个误区，来表达出我今天讲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

　　什么误区呢？大家设想一下，大家可以剖析一下，面对这个题目，余秋雨会讲什么？我们估计起来可能会是这样的。讲徽商的历史，讲徽商的重要性，讲徽商令人骄傲的成就，然后又说徽商还读了很多儒学的书，考科举，值得我们学习。正因为学习，今天的徽商才这样，那么有文化。我想告诉大家，大家猜错了，我不会这么讲。从文化的角度看，如果这么来讲的话，陷入到两个不太好的一个误区里面：

　　第一，我们在讲地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不能过分。这一点这些年有很大的误区。每一个地方因为经济发展都不错，拼命的讲自己的地方文化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听说过关于李白的争议。我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者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不是这个省，也不是那个省，是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域一点不影响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他最后去世在哪里呢？倒是在安徽，在南山，有一个碑文还是我写的。最近他们需要我把碑文用我的书法写一遍，这是我很多年以前写的，需要再写一遍。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过多的做李白是安徽人的文章，是地域的定位有的时候重要，但是从宏观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要过于的强调地域。文化就像山上的云，它飘来飘去，一会儿飘来一些云彩，你不能说这些云彩只属于这个山的。它有它的自由、它有它的空间。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叫中华文化，这利民有很大很大的流动性。今天交通已经突破了我们地域的限制性，所以我们不能用原来狭隘的心理反复的夸张这一点，这一点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想只要是现在的思考者、现在的企业家，都不会影响。

　　第二，我们好像一讲文化就是非常老的文化，你看我们徽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我认为这是教训，不是经验。因为在明清两代，徽邦真正起来的时候，这对中国来说是多么需要的一种新兴的商业文化啊？多么需要他们了解世界上的文化啊？这里面一头砸进去以后，丧失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有生力量。我们徽商多需要文化的年轻生命来继承着前辈创业者的传统，用徽商的角度把已经走向衰落的中华文化振兴起来，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我们不能做相反的文章。

　　我讲了这两个有可能产生的误区之后，我要说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寻找徽商的脚印。记住，是大文化的背景下，这个“大文化”很重要，不要说徽商文化就是安徽的文化。二是在新文化创新中寻找企业家的责任。我们现在在创建新文化，企业家要有责任，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我们不仅仅是去读一些老书，背一些老诗文，以为这个能解决我们企业家文化的问题。错了！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作祟，是错的。我们应该创建新文化，刚才我在后台讲了，值得我们骄傲的安徽人，就是陈独秀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21世纪的新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文化问题很大，经济发展得不错，但是文化问题很大。我们的年轻人也不太热爱强调我们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遇到了大量的在精神领域里面的很多缺漏，但是文化不能不从我们，所以我们的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上上下下那么着急的在找文化。我们一直在想一个大问题，很多国家像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是它发动的，我们中国没有发动过世界大战，我们是受害者，而且最后是站在战胜国的立场上。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中国的好多思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与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还没有创建到被新时代的国内外的人所接受的程度，大家不知道，说着说着就垮了，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德国的时候，我想，你们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被很多人接受？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们有贝多芬，你们有雨果，这些世界性的文化大师，文化是伟大的，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没有做到，创建性的，为大家心悦诚服接受的文化，我们讲一讲，这是大问题，所以后面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文化创建中，企业家的责任，对文化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家了。

　　一、大文化背景下，来寻找徽商的脚印。

　　既然是大文化，我们首先要关注什么是文化？这一点可能好多人很疑惑。文化可大可小，现在有谁讲得清楚，很少有人能讲得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那个定义很长很长，一看下来，把什么都放进去了，什么都是文化，那等于没讲，叫做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总和，等于没讲吧？如果缩小呢？我们讲文化人好像是文联、作协管的那些人叫文化人，连其他大学毕业的人也很难说文化人，这个范围太小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人是什么呢？我非常希望大家听我讲这个概念。我在我们凤凰卫视好多年以前做过一个秋雨时分，我提出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文化概念，多少年下来基本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我是这样想的，要对文化下定义，实际上是寻找文化最让我们有痛痒感的东西是什么？物质产品、精神产品这个好像没有痛痒感，什么东西最有痛痒感？我想起这么一件事情，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产生了很多跨国婚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跨国婚姻没有延续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认识一个上海，他的太太是美国人，后来他们离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上海人每年清明节必须回来，这一件事让他的太太百思不得一解，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座的各位可能知道，这一天是亲情伦理的体现，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还有小孩，还有老辈，都跟你每年回来有关；第二个又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你每年回来，而且都是这个时候回来，这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给文化下了最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什么？是习惯了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不敢讲它准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一定是最简单的。像我们讲徽商文化的时候，直接在讲徽商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我们讲中华文化的时候，在讲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读古书了，就是真正被大家接受的、已经习惯了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我们现在在文化普及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明白这一点，没有明白我们的文化是跟精神价值有关的，而且这个精神价值必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所以，我们的文化往往是浮在面上，表现为假大空的作为，那种嘻嘻哈哈的闹，以为这种就是文化了，这是很大很大的误会。

　　文化弄清楚以后，我们再讲中华文化。这是我们讲的在大文化当中，来寻找徽商的脚印。中华文化怎么一回事呢？中华文化就是人类那么多民族、那么多国家，有四种文化成为公认的古文化、公认的重要的文化，有四种文化，这四种文化有个排序。中华文化一定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谁呢？第一名在现在的伊拉克，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现在情况不太好，巴比伦文化，或者说得久一点，两河文化。第二名是谁呢？尼罗河边的埃及，现在也不太好。那么，中国是不是第三名？还不是，第三名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不完全是现在的印度，它的非常重要的发源地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河边上的一个地方。中国可能是第四个，是四大文明当中的一员。当然，近期，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多，印度的考古发现他们不重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中国很有可能是第三位。

　　那么，希腊那么重要，它很重要。还有一个非常老的文明叫波斯文明。伊拉克的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在陆地上的一种文明。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文明就是这四个，这四个文明起点，正式进入文明起点是4200年前，现在是公元后21世纪，它是公元前21世纪，进入了成熟文明的门槛。我们进行着一个非常大的文明的推进，这个大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时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因为今天我们不完全是听徽商，我前面讲到公元前21世纪，我们跨入了成熟的文明门槛；公元前16世纪我们开始有了明确的商业；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进入了智慧的爆发期。什么叫智慧的爆发期呢？所有聪明的人一起干起来，比我们现在的人聪明。释迦穆尼比孔子大十岁，孔子是后十年诞生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他们为什么生在一个时候？这是智慧大爆发的时期。这是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商业，但是这个时候人们主要是着眼于智慧的奠基，而且他们之间有一点一点的分工不同，就是希腊人，公元5世纪，希腊人强调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人强调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人强调思考人和人的关系。这个分工，谁分工的不太清楚，反正是有分工了，这儿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到了这个时候，世界几大文明开始建帝国，建立强大的帝国。为什么要有帝国呢？原因是要抵抗野蛮侵犯建的帝国。帝国建立到后来，有两大帝国，他们共同存在了200年之上，一个是大汉帝国，东半球，一个是罗马帝国，西半球。但是，这件事请大家注意了，到了公元以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汉帝国早就解体，咱们不去管他了，当时有一个少数民族鲜卑族入土中原，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垮台了，中华帝国本来分解了，但是这个时候非常优秀的少数民族帝王北魏孝文帝让自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认真学习汉文化，不穿鲜卑服装了，只能穿汉服，甚至要与汉通婚，把首都也从现在的山西的平成搬到现在河南的洛阳。这样的话，中华文化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时期。由于孝文帝把少数民族的文化切入到中华文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找到了徽商的动态。孝文帝之前我们在晋书里面发现有记载，我们才知道叫兴安人，在各个地方都找到兴安人，就是安徽人的一种别称，兴安人远离家乡，在很远的地方唱离别之歌。可惜，当时的安徽人就是远行之人，喜欢到很远的地方去，到了很远的地方去耕种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更多的是从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徽商前身的脚印，这是前身，还不是徽商，我们叫徽商是明清两代的商邦，这是前身。

　　后来建立了大唐，唐代是了不起的一个时代，非常伟大！但是唐代我们已经看到有记录，安徽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茶叶的贸易，如果说在唐代的时候安徽的贸易最多的就是茶叶。辉煌的唐代是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唐代多么伟大。但是唐代后来遇到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就发生变化了。本来是一个高歌的、充满青春时代的，以李白为代表的盛世没了，掉入到后半个唐代去了，后唐代是文化政治、地方格局，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安徽的痕迹了，什么痕迹呢？就是淮南节度使所派出的一个人，姓陶的一个官员，他在淮南这一带收取税负高过中国其他地方。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是一个表面统一，实际封闭的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已经很衰落，江南的节度使为了过好生活，为了能够有足够的兵源抵抗其他地方，他的税负特别高，这是我们在唐代当中看到的两条记载，一个是茶叶贸易，一个是税负特别高。

　　好，就税负特别高这一点我要说下去。安徽商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的走得很远，这个理由现在还没有历史材料证明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远。但是到了唐末的时候，安徽这一带太高太高税负，造成农民种地根本没法维生了，只能逃走他乡。原来的远走传统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自觉的，不得不这么走的一个事情了。还好，人都是刻苦耐劳的，这个时候唐代开始，到宋代，安徽的商业已经开始起来了。宋代，大家不要误会，认为中国的宋代是一个不好的朝代，宋代你看两个皇帝都寿命不长，宋江活不下去了，林冲活不下去了，岳飞被杀害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家庭在保卫，我们看小说和戏剧里面，他们的老太太百岁挂帅，佘太君，这个不好，实际宋代经济非常好。去年世博会的时候，有很多宋代的痕迹。顺便讲一句，至于宋代打仗老打不过人家，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宋朝被蒙古人战胜了，成吉思汗。但是我们今天说一句公平的话，世界上谁打过那么大的天下？宋朝办到了。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打不过游牧文明。元代其实也不错，真正他们建立元朝以后，元朝也不错。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广西，包括云南、广西、新疆、西藏都是在元代，就是建立一个大的，而且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它的文化也非常好，我们青花瓷最好的是在元代，中国戏剧最好的也是在元代，赵氏孤儿等等都是元代出来的。大家知道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比我们的家乡更美丽，叫中国。于是，欧洲的航海家远航了。马可波罗写的那个朝代是哪一个朝代？元代。所以，元代也是不错的。元代的时候按照我的判断和猜测，安徽商人已经开始做海外贸易了，已经做近海的贸易，这是肯定的。

　　到了明代，安徽商人真正成为安徽的徽邦。一个是朱元璋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朱元璋也是安徽人，他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在座的可能都知道，国家那么大，特别是对元朝的马队那么大，当时广西这些地方都属于大明版图的时候，边疆那么多后勤谁来管？那么多粮食谁来管？所以，就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子，有什么商人能够解决边防的这些粮草供应的话，政府可以给他盐业的特殊权，叫年引。这下子，安徽商人就首先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开始做。刚开始，盐是第一，后来才开始做茶，做其他的。盐业的问题后来产生了大问题，这个利润太丰厚了，很多官员就插手，中间的黑暗太多太多了。结果，最后徽商败落原因就是在于这一点。因为清朝还是继承了这一点，但是后来就有大问题了，由于官场大部分的介入到了盐业过程当中，这个市场被破坏了。这是可以想像的事。

　　但是，朱元璋一方面出了这么好的点子；同时，他还有一个看上去很聪明，  后来看起来，像今天看起来是不好的点子，他把贸易，特别是海关贸易和进贡这两件事情合成一体了。贸易不能做，贸易的话不准进来，除非你是进攻。把贸易和进攻联在一块以后，一个很开放的中国就变成一个很封闭的中国了。所以，明朝的问题就在这儿了。所以，这儿也出现了徽商他们的利得到了明朝的利。徽商当时难过的，可能在座都听说过的，叫(光慈)的一个人，后来被杀了，因为他是倭寇。我们过去读历史书的时候，一说倭寇就觉得是日本人，其实倭寇的首领是中国人，是安徽人。因为他们违背了朱元璋所说的要么进攻，但是贸易是从元朝开始的，贸易已经压不住了。那么，这些贸易变成非法的了，由于非法的话，他们就需要来保护自己。(黄慈)后来被吴宗宪抓住以后，他所讲的四个字，说(开放海禁)。政府如果开放海禁的话，寇就变成了商，如果封闭海禁的话，商就变成了寇。所以，对于这些安徽商人来说，他们可能做了坏事，但是总的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对海洋非常非常之少了解，但是安徽商人从一部分已经了解了，当然这些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福建人，他们在福建，但是是安徽人。

　　我看到现在有学者在说，明代的朝廷以大海为武装，清朝的统治者以大海为风光。我们是农耕文明作为主核心的文明，所以我们不知道商业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要陌生的空间发挥自己的生命。而我们的  农耕文明，中华文化就在这里，自己的地里面。我们按照中国文明的思维考虑商业文明的话，确实有好多成了一世倭寇，这是我们安徽商人的一点委屈。

　　安徽商人到这个时候，到了清朝的时候，刚才我讲了，官场的介入，盘剥非常厉害，商人的压力太重，既不能离开官方，又交不起那么多的钱。这个时候，外部来的银行业对安徽商人也有危机，但是安徽许多年轻人，不注重学习新的知识，这是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安徽商人还有一个流失就是安徽的优点，后来在商路上面变成了缺点。安徽人特别讲究聚族而居，一个家庭非常和美。从外面迁过来，在一个山里面，一个家族老人家在管着，而且这个地方往往战争很难爆发，所以多少年来，人丁兴旺。所以，我十个兄弟有一个人从商了，我去做买卖了，成为一个不错的商人；但是按照安徽的家庭伦理观点，你赚的钱必须给十个兄弟分，不仅给十个兄弟分，如果你的家长心态特别好的话，整个村子都分，整个村子都姓余，余姓要分，我们有祠堂。这就造成什么结果呢？亲情是温暖的，但是很难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你赚了20万两银子，怎么经得起这么分？全家一分，全族一分，大家都成了很一般的人。这个情景就有点像欧洲现在的社会，平均分。我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一个每天都有创造的大科学家和住在隔壁的二流子、懒汉作用差不多，所以就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安徽当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家族里面的平均分。有了这个思想以后，意识形态有了限制，我远居在外，但是最后还是必须落叶归根，而家中的哥哥、弟弟等着远出的人带钱回来。这样的话，有很多有可能成为大企业家的人就有可能成不了了。

　　所以，徽商有两个教训都是好事情变成了负面的事情，一个是科举制度剥夺了大量的人才制度，而家族平分财产剥夺了大量的资金原始积累，这是徽商一个好事变成了不太好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说评简单的优劣，像欧洲有一个继承制度，人去世之后这个遗产给谁。

　　这样的话，安徽商人在清朝末年已经有一点形成了，有内部的原因，有外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是官场介入之后，对盐买卖的介入太厉害了，太平活动对商业活动的巨大破坏，这是外部原因；当然也有外部资本的介入。另外，我讲到了，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根据新文化的要求来开辟自己的思维空间，又由于家族的平分所造成资产的难以节流，造成徽商没有规模。这是我们在大文化中寻找到徽商的脚印。

　　那么，这个徽商的脚印企事业是中华民族的脚印，我始终认为，无论是徽商，无论是晋商，还有一个曹三帮，这三大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遗憾，就是对中华文化主体不重视商业，造成明明财富改变中国面貌，但是中国文化人完全不予理会，中华文化人还在想着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他怎么不想想，徽商承担的就是国家的兴旺所在吗？他的兴旺就是朝廷兴旺，是朝廷巨大的可持续。所以好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抱愧北海》，我为前辈感到羞愧，为前辈的的文字感到羞愧。怎么你的文字里面写到那么多的书，就没有对徽商、对文化进行了解。实际上失去了大好的机会，按照我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哀。

　　我讲到徽商悲剧的时候，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侵占着我们商业文明。官场更是，商人有很多很多的规定，第一代西方的经济学恰恰是看到了商业文明以后的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了目前所说的在大文化过程当中的安徽商人的脚印，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勇敢的脚印、了不起的脚印，后来又带有悲剧性的脚印，某种意义上责任不在这一方的。我们要放在历史当中去看，每一个商邦都有自己的特点，宁波商邦也有这样的特点。

　　二、新文化创建中，企业家的责任。

　　那是过去，现在我们在掀起新文化，我们安徽的企业家到这儿，甚至到全国各个城市，在自己打拼。那么我们新兴的企业家跟原来的徽商，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创造出新的企业文明，而不能按照老的思路，用咬文嚼字的方式找出它的依据来，我们再套着运行。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是什么？就是企业家自己的观念。如果没有新思维、新文化的话，中华文明还不可以创造出今天的奇迹。

　　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化的时候，企业家要承担哪几个方面的责任呢？我想是三方面的责任：

　　第一，要建立一种公共原则。这个话说起来有一点虚，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要建立一种公共原则。什么叫公共原则？公共原则，我因为对国外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它其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叫公共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面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它是这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点、有很多好处，我写很多文章，我这么讲一点不会让人家误会我否定中国文化，不会！我写过太多太多的中华文化的文章，这个我们不讲了。中华文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对两个庭负责，对上是朝廷，对下叫家庭，对朝廷是忠，对家庭要孝，忠孝两全，这是中国古代优秀人物的重要标准，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地带，这一点中国文化缺少论述能力，中国文化没有很好的区分公共空间。官场里面没有公共空间，回避、肃静；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也没有，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是两耳不闻的。所以，造成什么结果呢？中华文化对公共空间缺少关照、缺少了解。我经常去台湾，台湾的朋友对大陆的游客既爱又恨，爱是因为到那儿消费，恨是因为他们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他们觉得太不负责了！我要为我们的通报说句话了，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私人道德，主要问题是缺少公共空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像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达芬奇在教堂里面画壁画，大家指手划脚，点评，那都是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成为一个不好的地方了，谁来管公共空间？两部分人，一个是企业家，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我们的官员。这个责任到今天为止，官员们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了，比如说我到南宁，发现南宁的街道这么漂亮，这是了不得的，我们还有很多宾馆等等；但是真正要在骨子里面建立公共空间良好秩序的话，企业家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真正对公共空间起良好联通作用的也是当年的企业家、商人，具体的例子就不讲了。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中国现代企业家要对中国文化做的非常重大的补充，就是企业家对中国文化要提出新的概念来，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所缺少的，公共空间概怎么办？欧洲现在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建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欧洲的第一批企业家和当年的知识分子联手，为建立欧洲的公共空间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这是保密原则、互相之间的礼让，慢慢的延伸到社会文明当中来了，这一点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

　　第二，叫做专业原则，或者叫做职业原则。大家可能有点蒙，我一讲就明白了。企业家，无论是徽商，无论是晋商，还是我家乡的宁波邦，他们共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管着管着，没有管到自己的企业，管到政府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商业离不开官场，离不开政治；但是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官员就是官员，企业是企业，不能混在一起的。我们优秀的官员也希望您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而不是经常在官场里面瞎混的。比如说我们的国企就是要在官场瞎混，他不能成为大企业家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思路有点职业化了，

　　这个问题，我可以引用两句话，一个是对中国非常了解的费正清先生，他是一个西方人，但是他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剑桥中国史是他主编写的。他在中国呆了很多年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中国研究中华文化百思不得一解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家往往不研究不熟悉的技术，专门向政治征求部署的权利。他们只是在争地盘。现在好多企业家他的竞争是争买卖的权利、争生意的权利，产业真正精准的往前走，能够很好的改变自己的产品，并进行很好的往前推进，这样的非常少。在费正清之前，德国海德堡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他写过一个很重要的书，叫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对于欧洲的宗教改革的推动产生了一种新教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不详细的讲了，他只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新的欧洲的信条有两条，一个是永不停息的商业精神，一个是公正透明的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的商人恰恰是缺少这种精神的，缺少在专业上的的永不停息，缺少在专业上的公平透明，这两点是我们的商业文明缺少专业性，缺少职业性，这个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毛病，不专一、不职业、随便乱讲，用一种抽象人的词汇概括很多概念，非专业、非职业。希望靠我们这些企业家们改变它。欧洲已经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经济化，很多人认为是科学事物决定的，但是你科学事物不能出问题啊！

　　第三，终极原则。终极原则西方不一定解决得好，像刚刚在后台，有记者问我问题，我说像我们的企业家，比如陈光标，不做赚取利润作为目标，而是把大爱作为目标，我认为这是终极目标，我认为他还是一个非常有终极原则的人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大胆的捐款，很多人到了第一线，这就是终极原则，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你可以过得很好，也可以过得不太好，但是别人因为你的活着而感到开心，由于你的工作给人家带来很多方便，由于你的生命使其他生命得到了安全，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又要对中国文化产生敬仰，中国文化的主干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长时间曲解了。我们现在讲中华文化的好多书，你不信到机场、车站卖书的地方去看看，凡是讲中国文化的地方，绝大部分都在讲公平。中国智慧到了现在形成另外一些书了，怎么样在办公室学上司。这一点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文化，我们真正在一线的企业家能够把它改变过来，企业家很早成功，但是你们比文化人更早发现成功它是相对的，享受成功享受一会儿就好了，你要想往前走走得坦荡，主要是因为你心中有阳光，你有爱，有慈善。

　　当时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正好有两个美国人访问我，你们的512像不像我们的911，由于一场灾难使得民族团结了。我的回答说，不！你们的911有敌人，所以你们发动了战争；而我们中国人没有敌人，我们是爱，战胜了困难。我前面讲了四大文明，现在唯一存活的是中华文明。我在国外经常给外国人讲，中国真的没有你们想得那么坏，为什么呢？很多外国人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得那么快，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了，他们就借一些翻译成中文的中国电视剧来看，看完以后，中国人太厉害了，在宫廷里面就知道宫廷外面会发生什么，今天就知道下半个月会发生什么了，何况你们都有功夫，太可怕了！我经常说，中国真的没有那么坏，中国天下垂帘，万家灯火，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这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世世代代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我的奶奶她不识字，她一直告诉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家里如果有了水，首先给那些逃荒的人喝，因为我们村子面有郎中。她不认识字，但是她在传播善良。一个老太太的善良带动全家，全家带动全村，慢慢慢慢的蔓延开来。但是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阴谋诡计的历史，但是阴谋诡计不可能使这么个民族人丁兴旺，不可能使这么个民族走过那么多的灾难，走过那么多的自然灾害活到今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是有一点走偏颇了，我们不断听讲座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把中华文化曲解了。所以，512地震以后，我在电视里面反复讲了，我说孔子说，他的哲学，一个是仁，墨子说，孔子的爱、孔子的爱还有等级，我不要等级，既然要爱，天下所有人都要爱。孟子说得更彻底，井边有个孩子要掉到海里去了，你是不是本能的要把他救起来？还是要看看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说，本能的救起来，这个叫仁，你要看看值不值得救？这叫禽兽。孟子是把人和禽兽做了这样的划分。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化。我这儿讲到孔子所说的仁，墨子对孔子的补充所说的兼爱，孟子所说的人和禽兽的区别都被大家认同了。这一点我们企业家们似乎有的时候也有一点上当，但是我们企业家们平心静气的想想，你有几次思考阴谋诡计怎么来的。

　　这里为大家讲讲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维，叫做君子之道，中华文化有很多很多理论，核心的核心是君子之道，希望我们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做出典范。欧洲有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文化最后沉淀成一个人格，看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就看集体人格。这一点鲁迅很清楚，鲁迅把集体人格看成是国民性，他写那些文章都是写的国民性，他想改变中华民族的人格。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格的理想，有的民族把巨人看作是自己的人格理想，有的民族把觉者看作自己的人格理想，有的民族把身世看做自己的人格理想，有的民族把歧视看作自己的人格理想，中华民族把君子看作自己的人格理想。君子，高，好像很高，但是又不太高，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君子。孔子在这一点上非常厉害，不是给它下了定义，而是送了一个对立面，对立面是小人，中国人谁都知道，要做君子，不能做小人。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凄凄，君子求于己，小人求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000多年来，只要是中国人，大体都知道，我宁可做坏人也不可做小人，如果是君子就不得了了。我每次到台湾去，我去那边做演讲，有时候是马英九先生主持。我跟他说，我的感觉，你是一个君子。他就感觉我对他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君子，在中国文化里面是极高的评价，君子是人可以做，如果你说他是什么领袖，就不配了。

　　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知道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要寻找终极目标，或者是终极的原则，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有大爱的人，在这些原则上成为一个君子，君子当然比大爱还要更多一些标准，包括仪表，君子仪表不用讲了，他的行动方式不讲了，孔子对君子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大家设想一下，我们的企业家想一想，多少年以后，我们的街上走了很多君子好还是走了很多成功者好？我想走了很多君子好。因为成功者的特点是以别人的失败为代价的，我们现在从孩子开始，老师就教育他们要做成功者，在学习上要成功，在事业上要成功，出现了很多很不君子的人。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成功的人，而我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要宁可做失败的君子，也不做成功的小人。

　　我们这些年商业文明的起来有一个好处，大家的声音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以后，把成功作为主要坐标以后，终极坐标乱了，过去不是这样的。终极坐标引过来以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就大了。我看到国外一篇文章说中国街上见死不救的这种恶劣的行为，是文化精英们示范的结果。这个话有点刺激了大家，文化人在报纸上吵来吵去，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景了，没有人救，这在社会上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中国文化是这样的，文化往往有文化人的体现所在。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中国转型过程当中，文化的转型最短，当年转型之初，文化事情放一放，先让经济转型，先让社会转型，先让金融转型，这些都是对的；文化转型是现在才开始，现在才大会要文化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实在经济领域早就开始了。后来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情景，什么情景呢？我们在经济领域改革成功以后，突然发现我们文化方面缺乏，所以我们去找文化，找的是还没有转型的文化，还没有转型的文化，请他们成了我们的老师，结果就出现非常有趣的情景，没有转型的文化和没有转型的文化人来教着那些转型以后困惑了的时代的先锋们。我现在觉得有些地方办的所谓总裁的国学班大体上都是这样一些情况，没有转型的文化硬给那些企业家听，我不知道那么在讲什么。你想想看，如果讲君子之道，如果讲善良，收几十万的学费？我非常好奇。大家可能看到我的一本书，从北大到台大，我在凤凰卫视讲了一年的课，给北大的学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到台湾讲，说这个书已经出版了，卖得很好的。也就是说我专门讲过那么多课，但是他们关起门来在讲那么多，不知道讲什么，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凡是听到国学这样一种说法的时候，我们稍稍警惕一点。为什么国学要警惕一点呢？这个国指的是哪一个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我首先指出，佛教算不算国学？你说不算吧，好像不对，因为这是2000年来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信仰。但是它明明从印度传过来的，你说国学好像不太对吧？所以，算也不好，不算也不好，很尴尬。另外，我们对中华文化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很多少数民族文化，我今天讲到鲜卑文化，云南的南诏文化、蒙古文化，都对中华文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讲国学的人，显而易见的不包括这些文化。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我们的文化上加上政治帽子，有一些政治上的可以。但是我是不赞成把乒乓球叫做国球，什么花是国花，拿一种酒叫国酒，没有必要把一个政治的帽子加在一个活生生的产品身上，干嘛呢？中国人喜欢玩这个。我也不喜欢把屈原讲成是爱国诗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爱的是楚国，楚国是抵抗秦国，恰恰秦国统一了中国，和我们中国比较靠近的还是秦国。屈原，我对他非常尊重，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号的诗人，但是你不要把这些加在他的头上，一加就乱了。因为他显而易见的没有理解“国”的概念，他只是爱家乡，这跟我们理解的“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硬套的话，我们的文化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企业家，我跟大家说这个话，我们报纸的朋友不要发表，就是对于国学这样的说法，我不完全反对，但是我们不要一窝蜂的去说，幸好我们国家没有文件去说它。我的逻辑思维来自于哲学，那是希腊；我的专业是美学，来自于德国；当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作为我是个人这个根基，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抽象的去讲，真的有点勉强。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孩子也特别需要注意，你们所说的国学，我讲的是有先秦诸子的学问，它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个大毛病，先秦诸子任何一个子都没有遇到过世界上其他的文明，而你的孩子一定会遇到别的文明，你让他拿着中国的文明去碰撞，你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对付别的，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文化在于创造。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广西一位领导说，我们广西传统文化不是很丰厚。我马上说，真正的应该不了解。深圳建城市那么短，我说你们阅读了唐诗和西安的中学生阅读的唐诗是同样的唐诗，你们是中华文化的享受者。我前面讲四个文明古国，如果现在伊拉克在国际社会上老讲他们巴比伦王朝的文明，如果现在的垃圾乱成这个样子，老是在讲他们法老的思想在世界上，你们感觉舒服吗？希腊有过非常杰出的、极其优秀的思想家，如果面对现在的经济危机，他们老在讲我们的亚里士多德怎么说，我们感觉舒服吗？我们希望大家明白，文化只有在创新当中才能给我们祖先带来光明，如果我们放弃了创新、放弃了创造的话，我们老是讲古代古代的话，就完了，我们现在中华文化遇到了一个复古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个问题希望我们企业家带头来克服这个矛盾，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创新，不要老在传统文化的泥潭里面打滚，你们是最新走出来的一批，由于你们，把那批没有转型的文化人带出来了，使他们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去创造他们现在属于自己的文化。

　　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再说一次，我们对安徽的陈独秀先生和其他新文化的创造者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和他们的后起者们，对中国新思维、新文化带来很多希望。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余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其实我也是听得如痴如醉，特别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穿插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梳理出徽商的足迹。谈到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来要求我们新的徽商。我特别同意最后一句话，我在想，100年差不多过去了，我们还在追求那些东西，特别是您说的君子，比如谦让。安徽的企业确实有着这样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基因在里面，怎么样跟我们新型的商业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

　　时间问题，允许观众提一个问题。

　　提问：谢谢余老师，我是当地媒体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南宁的建设特别的好，这也是广西的政府在公共空间建设上面做了一些努力。那作为企业家，特别是在广西的企业家，您认为在参与到公共空间建设方面，能够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努力呢？像广西和安徽的这两地企业家或者是两地的政府，能够在文化以及文化产业上做哪些沟通和交流、合作呢？谢谢！

　　余秋雨：您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大，我没法用一种简单的话来说明白。我们企业家能够做的一个文化，牵涉到我们中国文化除了君子之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道叫礼仪之道，礼仪之道讲的是君子要把自己的思维贯穿到生活当中，必须靠行为规范。比如你可能从小的时候其实没有学会孝道，但是学会了每天要向父母请安，这就叫礼仪之道，在春节的时候，我面对老人该怎么办，面对小孩该怎么办？这叫礼仪之道。我们的企业家因为有好多的工作，好多好多的亲人朋友，有好多好多的客商，有好多好多的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心点。企业家可以做一些行为规范上的示范和设计，这一点日本有一些财团、包括韩国有一些财团在这方面做的不错的，包括欧洲过去也有一些财团做得是不错的，就是由我们企业家来做一些礼仪方面的文化示范，让文化变得可以仿效，可以参照这样一些行为规则。而且企业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带有某一种群体性的半强迫性，你要成为我企业职工的话，有一些点你是需要做到的。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希望我们安徽企业家，安徽古代就非常讲究礼仪的，我看到一个材料里面是讲安徽的企业家形象好，讲话有一套规则，打扮也有一整套的规则，行动上有好多规范。因为家乡有自己的父母亲在，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在，我即使挣了钱，我也要谦虚，我不能过多的让自己的漂亮形象展现出来；但是到了工作地方，他要在离家30里地的地方就开始打扮自己。在家乡必须如何，在企业那儿必须如何，安徽商人过去有这一套规范。我希望今天的企业家们能不能在你们创造产品的同时，创造利润的同时，也能创造出一整套行为规范出来。因为你们企业的职工是会听你们的，只要你们比较合理，只要你们受到有些专家的辅导以后，已经像样子，有一些社会的文明就是靠企业来传播的，企业的人数很多很多，这个传播开来，效果很大，现在企业家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多，我对你们寄予希望。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