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考量人类的未来命运

　　新浪财经讯 12月17日，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发言。

　　俞吾金表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另外就是利己主义，在英文中叫做“Interest”，“利益”和“兴趣”是同一个词，有一句话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小肚鸡肠，他们总是思考自己的实际利益，刚开始启动你的脑筋，上帝在上面就发笑，因为他知道你想什么。

　　以下是发言全文：

　　俞吾金：前面听了两位老师的演讲，觉得非常精彩。关于刚才王晓明先生关于乌鸦与火车的比喻，我想做两点补充。第一，乌鸦在中国是不吉利的鸟，但是在斯里兰卡它是国鸟，所以对乌鸦也有好评的地方；第二，我想起了另外一种比喻，叫做“夜色与萤火虫”，萤火虫的亮光是非常暗淡的，但是点亮了黑夜。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镜，但我们要用它去追求光明。王晓明老师和孙甘露老师都反映了我们在人的命运考量上的那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非常重要，我们以前把“杞人忧天”的故事当做无聊的思想，但这个“天”就是大自然，我们现在担心自然环境的破坏，这就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的故事那么早就说出了今天现代人的担忧，所以我觉得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考量非常重要。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如果明年2012就是人类的终结，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会怎样考虑我们余下的时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自己和家庭，那么这种活法是自私的，如果这种活法是为了整个人类，我想这种活法是高上的。所以马克斯说，如果我是一个为人类工作的人，在离开世界以后后人也会去赞扬。在墓碑前面流下自己的眼泪。

　　我们知道，有些人活着，但是已经死去了，有些人已经死去了，但是仍然活着。我们要想一想应该如何在人类生活中留下痕迹。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追问他们，任何一个同学，你能说出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再往前你还能说出多少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我们仍然处于阴影的状态下，如果这个人不能对人类、对大众、对人类的历史作出思考，这个人虽然活着，仍然无异于死去。所以在为人类谋福利这一点上如何考量自己，能够使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我们的生命痕迹？

　　今天我讨论的主题是“残缺的个体”，一般经历一场灾难之后，人们都会以受害者自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老干部、知识分子写的回忆录中几乎全部是自己过去如何受害的，但你觉得他们说的就是真话吗？难道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中你没有贴过大字报，没有在背后中伤过人家，没有做过伤害其他他人人格的事情吗？我们去读一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吴函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批评的对象，但他在反右人物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整人者和被人整者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正是一种人格的复杂性。我们对巴金有很多歌颂，但那个时候巴金就批评过胡凤。所以我认为要全面评论一个个人就不要把某些东西删掉。

　　刚才我讲的是受害人和使害者二者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要解读第二个概念，一个正常的人和残缺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为正常的人和残缺的人是很容易判断的，但实际上在转型时期要判断这一点很困难，更多的是这些人在精神上的残缺不全。不久前我看到过一篇报道，某县的领导干部故意办了很多残疾证，虽然他各人身体完全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去残疾证，这本身就表明他不健康。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残疾人。就像西方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停车，看到那么多的车，那时我们有什么愿望？希望成为一个残疾人，因为残疾人的车位空在那里，但你不能占，否则对你的罚款是很高的。在没有地方停车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成为一个残疾人，把车停在残疾人的车位上。所以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但很多都处于残疾人残缺不全的状态之下。

　　分析残疾人主要有几个角度，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国合一”，国和家是统一在一起的。四书中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人在皇帝面前都等于零，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看法可以进一步推论下去。皇帝在整个王族的利益中间也等于零，我们都知道溥仪是怎样登上王座的，皇帝如果和整个皇家利益发生冲突，他就会被废掉，就会被罢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皇帝本身也等于零。开个玩笑，零这个概念只能在数学之外使用，因为在数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零，没有零就没有坐标系统，没有数学。但是我们超出这个领域，可以说皇帝面前人人都等于零。

　　除了传统文化之外，启蒙强调的就是个性的解放、个人的自由。贾宝玉其实无路可走，刚才王晓明教授谈到人类今后应该怎么发展，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面对像贾宝玉这样的个人，在大观园当中其实没有什么出路，或者选择了一条出路，就是出去当和尚。我们也知道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上个世纪最初几十年中鲁迅这些人也都讨论过。他们进行过不同的分析，有些人认为她沦落风尘，有些人认为她成为了女强人，像这些的一个主体，包括巴金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强调个体如何从家里走出去。其实我们不谈启蒙，启蒙主题仍然在延续。大量的民工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来到城市，他们正在完成一个历史的过程，就是如何确立个体。这个过程在欧洲早就发生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都有流浪汉的角色，再看看英国鲁滨汉的故事其实都是个人从大家庭分离出来，完成启蒙时期重大的转变。国内有很多学者很奇怪，在中国仍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走出家园，走出一个大家园对你的束缚。还没有走出就要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启蒙本身，从1840年开始，我们要民族救亡的话一般要强调组织、强调集体，一直到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建国以来我们其实仍然继续进行我们没有完成的，甚至没有开始的启蒙。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这么做，我们用计划本身去覆盖个人所有的生活，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都是Individual，我们看到连体婴儿的时候就想到这两个人怎么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体婴儿，因为精神上没有独立性。所以过去包括在我们的文件里一直在批判个人主义，因为我们还根本不能区分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个人主义应该加以肯定，因为它肯定地阐述了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极端个人主义是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接受的，但是在我们这里个人这些东西仍然被集体性的东西所覆盖，特别是普通个人，地位根本得不到证实。我们到商场里去买东西，服务员态度非常不好，顾客指着顶上挂着的一块牌子“为人民服务”，你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营业员马上就反问“为人民服务就等于为你服务吗？”我要反问营业员，如果你在服务每一个人的时候不等于为人民服务，那么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句无聊的口号吗？我对这个口号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官员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标语？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写完了，但是眼睛仍然往上看，哪个人提拔他他就为哪个人服务。所以你可以把所有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都擦掉，所有的标语都不需要，如果不这么转变，这个作风永远会持续下去。

　　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我记得《红楼梦》里讨论王熙凤时说王熙凤放高利贷的时候门槛再精，人也总是要进入坟墓的，就像孙老师讲的死神的故事。但我们现在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死无葬身之地，大家可能不太关注这个问题。据说在英国，人死掉下葬时深度掩埋就像兵马俑一样站在地下，因为站的地方比较小。今后的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因为没有土地可以安葬，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海葬，但是如果很普遍地采用海葬的方式，在座的哪一位还敢去吃海鲜？所以人们总是赋予历史学家一个伟大的意义，但实际上我认为历史更像俄罗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诺娃根》中的情节，我认为小孩的动作和意向就是整个人类的象征。一部人类史就是这样，比如在中东就是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人类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经常批评那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其实整个人类做的事情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在地球上能够炸毁地球的原子弹有多少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保证是一种核武器谈判的平衡，你知道美国地下发射井上都坐着发射员，如果总统高兴了把按钮按下去，这些导弹就出去了，这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幻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大，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矛盾。我们普通人总是认为把不同的理性叠加起来仍然是理性，错了，如果我们在欣赏音乐，比如第八交响乐有一千多个人参与演出，我们去听的时候就觉得人类的理性是可以合作的，可以演出这么美妙的交响乐。但是人类的理性叠加起来一定是理性吗？不见得。我们假定在一个国家的国境线下面埋葬着丰富的石油或煤炭，我们假定两个国家国境线两边多少理性地为本国的利益考虑，他们的结果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理性+理性=非理性”，没有人担保把理性叠加起来就是理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怕的是理性的叠加并且一定是理性。

　　刚才讲到从出生到死亡，从家属到子女全部被纳入到计划之中，所以个人是失去了一个主体和自我，一种传统文化启蒙的缺失一直到我们的计划经济造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残缺性，不是说他是残缺的，我是健康的，我也是残缺的，在这种文化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残缺的，这才是可怕的。我们要反思在人心中隐藏的某些东西，弗洛伊德有一本书叫做《文明激起的不满》，里面谈了两种本能，一种是生之本能，一种是死之本能，生之本能要创造，死之本能要破坏。因为马克斯设定了一套东西，如果我的物品能够按照我的需要来分配，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弗洛伊德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一个人类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被满足，无论已经多么富有，人心中的死亡恐惧仍然无法加以消除。西方人正是在这方面交给了上帝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帝总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创造世界的人类，但是因为人类已经创造了，他们就堕落了，从伊甸园里堕落，上帝就有了第二个任务，就是救赎人类，但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西方的“原罪”一说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就是有罪的，就像中国哲学家所强调的，既然人心从里到外都是黑的，那么上帝的救赎迟早会失败。尼采的著作里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上帝死于他的羞愧，因为上帝号称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他永远无法阻拦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五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上帝死于自己的羞愧和无能。另一个版本是上帝一方面无能，另一方面知道人类作恶所有的秘密，西方的很多影片都是千方百计地把证人干掉，大家对证人都非常害怕，所以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去谋杀上帝这个最大的证人，让他倒在血泊之中。所以我们也应该反省，如果按照人性本恶的理论，它的好处就是重视外界法律对人类行为的压缩，另一方面，三权分立的政治哲学理论只能在人性本恶的地方被提出，但是有一个基督教不可克服的矛盾，要么放弃原罪一说，要么不让上帝再活下去，非此即彼。反过来说，中国人选择了人性本善的学说，这种学说可能对一个理想人格的培养有好处，比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者文天祥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理想人格有利于去塑造，但是这种人性本善的理论也有致命的缺点，这些好人、贤人、圣人是根本不需要被禁锢的。另外从人性本善出发根本不可能产生三权分立的政治，我们现在经常为腐败而苦恼，如果我们反思人心理论的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时期的个人，其实人人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个体，有点像法国哲学家的《拉摩的折纸》，他当时其实是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反映了启蒙时期个人的痛苦。拉摩在上午可能是个富翁，在下午可能是个乞丐，到处乞讨。像这样的风格统一，就是“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各种角色在一己处于转型期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因为中国实际上计划经济，欧洲在地中海周围很早就开始了商业贸易，经过了好几个时期的积累，包括法律制度、社会制度都完善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经济制度，就是这样的经济制度在当前的美国也会产生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芝加哥大学至少拿了6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不能保证他们的经济理论不出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政府领导人要把市场经济往下推，当时没有任何相关市场经济的法规和社会尺度来保障市场经济的胜利展开。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每年都要抛出几十部法规，实际上我们很多市场经济操作，包括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各种商品不全造成的现象，突然把一个计划经济中间什么都依靠计划的，从摇篮到骨灰盒都有人给他保证的，我们突然抛到市场经济中间，没有任何保证的市场经济之中，这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个人我们就可想而知。

　　下面我想讲讲自我和他人，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和国家把所有个人的权利按照相同的方式提供给你了，他认为他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向你个人索取他要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著名的精神就是螺丝钉精神，每个个人必须被抽空，把所有的一切捐献给集体。你就像一颗螺丝钉，拧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人是机器，哪怕是一个机械的东西也还是完整的东西，现在过了两百多年，现在人居然从机器下降到机器人了一颗螺丝钉，你说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变成了一颗没有任何主动性的螺丝钉，我们强调所有的东西都要献身给集体，不像现在我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讨论历史、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写的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之所以把知识分子比喻为小车，其实就是把人和物等同起来。遗憾的是，中国人只有在骂人的时候才意识到人和物的差别，比如我们骂某一个人，某某人真不是个东西，这句话反而说对了，这个人确实不是个东西。如果你说某某人真是个东西，这才是骂他的话，人当然不同于东西了，人怎么可以和杯子相同？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可笑的是我们往往在批判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通过电视和国外的经济生活比较，我们在国内个人可以做一些经济上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中主导我们的这种献身精神就是把个人抽空，没有法律规定个人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所以个人突然自我意识开始膨胀了，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全世界都是我的，都纳入我的腰包里。那么这是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我觉得要追溯到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把个人抽空，现在突然发现可以盛水，我们这个个体就像种花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就像法国路易十五所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现在有的人更厉害，他实际上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我活着的时候已经不怕洪水滔天了”，现在有些贪污犯是很年轻的官员，在快死的时候依然谈笑风生，因为他已经享受够了，悲哀的是他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另外就是利己主义，在英文中叫做“Interest”，“利益”和“兴趣”是同一个词，有一句话是“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小肚鸡肠，他们总是思考自己的实际利益，刚开始启动你的脑筋，上帝在上面就发笑，因为他知道你想什么。那种利益在合法的程度是要得到认可的，就像马克斯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淹没了一切，过去我们说亲戚做了什么，是处于亲戚关系的考量，现在你关心你亲戚在做什么，关心你亲戚有没有可以被开发的资源。比如这个亲戚在某个部门掌控着资源的分配，我们就要关心隐藏在亲戚背后的资源，对于市场资源的开发。假冒伪劣商品到处泛滥，除了骗子之外其他都是假的，这些话说得很极端，但是反映出了一种社会心理，某种意义上又影射出贾宝玉事件，它本来就是石头，所以又叫《石头记》，现在某种意义上又反映会贾宝玉事件。

　　现在在这种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背景下，原来计划经济中公司的破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的那种残破的和谐关系通常就变成了一种很可怕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就像箭猪一样，它们身上有很长的刺，冬天需要靠近取暖，但是一靠近就会刺破对方，所以可怜的箭猪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取暖，永远不可能完全靠近。所以我们在审美上说错一句话“区别产生美感”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无奈地叹气。你去试试看，如果人没有距离，长期一起生活下去，两地人的距离就是一个街区，子女和父母住在一个楼里，可能父母经常会下来干预子女的生活，所以他们的位置就确定在一个街区，如果他父母有事情，一个街区是很近的，如果没有事情，父母很想来干预我的生活，据说大陆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当然，有时候也说一些心不由衷的话，因为这种距离感，我们认为只有在ATM机之前，只有在海关线之前可以保持这种距离，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一种有距离的承载物，因为你太接近了牙齿就会咬伤舌头，就可能会发生冲突。

　　沙特时期有一句名言，就是用纯粹主义来解读人和人之间地一种关系。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好多人敲诈自己的同乡，敲诈自己的朋友，你在遭遇这种变故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恍入地狱的感觉。罗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思想家，他敏感到什么程度呢？他觉得自己身上是没有皮肤的，我们把他赶入暴风雨中，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内和城外，用来比喻国内和国外，我们都知道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就出去，我们现在就有这种思潮，很多企业家，包括在座的也有一部分人都往外走，很多海归在国外又外回来，现在我来论述这个城外和城内的关系，我们从城内往外走，可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领导干部、专家、企业家、高中生，特别是到21世纪以来，整篇报纸都在讨论如何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现在这种文章已经从大学下降到高中，给我们的高考制度构成了挑战，在亚洲大学的排名中有相当几所大学都排名前列，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有很多学生不能到国外就读就到香港、台湾的大学去读，台湾大学地位也是比较高的。我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去旅游，那个导游是中国人，在威尼斯的街道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在1998年访问哈佛，旅游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住在一个马戏团里，当时让我写住址，我写上海，他们不能理解，你这个上海是什么地方？所以外国人对我们理解远远不如我们对外国人的理解。有一次国际经济研讨会，规格也很高，但是在那个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带过15个学生出去，你们是日本人吗？当时他们对亚洲的认识只有日本和韩国，还没有中国。现在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碰到中国人，真的是走出去了，很多人也准备了签证、护照，如果经济不行就往外走。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外海归，现在有大陆毕业的人，还有港台毕业的人，还有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包括复旦管理学院就有两位外籍教师，一位是德国的，还有一位是法国的，我们从海归来讲，包括很多外国人，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要到中国新的大陆上来开发，来参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在国外金融业的困难，我有很多同学都在美国留学，但是他们要在大学里获得一个职位就非常困难，哲学年会上很多美国大的学习都会参加，会有很多Interview，想申请先要去大会，报名的人可能很多，一个职位有很多人竞争。我看中3-4个人，飞机票全部报销，他们要做报告，要参加讨论，也和你生活在一起，这几天过去了由教师决定在3-4个人中取哪一个。他们每次都是在全世界招聘，我们知道全世界大学工资最高的地方是香港，很多外国人都跑到香港去。香港经常一个位置有几百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竞争，这样才能集聚最好的人才，不像我们在进行人才考量的时候很多都走后门。如果你在大学里没能够被录用，你只能每年做一个讲座，去做一些帮助性的工作。你进入大学之后要有人打分，包括你的老师、同学和同事，如果拿不到终身教职，你还得离开这所学校，到其它学校找工作。

　　现在要说2008年以来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欧债，日本的地震和核辐射实际上都是非常严重的，还有一批核电站30年期限就要到了，像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考量？还有我们看到挪威和比利时先后发生的枪击悲剧，也看到了英国新闻界的丑闻和城市里面的骚乱，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占领的华尔街，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动乱。最近有一个信息，上午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注意到了，其实哈佛大学的学生在今年11月2号，就是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有一个教授叫做曼昆，他是在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但是他的讲座实际上带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为政府利益辩护的倾向。所以当时在11月2号的课堂上有70个美国学生参加了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对这个教授公开表示不满，这在经济界是轰动性的、世界著名的事件。这里反映了一方面中国人想走出去，认为国外是天堂，另一方面外国人很多要到中国来求职。所以综合起来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西方社会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搞得好的国家在世界上几乎很少，我同样也要补充一句，资本主义搞得好的国家在世界上同样很少。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有很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既要把你资本主义化，又要扼杀你的民族工业。所以这里有一种矛盾倾向，一方面要让你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服从，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上遏制你的民族工业。所以你看东欧有些国家走了民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在1989年以后现在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欧洲和硬煤的手中，因为资本主义乘虚而入，把经济命脉几乎都加以控制。讲到这里，艺术寓言中有一个人喜欢吹牛，他说我在索罗斯岛上可以跳得非常非常远，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更加倾向于如何在当今中国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知道危机和挑战都是Challenge和Crisis都是共存的。

　　下面讲一下愿望与现实，像我们这样年纪的然无所作为以后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下面一代，所以在中国转型期之中，人们最重视的是两个领域，最舍得花钱的也是两个领域，一个是教育的领域，特别是子女教育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寺庙。很多农村的经济生活发生变化，不是感谢科学，先是找庙宇对服务表示感谢。所以我们提出了一句可怕的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下不得了了，小孩很小的时候就负担了所有的教育，甚至小孩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胎教，生出来以后可能就进入了贵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名校，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名校可以完全不择手段，有钱的父亲有什么途径用什么途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把自己生活中未来要实现的愿望通过下一代来实现。这些孩子都让家庭教师来补课，实际上他们在高中里读书，背着很重的书包，从周一到周末一直在做模拟考试题，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童趣。回想我们的生活，在座的王老师和孙老师，小时候我玩过弹珠，各种各样的游戏我都玩过，但现在的小孩多连现在青年女性的包越来越小，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儿童的书包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对照。说起来，父母总是对子女说我是为你好，希望你以后有一个好的捷径，但是他们应该记住西方人的一个格言“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闪亮的愿望铺成”，表面上看都是为子女好，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子女身上，换言之，他们取代了上帝创造人的角色，要创造自己的子女，要把自己未实现的虚荣心延缓到子女身上加以实现。但他们表达的时候是说这是为子女好。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管理有多少错误，这里说两个数据：第一，全世界有多少名校，每年全世界有多少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多少人的名字是可以被我们记住的？恐怕很少。第二，高考中的状元，据调查，没有一个最后是有出息的。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必须把我们的期望值降下来，不要像“达人秀”那样去追求什么奇迹，不要把你的子女看成是一个天才，这里很少有天才。这个地球绝大部分人的一生注定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哪怕你出自名校，把你的愿望降下来，没有闪光、没有天才，这些东西你是遭遇不到的，相信另外一个真理“平平淡淡也是真”，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在浮躁的利益追求中已经化为碎片，多少人都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中国人文化中还幻想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种不经努力希望获奖的可能性很奇怪，这种人应该退回自己的书房、图书馆里认认真真地读书，还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整天在嘴上讨论诺贝尔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现代残缺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追求素质上的全面发展？马克斯提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个人素质应该全面发展，但是每个人的能力应该片面地发展，如果你画图画得好就去画图，小提琴拉得好就去拉小提琴，千万别数学、物理、一百米赛跑都是第一名，这个不可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完人。所以能力应该片面地发展。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承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坐在一边乘凉，觉得历史应该由人家来创造，历史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扬长避短。我们有很多人追求长生和永恒，秦始皇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是秦始皇没有考量过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我们过去有很多传说和故事都讲了仙女如何下凡，他们宁可抛弃在天空中永恒的生活，和一个凡人结成短暂的婚姻，一些人追求永生，另外一些天上的仙女宁可放弃永生来追求此刻。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观点是，我们人生应该算对每一个此刻，当你算对每一个此刻的时候，你也就同时在某些方面达到了永恒。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