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平等：美国生活方式的衰落之源

　　导读：国外媒体近日刊载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文章称，“美国生活方式”的理想模式正在衰落，原因是劳动阶级正进一步远离婚姻和宗教等体系，而上层阶级则正变得更加孤立。默里对导致美国这样分裂开来的因素及其成因进行了解析，称现在美国所面临的是文化不平等的问题。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美国正在分裂开来。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无论最富裕与最贫穷国民之间的不平等性有多高，我们都保持着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文化平衡——这是对白人而言。伟大的美国民主制度年代记编者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越是富裕的国民就越是会非常注意使自己不脱离人群；相反的，他们经常都会宽厚地对待较低阶层的国民，倾听他们的想法，每天都与他们进行交流。”

　　美国人很喜欢这样自视，但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已经不再真实。自20世纪60年代已离开，这种信仰的真实度一直都在渐进地减弱。

　　人们正开始注意到巨大的鸿沟。茶党在政治精英阶层中看到了高傲的态度，这个阶层认为自己最具权威，并命令美国其他人都要受其约束。“占领”运动的抗议者们则在经济精英阶层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这个阶层生活在豪宅中，乘坐私人喷气机出行。他们在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但无论是政治不平等性还是经济不平等性，都不能反映这个问题的普遍程度。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人过去常常会夸耀“美国生活方式”，这个短语在1960年还被普遍使用，那时他们所说的是一种公民文化，这种文化将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覆盖在内。这是一种涵盖日常生活经验分享的文化，一种涵盖婚姻、诚信、勤勉和虔诚等美国中心价值的共同观念在内的文化。

　　在过去50年时间里，这种公民文化已经解体。我们发展出了一个新的上层阶级，这一阶层中的人们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这种教育经常都是在精英学校中获得的；他们有着同样的品味和爱好，能将其与主流美国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已经发展处了一个新的下层阶级，其特征并非贫穷，而是撤离美国核心文化体系。

　　为了说明这两个新阶层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让我首先从更广泛意义上的上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讲起，用两个虚构的社区加以阐释，以下分别称为“贝尔蒙特”(Belmont)(原型来自于波士顿附近的一个上中产阶级社区)和“渔镇”(Fishtown)(原型来自于费城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自大革命时代以来一直都是白人劳动阶级的聚居地)。

　　就贝尔蒙特而言，我从全美统计数据库中提取资料的人都必须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其工作岗位必须是经理、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大学教授或媒体内容制作者。就渔镇而言，他们必须拥有不高于高中学历的学位；如果他们有工作，那么必须是蓝领工人、收银员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岗位、或是邮局办事员或接待员等技术含量较低的白领岗位。

　　符合我对贝尔蒙特之要求的人包含大约20%的美国白人，年龄在30岁到49岁之间；符合我对渔镇要求的人包含大约30%的美国白人，年龄也在30岁到49岁之间。

　　我特别挑出的白人是非拉丁裔的白人，这是为了阐明美国的文化差异已经变得多么广泛而深远，因为文化不平等性并非以人种或种族为基础。我特别挑出30岁到49岁——我称之为全盛年龄阶段的成年人——是为了表明这些趋势不能以适婚年龄或退休年龄来作出解释。

　　在贝尔蒙特和渔镇，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在1960年到2010年之间美国的共同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婚姻：在1960年，无论是在贝尔蒙特还是在渔镇，结婚率都是相当之高的，前者为94%，后者为84%。到20世纪70年代，两个地方的结婚率都有所下降，而且降幅基本相同。但再次以后，差距开始变大。在贝尔蒙特，结婚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稳定下来，到2010年为83%；

　　但在渔镇，结婚率继续下降，截至2010年仅有少数人结婚，仅为48%。贝尔蒙特与渔镇之间的结婚率差距从仅仅10个百分点增长至35个百分点。

　　单亲：婚姻的另一个方面——未婚妇女生子的百分比——显示出同样巨大的差距。虽然政治家和知名媒体不愿提起，但非婚生育确实是个问题。无论按哪种标准来衡量，未婚妇女的子女都面临着比离婚夫妇的子女差的生活，比之完整家庭的子女则更是差得多。即使是在考虑到父母的收入和教育问题以后，这种不受欢迎的现实也仍旧存在。

　　在1960年，所有白人出生人数中仅有2%是非婚生的。当我们于1970年首次开始记录母亲的教育水平时，在教育程度不超过高中(也就是拥有渔镇教育程度)的白人妇女中，非婚生育的子女所占比例为6%；而到2008年为止，有44%是非婚生的。在贝尔蒙特拥有大学学历的妇女中，截至2008年为止有6%的出生人数是非婚生的，略高于1970年时的1%。

　　勤勉度：

　　在1960年以后，妇女工作的标准发生了革命化的改变，但男性的工作标准则始终如一，那就是凡是健康的男性都应该去工作。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标准在每个地方都受到了侵蚀。在渔镇，这种变动尤其剧烈。(为了避免最近一次的经济衰退导致这种现象被混淆，我使用了截至2008年3月份为止的数据来作为衡量这种趋势的终点)。

　　在劳动阶级中，勤勉度下降的主要指标是，越来越多的处于最佳工作年龄但学历不超过高中的男性称其找不到工作——他们已经“置身于劳动力人口以外”，这一百分比从1968年的3%低点上升至2008年的12%。12%的数字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多，但你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所说的是那些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而根据神圣的美国传统，每个美国男性都应工作或找工作，而现在有将近八分之一的人没有这样做。与此同时，拥有大学学历的男性则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到2008年仅有3%不在劳动力人口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改变是，“不足全职工作”的比率发生了改变。在拥有工作的渔镇男性中，10%的人在1960年时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足40小时，这一数字到2008年上升至20%；而在贝尔蒙特，这一数字从1960年的9%上升至12%。

　　犯罪率：犯罪率的上升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20世纪80年代中继续发展，其中渔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但贝尔蒙特几乎没有变化。从1960年到1995年，渔镇的暴力犯罪率增长了几乎五倍以上，而贝尔蒙特则基本持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犯罪率的下降令整个国家受益，但渔镇所受影响较小，其当前犯罪率仍相当于1960年时的4.7倍。

　　宗教信仰：无论你个人的宗教观念如何，都需要认识到大约有一半的美国慈善事业、志愿活动和社团成员与教堂直接相关；还需要认识到的是，与无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拥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所占有的非宗教社会资本要多得多。在这种环境下，自1960年以来全美范围内的文化已经变得更加无宗教化的形势令人感到不安；而与贝尔蒙特相比，渔镇的无宗教化趋势更加严重，这尤其令人感到不安。这与流行的观念相反，即与劳动阶级相比，世俗化的精英仍旧坚持宗教信仰；但来自于综合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证据表明，几乎没有对这种趋势提出异议的余地。

　　举例来说，我们将那些宣称自己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或是一年中做礼拜次数不超过一次的人定义为“实际上的无宗教者”，那么据1972年到1976年之间的综合调查项目显示，29%的贝尔蒙特人和38%的渔镇人归属于这一类别；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贝尔蒙特人的世俗化比例从29%上升至40%(来自于2006年到2010年综合调查项目的数据)，而渔镇人则从38%上升至59%。

　　毫不夸张的说，这种分歧已将贝尔蒙特和渔镇置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但是，不仅仅是劳动阶级发生了变化，上中产阶级也已经背离了自己的传统。

　　如果你是1960年生活在贝尔蒙特的一名公司高管，那么收入不平等性将把你与生活在渔镇的建筑工人区分开来，但在文化上则几乎不存在很大的不平等性。你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并非十分与众不同的生活。你的厨房更大，但你不会用它来做酸奶酪和慕斯里做早餐；你的电视机屏幕更大，但你和建筑工人都看许多同样的节目(因为你没有太多选择)；你的房子里可能拥有一个建筑工人房子里没有的私人小房间，但这个房间里不会有StairMaster或小型健身游泳池(Lap Pool)等健身设施，也不会有任何用来监控你体脂肪的仪器。你和建筑工人都会喝Bud、Miller、Schlitz或Pabs，但你不会喝“精品啤酒”(boutique beer)。你和建筑工人很可能都会抽烟；但如果你不抽的话，那么不会在别人抽烟的时候轻蔑地瞪着他们。

　　在度假时，你和建筑工人很可能都会带着家人去海边或是去做钓鱼航行，但你们都不会住五星级酒店。如果你曾到美国境外旅游(很可能你从未去过)，那么会是去欧洲的一次性旅行，在14天时间里游览8个城市，而不是现在每年都会有的两三次境外游中的一次，这些旅行有可能是商务旅行、参加会议或是在哥斯达黎加的云雾林中度过的生态假期。

　　你们可能都住在大多数人只有高中学历的街区中，可能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你周围的人中如果有人拥有大学学位，那么几乎一定是从州立大学或小型教会学院中获得了这种学位，这些学校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家庭中第一代上大学的人。除非是在学术界、投资银行、少数基金、中央情报局(CIA) 和国务院中供职，否则你很可能不是毕业于哈佛、普林斯顿或是耶鲁。

　　即使是将你与建筑工人区分开来的收入不平等性，也很可能是在你成年以后才出现的。你的父母很可能也是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与建筑工人没有太大不同，他们也曾居住在与建筑工人很相似的社区中，你从童年起就熟悉了建筑工人的生活结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将贝尔蒙特人与渔镇人区分开来的差异并非灾难性的，但我提到过的上中产阶级的突然转变——酸奶酪和慕斯里等诸如此类——是一种在贝尔蒙特发展起来的区分性活动。这与贝尔蒙特人所吃的食物、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结婚生子的年龄、他们阅读的书籍(及其数量)、他们所看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花在看电视和电影上的时间)、他们喜欢的幽默方式、他们照料自己身体的方式、他们房子的装饰方式、他们的休闲活动、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养育孩子的活动有关。总体来说，这些都是文化上的差异性。

　　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加糟糕。贝尔蒙特人中的一个小团体包括那些已经进入美国上层社会的人，他们管理着整个国家，这意味着他们会为你能看到什么电影和电视剧负责，为你能看到和读到什么新闻负责，为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命运负责、为政府创造的法律体系和法令法规负责。他们是新兴的上层阶级，与贝尔蒙特人相比，他们与美国普通大众生活之间的差距更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社会性的，同时还是空间性的。这种精英阶层的成员正日益按照邮政编码将其自身细分为“超级富有”和“超级精英”两种，因此我将其称为“超级邮编”(SuperZIP)。

　　在1960年，美国已经以著名精英社区的方式拥有相当于“超级邮编”的人群——如纽约的上东区、费城的Main Line、芝加哥的North Shore和比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等。但是，虽然这些精英阶层拥有声望，但这一阶层中的人并不一定大富大贵，甚至未必生活富裕。在1960年最著名的精英社区中，有14个社区的家庭平均收入谈不上富裕，仅为8.4万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计算)。在这些精英社区中，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拥有大学学历。

　　到2000年时，这种差异有所缩窄，上述14个精英社区中的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至16.3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成年人的比例为67%，远高于1960年时的26%。精英社区不仅正变得同样富有和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时还在形成越来越多的群组。

　　如果你被邀请参加一名华盛顿精英的宴会，那么你很可能将来到其位于乔治敦的家中。乔治敦再加上西北特区(Northwest D.C。)、Chevy Chase、贝塞斯达(Bethesda)、波多马克(Potomac)或麦克莱恩(McLean)，这些地区总共包含了13个相邻的邮政编码。如果使用一个基于教育和收入的指数来对整个美国的所有邮政编码进行排列，并将其按百分位进行分组，那么将会发现这13个邮政编码中有11个处于第99个百分位上，其他两个处于第98个百分位上。有10个邮政编码处在第99个百分位的上半部分。

　　在纽约市、洛杉矶、旧金山-圣何塞地区、波士顿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地区，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超级邮编”群组。由于在这个国家中运营大型公司通常都意味着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一个附近，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与1960年时的精英阶层相比，当前美国的精英阶层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文化远为稀薄和孤立的世界中。

　　这种孤立现象还在变得更加恶化，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在这个世界中诞生。与1960年时典型的精英阶层成员不同，他们对新的上层阶级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我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第三代成员，他们的祖父母甚至都不能给其带来一个了解其他美国人生活的窗口。

　　这些新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为何会产生呢？在说明新的下层阶级形成的问题上，从左翼观点出发的简单诠释是站不住脚的，其原因并非在于白人劳动阶级中的男性不再能够赚取使其可以结婚的“家庭工资”，因为在2010年中，劳动阶级工作岗位上的一般男性工作者的收入与1960年是相同的；也并非在于恶劣的就业市场导致心灰意懒的男性工作者退出劳动力人口，因为在不好的年景中，退出劳动力人口的人数增长速度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21世纪0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中是相同的。

　　正如我在此前的大多数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的改革活动是情况恶化的开端。在这个年代中，对女性而言，社会政策的改变使其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生育子女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可行；对男性而言，这种改变使其能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过活。社会政策的改变还使得人们能从事犯罪活动而无需承担后果；对于处理所在社区中的问题来说，原本必须由你和邻居处理的问题可以由政府来更加容易地加以解决。

　　不过，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理解新的下层阶级为何形成并非特别重要。一旦形势开始恶化，那么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就会生根，原因是传统上强大的社会规范已土崩瓦解。由于这一过程已变得具有自我加强性的缘故，哪怕是废除20世纪60年代时的改革措施(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那么从最好的程度上来说，也只能是缓慢地改变这种趋势。

　　与此同时，促使新的上层阶级形成的推动力则并非任何人的错误，而且这些推动力具有抵御操纵的特性。无论如何，市场头脑的经济价值都将继续增长；无论如何，每一代人中最成功的人士都将倾向于互相结为夫妻。有基于此，最成功的美国人将继续朝着作为一个阶级而巩固和孤立的方向发展下去。富裕人群边际税率的变动不会令这种趋势有所改变，劳动阶级子女奖学金的提高也不会令其有所改变。

　　唯一能改变这种趋势的是，所有阶层的美国人都认识到存在文化不平等性这个问题，并认识到必须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做些什么”与政府推出新的计划或法规无关。公共政策当然会对文化造成影响，但不幸的是，无论是保守的社会工程还是自由化的社会工程，都会带来同样可怕的计划外后果。

　　我心中所想的“做些事情”，必须从美国家庭个体以自身利益及其子女利益为依归来采取行动这一方面作出定义，而要在渔镇这样做就必须获得来自于外部的支持。公众美德和美国劳动阶级的参与仍旧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是那些试图做正确的事情的人们能获得他们所需的支援——并非以政府扶持的形式，而是他们继续坚持的价值和标准得到肯定。新的上层阶级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支援措施就是放弃其富有优越感的“判断缺乏主义”(nonjudgmentalism)。对于已婚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养育子女，那么就应毫不犹豫地反对那些蔑视这些准则的人。在婚姻和职业道德的问题上，新的上层阶级必须开始以自身为例来进行布道。

　　“超级邮编”生活的变化要求新的上层阶级成员重新考虑自己需要优先去做的事情。这里有一些提议可能会对其起到指导作用：与任何人隔绝开来的隐居生活并未意味着你自己要倾向于自我限制；你居住地附近的人们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合作化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倾向于是枯燥乏味的；在新的上层阶级“飞地”以外，美国的其他地方仍旧美妙，到处都是聪敏、有趣和令人愉悦的人们。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美国的一份子，那么你就是自我剥夺了令美国人变得特别的大多数东西。

　　这种优先考虑的事项都能在许多类似的决定中得到体现：你将在哪个社区购买下一幢房屋，你将为子女选择的下一个学校，你将对子女如何阐述体力劳动和兵役的价值和美德，你是否会积极地参加宗教集会(以及你选择哪种集会)以及你是否会更多地参与社区生活而非慈善活动等。

　　在新的上层阶级中，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财务资源来作出一系列的广泛决定，这些决定将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将判定他们是将自身及其子女投入到其他美国人中去，还是选择自我孤立。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更喜欢哪种选择呢。

　　这样就完了吗？没有什么提纲挈领的计划？难道我们要相信许许多多的父母将会自发地、主动地为他们自己及其子女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为这个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

　　是的，我们只能这样相信，但我不认为这是天真的想法。我已经看到了许多的迹象，表明我所描述的趋势已经令许多人感到担忧。如果有足够的美国人能透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么他们就将修复这个问题。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人的道路。(金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