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制品倍增障碍：救命药断货或是前奏

　　【作者：《财经》记者 李微敖 】

　　 血友“救命药”凝血酶原复合物断货，或许是新一轮血液制品短缺的前奏，卫生部的“倍增计划”亦面临制度瓶颈

　　“没有”，“还是没有”！

　　2011年12月初，河北省定兴县人何兰香心急如焚，她的儿子——14岁的重度乙型血友病患者杨志鑫，已经连续十几天找不到 “救命药”——凝血酶原复合物了。“他夜里又疼哭了，我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都找不到这药。医生说，如果再找不到用药，后果不堪设想。”何兰香说。

　　杨志鑫的遭遇并非个案，根据卫生部及中国血友之家等机构披露的信息，从2011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中旬，中国有23个省份，突然出现凝血酶原复合物的短缺；31家血友病治疗中心里，有25家明确表示已经没有这种药了；而尚有存货的是新疆、甘肃等相对偏远、人口较少的省区。

　　数以千计的患者，一度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严峻局面。

　　为应对此次危机，卫生部紧急调拨了约1万支凝血酶原复合物分发到各个血友病治疗中心。12月17日前后，这些药物陆续到达各地，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这或许只是新一轮血液制品短缺的前奏。

　　短缺之源

　　血友病为一种遗传性疾病，患者因血液中缺少某些凝血因子而出现凝血障碍，从而导致经常性出血，靠自身机能难以止血。这种疾病因缺乏的凝血因子不同，而分为不同类型，其中缺乏凝血因子VIII(下称八因子)，为甲型血友病，缺乏凝血因子IX(下称九因子)，则是乙型血友病。

　　根据中国国家血友病登记信息管理中心截至2011年12月28日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登记的血友病患者为9326人，其中12%为乙型，共1087人。

　　但实际中的血友病患者远远不止这么多，据中国血友病协作组副组长、上海瑞金医院检验科主任王学峰介绍，登记确诊的血友病人，只占实际患者的10%左右。根据国际流行病学统计，每10万人中约有10名－20名血友病患者，王学峰据此估算，中国的血友病患者实际人数约为10万人。

　　这一数字，与中国血友之家会长储玉光的数据大体接近，他估计为6.5万人-13万人之间。

　　迄今，血友病没有根治的方法。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缺什么，补什么”，也就是甲型血友病人输入八因子，乙型病人输入九因子。同时，目前中国还没有提纯的九因子产品，乙型血友病人只能使用包含了二因子、七因子、九因子、十因子在内的凝血酶原复合物。

　　所以，对于乙型血友病患者而言，凝血酶原复合物几乎成为唯一的“救命药”。而一旦没有药物，轻则如杨志鑫那样，关节、肌肉等部位疼痛肿胀；重则骨骼变形、肌肉萎缩；而内脏和颅内出血则可能危及生命。

　　上一次的血友病药品严重短缺，出现在2007年。当时，治疗甲型血友病人的八因子药品在多个省份“断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对单采血浆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导致血浆供应量下降。

　　在2011年12月17日，卫生部与中国血友之家的沟通会上，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表示，此次凝血酶原复合物短缺“事发突然”。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处处长申子瑜则分析，短缺的原因多样。这包括近年来由于国家医保政策的改善，凝血酶原复合物的用药量，特别是手术用量的增加有关。凝血酶原复合物有多种临床适应症，除去乙型血友病人的需要，如严重肝病导致的凝血机制紊乱、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的治疗，而在手术大出血的情况下，也可能用到此药。

　　此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2011年全国凝血酶原复合物批签发数，比2010年减少了近两成。

　　目前在中国，凝血酶原复合物的生产商仅三家，分别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02007.SZ，下称华兰生物)、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002252.SZ，下称上海莱士)及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三家企业总批签发凝血酶原复合物22.54万支；而2011年1月－10月，三家总量约为15.67万支，月均减少了约两成。

　　占到全国凝血酶原复合物总产量70%左右的华兰生物，从2011年8月1日起，其在贵州所拥有的5家单采血浆站被贵州省卫生厅关闭，造成华兰生物采浆量减少约五成。

　　与此同时，贵州省卫生厅还关闭了其他企业的11家单采血浆站，共造成整个全国采浆量减少约15%。(详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22期“血液制品短缺隐忧”)

　　在三家公司中，批签发减幅最大的为上海莱士。该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屹表示，2011年凝血酶原复合物产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公司调整了年度生产计划，另外，虽然该公司的单采血浆站数量虽无减少，但因采浆站所在地的外出打工者增加，原有的献浆员减少，从而导致采浆量减少。

　　紧急应对

　　大面积的药物短缺，引起了多方重视。非营利性血友病人组织——中国血友之家，在搜集各地病患及药物供应信息之余，于2011年12月6日发出《乙型血友病患者用药告急》的公开信，同时向卫生部递交凝血酶原复合物短缺的报告。

　　卫生部的举措也较为迅速，其中血液病研究出身的卫生部部长陈竺“尤为努力”：12月9日，陈竺致电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询问凝血酶原复合物的生产及供应情况；12月10日，陈竺又写信给安康，希望他们能增加凝血酶原复合物等血液制品产量；12月11日，陈竺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带头献浆400毫升。其他参与献浆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国家药监局办公室主任、规划财务司司长颜江瑛等人。而这也是陈竺在2007年6月就任卫生部部长以来，至少第五次带头献血献浆。

　　此后，卫生部从华兰生物等厂家，紧急调拨了约1万支凝血酶原复合物分发到各个血友病治疗中心。12月17日前后，这些药物陆续到达各地，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近日，何兰香也告诉《财经》记者，她的孩子杨志鑫目前已能得到药物，“每周可以注射一次(凝血酶原复合物)了”。

　　然而，未来的血液制品供应情况仍难预料。

　　最大的生产商华兰生物，由于其在贵州的五家血浆站被关停，该公司包括凝血酶原复合物在内的多种血液制品，2012年可能出现全面减产。

　　“由于原料血浆有90天检疫期，以及6个月－9个月的血液制品生产周期，和批签发等因素，所以这种减产会延后到2012年出现。公司预计，凝血酶原复合物也会不可避免地减产。”华兰生物证券事务代表吕成玉表示。

　　也有好的消息，中国国内最大的非国有血液制品企业——中国生物制品公司(NASDAQ:CBPO，下称中国生物制品)，将在2012年生产包括八因子、凝血酶原复合物等治疗血友病的药物。

　　“这些药物的临床工作全部完成了，我们最乐观估计2012年一季度，就可获得药监部门的审批，将产品投入市场。”中国生物制品下属子公司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东表示。

　　此外，辉瑞制药(NYSE: PFE)的一种无需血浆为原料的重组九因子药物BENEFIX，也有望在今年正式登陆中国。BENEFIX早在1997年2月即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目前已在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上市。

　　辉瑞制药中国区企业沟通部负责人席庆告诉《财经》记者，BENEFIX在中国的三期临床试验业已结束，正在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最后的注册审批。考虑到目前九因子产品供应的紧张状况，辉瑞希望主管部门能加快这一审批程序。

　　类似的故事，在2007年治疗甲型血友病人的药物八因子产品紧缺时也发生过。当时，拜耳公司(DAX：BAY)的重组八因子药物“拜科奇”，就是通过“绿色通道”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快速审批。

　　症结未解

　　整个中国血液制品行业前景，短时期内难言乐观。

　　血液制品主要包括人血白蛋白、各种免疫球蛋白、及八因子、九因子等各种凝血因子产品。医学界公认，在诸多病症方面，血液制品是特效药和救命药。陈竺也将其定性为：“现代医学救治多种疾病的基本的、必需的特殊药品，具有稀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性，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其生产供应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局。”

　　在2011年12月25日的演讲中，陈竺坦承，尽管近年来，中国血液制品规范化管理不断加强，再没有出现安全质量方面的问题，但血液制品的发展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且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些存在的问题包括，血浆综合利用率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等等。中国目前在产的血液制品企业有24家，只有12家产品总类达到6个以上，最多的仅为11个。其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人血白蛋白产品，又占到了全部血液制品的75%；而欧、美、日等发达地区，血液制品的生产集中在1家－4家大企业，产量最大的是凝血因子和免疫球蛋白，各占到了30%。

　　对于中国血液制品供应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原料血浆的缺乏。

　　目前，单采血浆是血液制品的唯一原料来源。

　　2008年至2010年，中国采浆量持续增长，分别为：3131吨、3855吨和4180吨。而2011年的采浆量，由于受贵州大规模关停单采血浆站等事件的影响，出现下滑。其中前三季度，全国采浆2909吨，同比下降约6%，预计全年采浆量不到4000吨。

　　陈竺引述专家测算称，要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年原料血浆采集量要达到8000吨，而林东等企业人士则认为，可能需要1万吨，这意味着目前至少存在一半的缺口。

　　对比全球，两家血液制品企业澳大利亚的杰特贝林(CSL Behring)、西班牙的盖立复(Grifols)，年采浆量均超过5000吨，远高于目前整个中国的水准；此外，美国百特(Baxter)公司的采浆量，也与中国总采浆量大体相当。

　　此外，陈竺还表示，社会对献浆工作的误解影响血液制品的供应，“误解认为献浆就等于卖血，卖血就等于贫困，卖血和不光彩是画等号的，甚至认为献浆就会传播感染艾滋病，这些误解影响了公众参与献浆的热情”。

　　陈竺此番表态中没有明言的是，贵州省大规模关停血浆站事件。关停事件源于贵州省高层的一个重要决策：献血浆形同“卖血”，是贫困的标签，贵州作为全国第二大献浆大省有损全省形象，也不利于该省农民脱贫。而大规模关停“不但有利于提升贵州整体形象”，还可以此为契机，争取扶贫政策的倾斜。

　　贵州关停血浆站后，国内其他几个献浆大省如广西、江西、安徽等，还纷纷派员到贵州考察其关闭血浆站的经验，一度引起整个血液制品行业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更大担忧。

　　为促进血液制品行业发展，陈竺此番提出了血液制品的“倍增计划”：即通过增加单采血浆站数量、优化血浆站布局以提高原料血浆的供应量；提高原料血浆综合利用率；建立血液制品的供应、储备、定价和保障机制，推动血液制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举措，力争“十二五”期间血液制品供应量比“十一五”末增加一倍。

　　但是“倍增计划”的瓶颈之一在于，根据卫生部2008年3月实施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单采血浆站的设置规划审批权归于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这意味着，卫生部无法直接左右单采血浆站的存废。

　　面对这一障碍，陈竺对《财经》记者表示“要和各省区的领导进行沟通”，他称，已就这一问题写信给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希冀沟通谅解。

　　亦有人士建议，1996年国务院发布的《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核准的全国生产用原料血浆的需求，对单采血浆站的布局、数量和规模制定总体规划。”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卫生部可将各省份应设置单采血浆站的数量及规模，具体量化到每一个省份，以推动“倍增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