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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董事长称银行不应单纯追求高利润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3-13 03:36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郑智 吴雨珊

  刚走马上任农业银行董事长不久的蒋超良有些低调。“我到农行不久,还在加紧学习研究,你们不要给我出太难的题目。”3月7日上午,蒋超良接受本报专访时笑称,但他对记者的问题并不回避,纵论宏观经济、银行业经营形势、“三农”金融服务,回应银行再融资、民间借贷、银行收费等热点问题,语带锋芒。

  近年,一个令资本市场和业界头痛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业似乎陷入了“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对于这个命题,蒋超良认为,解决之道是银行加大内源性资本的补充力度,同时转变高资本消耗的盈利模式,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目前来看,农行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今年不会考虑增发。

  针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银行收费问题,蒋超良说:“我也痛恨乱收费。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近期农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降低了一些项目的收费标准。

  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不大

  《21世纪》:GDP“保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素来具有特殊意义,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7.5%。这对宏观经济走势,对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有什么影响?

  蒋超良:GDP增长目标适度调低,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影响都是正面的。这说明了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克服GDP崇拜,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腾出时间和空间。

  短期来看,由于GDP增速降低,可能导致一些项目贷款质量下行的压力加大。但是,对于银行业而言,如果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发展方式不转变,银行迟早会付出代价,资产质量将来可能发生逆转。

  《21世纪》:今年1-2月份,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相比去年同期明显放缓,这是什么原因?

  蒋超良:受“早投放 早受益”经营理念的影响,银行倾向于在年初多投放贷款,这样全年都可以收利息,因而最近几年1-2月份的信贷增量都比较大。但是今年1-2月份,与往年有不可比因素。今年春节在1月份,往年春节一般在2月份,节日导致1月份有效工作日比往年要少,1月信贷投放自然要比往年少。

  同时,有效信贷需求确实有所下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出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我看到媒体分析说,贷款少增加是因为银行资金紧张,实际上跟这些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过,这是信贷投放逐步恢复常态的表现,是合理的。

  《21世纪》:银监会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是督促各家银行做实贷款五级分类,加之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有人担心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出现反弹。

  蒋超良:银行业是亲周期行业,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银行资产质量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盈利能力会有所降低,防控案件的压力会加大。但不良贷款反弹幅度不会特别大。

  我们做了一个压力测试,GDP增速如果不低于7%,资产质量维持在现有水平没有问题。当然,结构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关注类贷款有可能上升,但是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不会有大幅度增加。关注类贷款可能会向下迁徙,但不至于马上逆转到损失类。

  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没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现在四大银行平台贷款的占比都很低。相当一部分平台贷款整改成了正常的公司类贷款,现金流完全可以覆盖,符合银行贷款要求,可以继续贷款。还有一部分,可以做一些制度安排,比如银监会说的展期,先付利息,期限展一展。

  此外,今年中央还要代发地方债2500亿元,这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拓宽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当地的信用环境建设,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态度都很积极。

  《21世纪》: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银行业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什么?

  蒋超良:还是资产质量的问题,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们跟西方优秀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一家银行必须经历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才能称得上好银行,中国银行业还没有经过逆周期的检验。在一个GDP年均增长10%左右的经济体,银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往往暴露不出来。试想想,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处在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经济环境里,GDP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情况可能不容乐观。

  《21世纪》:您对存贷比的监管指标如何看?有些银行认为很不科学,应该取消。

  蒋超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替代它之前,存贷比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有助于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

  《21世纪》:这几年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案件,最近一位温州商会的负责人向央行提交了一份《民间借贷法》草拟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蒋超良:对民间借贷,我是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民间借贷古已有之,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中国金融史表明,汉代就有民间借贷了,不是当前发展出来的新事物。

  其次,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主渠道的一个补充,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金融界跟自然界的生态一样,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全是清一色的官办银行,没有民间的借贷机构,那金融生态是失衡的。所以民间借贷能够满足一部分需求,应该让它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发展加以引导。首先要立法,现在民间借贷没有法律依据,容易造成很多的社会风险,最近出现很多案例,都是类似的问题。第二要加强引导,引导民间资本避开国家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信贷政策不允许的一些项目,了解哪些应支持,哪些要压缩。现在有些地方搞一些高污染或产能过剩的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就搞民间借贷,这样风险就很大。第三,最好是尽快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放开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银行。

  破解“三农”金融难题

  《21世纪》:农行前不久召开了“三农金融业务工作会议暨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扩大会议”,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准备如何扩大、深化?

  蒋超良: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今年已扩大到12个省(区、市),新增黑龙江、河南、河北和安徽4个省份。三农金融事业部本质上是农行服务“三农”很好的一个制度安排,通过“六个单独”管理,即在资本管理、信贷管理、会计核算、资金平衡与运营、风险拨备与核销、考评激励与约束等六个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提升服务“三农”的水平。

  《21世纪》:农行做“三农”金融服务,挑战究竟在哪些地方?

  蒋超良:面临三大问题——成本高、风险大、商业难持续,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得围绕解决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农民千家万户,贷款一般就3万-5万元,做这么一笔贷款,要到农民家里调查,还要组织农民组成联保小组,这一圈下来,人力物力耗费大,成本高。

  说农户贷款风险大,不是说农民不讲信用,风险主要在“小生产”难以和“大市场”有效衔接,农民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再一个就是自然灾害,这个具有不可抗力。

  农行必须要坚守服务“三农”的定位,同时农行又是一个上市公司,要追求市值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

  我们必须在降低成本、控制风险,追求商业可持续上,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探索一条出路。

  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不能说完全突破了,只能说找到了一些可行的机制和办法。

  比如,我们在农村地区布设自助机具、转账电话,加上我们的惠农卡,“三位一体”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也有效降低了成本。截至2011年底,惠农卡已经发放了将近1亿张。

  《21世纪》:这个卡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蒋超良:惠农卡是农行服务“三农”的重要载体,它是借记卡和贷记卡的结合体,可以归集各项惠农资金,比如新农保、新农合、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同时,惠农卡整合了农户小额贷款功能,农户一旦获得授信额度,就可使用惠农卡在网点或通过自助机具随时办理贷款、使用、还款等业务,无须到网点办理各种手续。这样就实现了农户小额贷款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显著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

  《21世纪》:农行IPO的时候,勾勒了县域业务的蓝海前景,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潜在的优势发挥得如何了?

  蒋超良:从长远来看,“三农”业务或者说县域业务是农行的增长潜力所在。从全世界来看,农业是最抗经济周期的一个产业,不管经济下滑还是金融危机,人总得吃饭,还有大量的产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

  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行的县域金融业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现在是强农、惠农、富农“三箭齐发”,拓展服务“三农”空间,挖掘县域金融服务潜力。在强农方面,既要抓农业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提供全产业链、全过程的金融服务;又要大力支持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和项目,如大型水利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在惠农方面,主要是大力推进惠农卡发行和金穗惠农“村村通”工程,进一步做实惠农卡功能,依托农行的网点网络优势,扩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在富农方面,主要就是农户贷款,我们积极探索“农行+合作社+农户”、“农行+龙头企业+农户”、“农行+担保公司+农户”、“农行+信用村+农户”等一系列创新方式,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支持。

  对于“三农”金融服务,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提供小额农户贷款,这只是服务“三农”的一个方面。农行要在助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农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清理收费项目

  《21世纪》:当前银行业还有一个问题是公众普遍关心的,就是收费。发改委、银监会正准备在全国开展银行业收费的大检查。对此您有何看法?

  蒋超良:我既是银行经营者,同时也是金融消费者,乱收费让人痛恨。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作为公众企业,同时还是窗口服务企业,银行的收费应该更加规范。

  从农行来讲,首先是要调整经营文化,不要单纯追求高利润。

  其实中国银行业的ROE、ROA水平在全球都比较领先,如果过分强调利润,对经营行为是一种扭曲,所以我们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做一些调整。另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因为资金的价格由市场决定。

  我们希望处理好国家、股东、客户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我们发行了近一亿张惠农卡,减免了很多收费项目,因此减少了不少收入,但外界可能并不清楚。

  《21世纪》:农行有没有清理自己的收费项目?

  蒋超良:近期,我们已经通过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还有一些项目降低了标准。

  《21世纪》:近来社会普遍反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利润微薄,且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利润被银行巧取豪夺了。农行的贷款利率有多高?

  蒋超良:总体算账,我们大概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百分之十几,有的地方高一些,有的地方低一些,在银行业中我们是比较低的,比民间借贷更便宜很多。

  到去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平均净利差水平达到了2.7%,这在全球来讲不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巴西8%,俄罗斯6%,印度4.3%。

  今年不考虑增发

  《21世纪》: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一个“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这个命题似乎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蒋超良:其实,银行对再融资也非常头痛。为什么有的银行在股市表现不太好,并不是银行的经营业绩不好,主要还是再融资这把剑悬在半空中间,随时可能掉下来,所以投资者不敢问津。

  要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问题,首先还是内源性的资本补充,西方多数银行主要依赖内源性资本来补充。股东应该把他的长远利益、近期利益处理好,减少分红比例,让更多的分红留存作为资本金,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1世纪》:不久前中央汇金公司宣布对控股银行的分红比例下调5%到35%了。这是否已经是底线了?

  蒋超良:从银行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出发,我认为还有下调的空间,这也是我的期待。

  《21世纪》:那么农行今年有再融资的计划吗?

  蒋超良:农行目前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至少今年不会考虑增发,次级债发行对市场影响不大。

  《21世纪》:银行再融资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更高的监管指标。

  蒋超良:这也是关于再融资我想说的第二点。我注意到尚福林主席有一个讲话,监管部门将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执行做一些技术上的修订,结合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安排,缓解银行的资本压力。

  同时,银行也需要调整资产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减少资本占用。靠资本高消耗的盈利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依托我们的品牌、服务,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当然,必要的融资还是需要的。银行没有资本金就没有发展机会,资本约束和资本推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约束并不否定资本推动。所以提高资本管理水平,也是商业银行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

  《21世纪》:近期国务院批准了又一轮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农行申请了吗?

  蒋超良:资产证券化是一个业务创新,既能增加银行的收入,又能减少资本占用,让资本充足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减少再融资的压力。对此,农行还在进行积极审慎的研究,没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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