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封关锁煤：煤矿无精打采 电厂无米下锅

　　煤矿“无精打采”，电厂“无米下锅”。

　　为了保证本省经济增长，让所有电厂吃饱肚子，贵州开始通过“软封关”措施——二次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控制电煤外流。

　　层层关卡 留煤在黔

　　用锤子敲了敲煤车车厢，听了听声音，然后用一根细长的铁棍从车厢顶部戳下去，“阳长煤炭验票站”的工作人员机械式地大喊一声：“过！”

　　26岁的煤车司机田师傅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他立刻拿着一张小卡片在验票站窗口刷卡，随之领到一张“贵州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专用票据”的单子，以及一张“放行单”。

　　这是2011年11月20日田师傅遇到的第一道煤炭关卡。

　　“阳长煤炭验票站”是贵州省煤炭重镇纳雍控制电煤外流的最重要的关卡。如果电煤从此关卡出去，就意味着电煤“外流”。

　　自今年7月以来，贵州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水电发电难以保证，目前，电力供应几乎完全依靠火电。

　　让贵州省揪心的不止于此。今年四季度以来，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出现严重电荒，这些省份纷纷将目光瞄准了贵州这个西南煤海。如何保证本省经济增长，如何控制电煤外流至省外，成了贵州最大的政治任务。

　　收取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成了贵州省最急迫的选择。

　　对煤炭收取价格调节基金，是贵州自2004年以来就实施的旨在提高煤矿生产成本、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的措施，直到2011年10月以前，所征收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从每吨50元至100元不等。

　　然而，这种举措依然无法解决电厂“无煤可买”，煤矿“无煤可卖”。为此，贵州曾一度采取“硬封关”政策，即在各出县、出省的车站、路口设置关卡，禁止煤车外运电煤。

　　此项“硬封关”政策饱受争议。2011年10月以来，为了强制所有煤矿所产之煤全力供应省内电厂，贵州省开始施行“软封关”措施——二次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按照二次征收政策，贵州对省内煤炭企业的出省原煤每吨加收200元。

　　对于本已价格高企的煤炭市场来说，二次征收调节基金对于煤炭产业的中下游来说，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田师傅这一车煤总重35.96吨，按照每吨先收150元，田师傅这一车煤在“阳长煤炭验票站”这里总共被征收了5394元的调节基金。

　　亏损，还是亏损

　　通过“阳长煤炭验票站”不到两小时，田师傅来到了第二个关口——滥坝货运站，在这里，来自纳雍的煤炭被运往广西、湖南等地

　　在进入货运站之前，田师傅再次停在了一个叫作“老鹰山煤炭验票处”的地方。

　　就在几日前，老鹰山镇还曾针对过往的煤炭车收取50元的煤炭调节基金。田师傅赶上了好运气，上个星期开始，针对块煤外运，老鹰山暂停了收费。

　　此时，在滥坝货场，来自湖北的煤炭贸易商罗华正在装车。他刚刚以1230元／吨的价格把手里的500万吨煤卖给了货场最大的货主之一——六盘水市锦田煤炭商贸有限公司。

　　“处理完这一批货，就准备打道回府。”罗华沮丧地说。罗华从向阳煤矿以1000元／吨的价格购进约500万吨的块煤，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买家，不得不最后亏本“脱手”。

　　令罗华耿耿于怀的正是10月二次征收的煤炭调节基金。10月之前，煤炭调节基金是100元／吨，除掉增值税和运费，罗华刚刚保本。如今，“按照150元／吨甚至200元／吨的调节基金，如果再做下去，我每吨至少亏损80元左右。”罗华说。

　　在这个纳雍通往省外的火车货运场，就在去年还是一幅繁忙景象，“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发煤的旺季，停在火车货运场的装卸卡车至少有一百多台。”锦田煤炭商贸公司的经理廖尚军对记者说。

　　如今，滥坝货场已失却了往日的繁忙，四五台卡车在现场孤零零地作业，零散的工人站在货场的平台上。大风卷起漫天的煤灰，更显得货场愈发冷清。

　　田师傅说，按正常每个月应该能跑差不多十二趟车，这两个月不到六趟活儿。“越来越不好干了。”搓着沾满煤灰的双手，田师傅叹了口气。

　　煤改雪上加霜

　　贵州如此急切将煤留在省内，更大的背景是，贵州今年开始施行的煤炭资源整合。大批煤矿因整改而“关停”，使得省内煤炭供应的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

　　2011年11月19日，当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位于纳雍县中岭镇的一家煤矿的现场时，这个本该在6月底试运行投产的煤矿全然没有工作的迹象。井口的“鑫达煤矿”几个大字依然崭新。

　　2011年6月11日，贵州一纸令下，纳雍镇所在的毕节地区共92处9万吨／年规模的在建煤矿，一律关停。包括鑫达煤矿在内的9万吨煤矿，被要求先停止建设，然后“按情况分类处理，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实施关闭”。

　　已经投资了9000万的鑫达煤矿，就此“命悬一线”。

　　事实上，旨在通过规模化提高煤矿安全性的“整改”，在很多专家看来，并非适合贵州。在纳雍县所在的织纳煤田，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决定了煤层间距比较接近，当地业主告诉记者，这样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开采。

　　“并不是规模小就安全隐患大，也要因地制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平凡说。

　　在今冬缺煤的大背景下，贵州省开始向各县市下达保证电煤供应任务，县市又将电煤任务“分解”给辖区内的煤矿，然而，煤矿普遍生产积极性不高，让处在中间的地方政府也着实为难。

　　地方政府显然已意识到煤改的副作用。为了保生产，看似“一刀切”的“关停令”对于9万吨煤矿进行了区别对待：正在生产的9万吨煤矿被允许生产至2013年，进入“整改合并”。

　　谭正义9万吨的庆荣煤矿幸运地躲过了“关停”的命运。但谨慎的谭正义主动选择了“停产”。

　　“煤矿不好做了。”谭正义已开始盘算如何转行。谭正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电煤的生产成本220元／吨，省内电煤的价格是380元／吨，如果算上增值税和运费，“卖给电厂的电煤是肯定要亏损的”。包括谭正义的煤矿在内，一旦电煤开采出来，就由县政府下属的运销公司直接拉往附近的纳雍电厂。

　　今年以来，谭正义的煤矿基本“靠块煤外销来补贴粉煤的亏损”，他的煤矿粉煤占到70%，块煤占30%。

　　现在更让谭正义和其他矿主担心的是，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令煤炭贸易商望而却步，原本外销的块煤销路前景更加不明。纳雍合法生产煤矿120处，规模2319万吨，从目前关停和主动停产的煤矿数量上来看，“纳雍至少50%的产能受到直接影响，产量不足1200万吨。”

　　“我赌不起，只能暂时停产。” 谭正义说。

　　有煤要上，没有煤也要上

　　在煤炭资源改革以及煤炭调节基金的双重压力下，贵州的电煤紧张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边是没有生产积极性的煤矿企业，另一边却是以高价在省内煤炭富足县市以及省外购买电煤“充饥”的电厂。

　　“跑燃料的负责人都在外面找煤，谈判。”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纳雍电厂的厂长王军时，电话那端的他正在贵阳参加煤炭订货会。往年都有几十万吨存煤的纳雍电厂，目前存煤不足3万吨，只够烧36个小时。“这个月底存煤耗尽，至少停掉4台机组。”接近电厂的人士透露。

　　目前，从阳长验票站得到的数据统计来看，纳雍电厂每天从邻近的县市包括织金、六盘水、兴义甚至云南的正雄拉回至少7000吨电煤。加上煤炭调节基金，这些煤炭的价格远远高于380元／吨的省内电煤价格。

　　尽管这是一个赔本买卖，但无煤可用的电厂似乎已经顾不了这么多。

　　早在今年5月，贵州最大的电厂盘南电厂就拉响了“存煤告急”的警报，南方周末记者在毕节地区了解到，野马寨电厂刚刚有煤，发耳电厂早在8月就停转了两台机组，毕节电厂则干脆“无煤可用”。

　　“虽然是亏本的买卖，但又必须要卖给省内电厂，只能往电煤里掺土。”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出了其中的操作手段。此前，贵州电监办在向国家电监会递交的紧急报告中，直言受煤质差影响，影响火电机组出力200万千瓦以上，占火电运行机组的15%。

　　对于那些煤炭贸易商来说，还有其他规避“封关”的手段。

　　在阳长验票站，工作人员透露，不符合规格的煤车通过各种渠道“出关”非常普遍。不符合“验票站”规格的煤炭即电厂急缺的电煤。煤炭贸易商罗华也称，原来征收50元的调节基金时，只要有门路，货场验票站往往要个三五百元也就放行了。

　　以煤炭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一些贵州产煤地区，并不愿意看到本辖区内的煤矿企业关停或者卖不出去煤，“睁一眼闭一只眼”的事情时有发生。

　　今年11月，在贵州省电煤应急临时调节措施实施情况调度会上，贵州经信委官员已经特别指出，“时有电煤外运出省未收取二次出省调节基金的现象”，并告诫地方政府“要加强封关和煤炭出关查验力度”。

　　不过，对那些通过民间借贷投资、如今却饱受煤炭资源改革折磨的矿主来说，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煤矿何时能开，“封关”何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