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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会沉浮:曾经三朝风雨群伦领袖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2-04 00:14 来源: 中国经营报

  1912年9月19日,卸任刚半年的中华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赴晋考察,与山西政商各界名流合影留念,孙中山左侧是时年未满三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右侧则是年过花甲的山西商会会长刘笃敬。

  当时阎锡山意气风发,乃是冉冉升起的民国军政新星,连孙中山都当面表扬“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阎锡山字百川)。身为一介商人,刘笃敬能与日后的“山西王”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

  群伦领袖

  孙中山此行,是以大总统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巡查各省,为实现其中国大地上“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蓝图作准备,而刘笃敬正是力主山西省内自建自营铁路的第一人。

  自1905年到1916年,作为后期晋商领袖,刘笃敬担任官方的山西商务局总办和民间的山西商会会长(1907年当选),执三晋工商界牛耳前后达11年,极力推动该省近代实业发展,《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称赞其“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刘笃敬,出身晋商平阳帮(即晋南临汾商人)四大家族之一、号称“刘百万”的南高刘家。光绪元年(1875年),他参加太原乡试考中举人,入京任刑部主事(相当于公检法部门的厅级干部),直到1899年,前后当了二十多年京官。

  在此期间,刘笃敬结交同为刑部主事的晋南老乡杨深秀,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杨深秀慷慨赴义,成为“六君子”之一,年过五十的刘氏不惧受牵连的风险,亲到菜市口刑场为杨收尸,并护送回山西老家下葬。自此他无心回京做官,在家静观世事变化,等待复出时机。

  早在中举人之前,因父亲去世,刚刚二十出头的刘笃敬,即接管家业,此后大半辈子都是边做官,边经商。1901年,刘笃敬结识了洋务派重臣、曾任山西巡抚八年(1891~1899年)的胡聘之,受其启发,走上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此后三年间,他先到日本,又转赴欧美,长时间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工商经济情况。回国不多时,即应邀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

  南高刘家财雄势大,1896年山西商务局成立之初,就派人以绅董身份参与筹备,刘笃敬既是声望很高的返乡京官,又熟悉商务运作,出洋考察后更眼界大开,出任实际上是行政官员的商务局总办,统领山西商界,自是理所当然。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清廷下旨设立商部(3年后改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商务,修订《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乃至海外设立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各省有据可查的总商会共34个,分商会616个。

  民间的山西商会,即在光绪末年成立。当时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一带,仍是票号中心及富商大贾聚集之地,山西商会总部设在太谷城内,由祁太平帮绅士商人公推一人轮流担任会长,非资本丰厚及开办企业者,不能担任。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后,商会总部才迁到省会太原。刘笃敬以晋南平阳帮背景得以选为会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据史料记载,山西总商会除会长外,还有总办、会办4人,董事若干人,以及文牍、书记2人,负责处理全省日常商务事宜,包括调查省内商情,定期向商部汇报,商情与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向商部申请公司的设立、商标的登记、产品的免税措施和申请专利权等。

  尽管清代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但大多数传统商人以长途贩运和票号经营为主业,很少投资近代工商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沿海兴起“洋务运动”,大办资本主义实业的近30年后,1892年,地处内陆的山西才拥有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太原火柴局,再过了6年,山西地方政府又创办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

  以振兴实业和奖励工商业投资为宗旨的山西总商会成立后,大力扶持个体及民族工商业者,到辛亥革命前后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陆续遍布山西全省,主要工业企业由原先的16家增至近百家,其中就有刘笃敬参股并执掌的保晋矿务公司(山西近代最大民营采煤企业,1906年成立),他集资约20万银元兴办的太原电灯公司(山西第一家电力企业,1909年成立),阎锡山亲属控制的晋华纺织公司(1919年成立),以及一大批面粉厂、火柴厂和纺织厂。省内产业工人,也由最初的数百人,激增到6万余人。

  三朝风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大动荡中,山西商会同仁并未置身事外,除积极参与“争矿运动”外,1908年8月,包括不少商会人士在内的山西立宪派代表赴京请愿,催促清廷尽快推行宪政。请愿团征集了两万多人签名,他们到达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前往迎接,一时轰动京城。

  阎锡山治晋之时,曾多次到省内商会发表演讲,鼓励发展山西大商业,但又以投资公营实业为名,支持自己的亲信和部属巧取豪夺,不断蚕食民营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山西各地商会的功能和活力,反而大幅削弱。

  据民国期间曾出任太原商会理事长(即会长)的钱庄商人徐瑞楚回忆,1930年左右,根据阎锡山政府的规定,太原商会改称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以商号或工厂为会员单位,下设至少26个同业公会,如银钱业、纱布业、百货业、机器业、药材业等等。理事长自然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或为有实力的资本家,或为他们相中的代理人,对内能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外则特别注重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巧妙周旋的手腕。

  徐瑞楚说,那些年工商联有两件最费周折的头等大事,一是应付政府要粮要款,因为差不多每年政府都会以各种名目向商界借钱,且通常只借不还;二是各种税务的交涉事宜。而到了国共三年内战爆发,商人最怕阎锡山征募“常备兵”,因为几乎所有符合年龄标准的“壮丁”都在劫难逃,要躲避一个兵役,至少需花500个袁大头(银元)。

  面对要粮要款,工商联的办法是以同业公会为单位,按户数多寡及业务范围、盈利状况等,各自分摊,期间商户免不了为负担多少互相争吵,负责人只能设法摆平。至于苛捐杂税太多,商户不堪重负之时,工商联也要据理力争,请求减免。当然,商人逃避重税的办法,过去和现在一样,就是做假账,真账一本自己看,假账一本应付政府税务官员,对此,夹在中间的工商联也无可奈何。

  但对各类政治势力渗透企业的企图,太原市工商联的态度倒是很鲜明的予以拒绝。如阎锡山1936年成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要求不论什么单位都要设立分支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也打算进驻商会,工商联负责人说:“商人只知发财,以后你们想干点买卖,我们大力帮忙,你们的组织不要建了。”直到共产党大军压境,阎锡山败走山西之日,太原市工商联里都没有“同志会”和国民党的人。

  据徐瑞楚忆述,民国时太原市工商联是个有钱的单位,每年各商号企业会员交纳的会费,除去开支尚有富余,一度坐拥房产200多间,银行存款数万元大洋,各处持有股金几十万元,在太原电灯公司、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和山西省银行等企业有数万元投资。

  内战后期,阎锡山实行“平民经济”,山西省及太原市私营工商实业,均被阎的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和“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属下机构取代,中小商号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规模较大的工商资本则争相向外地流走。釜底抽薪,旧太原市工商联的好日子,至此走到了尽头。

  “自愿”退场

  1949年4月24日,阎锡山的五台县老乡徐向前率部攻克太原。受到战火波及,太原市面萧条,全城仅有700余户工商业者留人应付门面,不少同业公会名存实亡。同年11月,新政权成立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着手重整基层商业组织,以求尽快活跃经济。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系列细致思想工作之后,到这一年年底,太原重新开门营业的商户(包括摊贩)超过6000户,同业公会也恢复至26家。

  据致力研究山西地方商会历史的学者任步奎介绍,1951年4月22日,新的太原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全市工商界开展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截至7月中旬,全市工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一架,价款15亿元(旧人民币面值,1955年以1万兑1比率折换新人民币,下同),命名为“私营工业号”,商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两架,价款30亿元,命名为“私营商业号”。在此前后几个月,他们又捐出慰劳款两笔合计8200多万元,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市同业公会再度筹集慰问金2175万元。

  1956年元月,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太原市工商联属下各同业公会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行业小组”,据称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当时的政策方针是,动员“可有可无的一般商业“尽可能向工业转化,特别是行商、批发商等不利于国营经济主导的商户,更是重点转业对象,一时间,商户纷纷“自愿申请工业化”。

  太原全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后,政企合一的专业局和国营专业公司相继成立,以商号会员为主的各同业公会成为一个空架子,遂于1957年下半年陆续解散。

  想当年刘笃敬再度出山执掌山西商务局和山西商会时,恐怕没有料到,经过半个世纪风吹雨打,这个曾经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机构,最终会落得如此结局。1920年,73岁的他病逝家中,其时传统晋商大势已去,而拥有多项实业投资的南高刘家,家业却仍然兴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这个历久不衰的大富之家毫无先兆地突然破产,旗下商号全部关闭,3000多亩土地悉数贱卖,原因至今成谜。有人猜测,遭逢乱世,前途未卜,刘家内部达成“有地不卖,终究是害”的一致共识,遂有意主动散尽家财,求得平安。

  果真是世事难料,祸福相依。据临汾市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赵骧所述,解放后地方政府给南高村(今属襄汾县)村民认定家庭成分时,刘家因财产散尽,定成了“破产地主”,而当年贱买甚至没有掏钱就占了刘家几十亩地的佃户们,反而被视为“地主分子”,受尽批斗之苦。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965年,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曾经富甲一方的南高刘家,自然成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象。“四清”工作队组织南高村群众召开诉苦大会,控诉刘家欺压剥削群众的恶行。一位被点名发言的妇女说,我小时家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爸妈只好提篮子去刘家借,每次去了,总没有空手回来过。话音未落,工作队立即制止了她的发言。

  岂料接二连三发言的村民都声称,你们要我说实话还是说胡话?说实话就是,刘家出钱给我家老人送终,刘家给人看病抓药不要钱,或上刘家学堂不收学费,如此等等,诉苦会变成了感恩会。工作队尴尬万分,赶紧宣布散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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