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会沉浮：曾经三朝风雨群伦领袖

　　1912年9月19日，卸任刚半年的中华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赴晋考察，与山西政商各界名流合影留念，孙中山左侧是时年未满三十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右侧则是年过花甲的山西商会会长刘笃敬。

　　当时阎锡山意气风发，乃是冉冉升起的民国军政新星，连孙中山都当面表扬“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阎锡山字百川)。身为一介商人，刘笃敬能与日后的“山西王”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

　　群伦领袖

　　孙中山此行，是以大总统袁世凯授予的全国铁路督办名义，巡查各省，为实现其中国大地上“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蓝图作准备，而刘笃敬正是力主山西省内自建自营铁路的第一人。

　　自1905年到1916年，作为后期晋商领袖，刘笃敬担任官方的山西商务局总办和民间的山西商会会长(1907年当选)，执三晋工商界牛耳前后达11年，极力推动该省近代实业发展，《山西通史》卷六《人物志》称赞其“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刘笃敬，出身晋商平阳帮(即晋南临汾商人)四大家族之一、号称“刘百万”的南高刘家。光绪元年(1875年)，他参加太原乡试考中举人，入京任刑部主事(相当于公检法部门的厅级干部)，直到1899年，前后当了二十多年京官。

　　在此期间，刘笃敬结交同为刑部主事的晋南老乡杨深秀，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杨深秀慷慨赴义，成为“六君子”之一，年过五十的刘氏不惧受牵连的风险，亲到菜市口刑场为杨收尸，并护送回山西老家下葬。自此他无心回京做官，在家静观世事变化，等待复出时机。

　　早在中举人之前，因父亲去世，刚刚二十出头的刘笃敬，即接管家业，此后大半辈子都是边做官，边经商。1901年，刘笃敬结识了洋务派重臣、曾任山西巡抚八年(1891~1899年)的胡聘之，受其启发，走上实业救国的探索之路。此后三年间，他先到日本，又转赴欧美，长时间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工商经济情况。回国不多时，即应邀出任山西商务局总办。

　　南高刘家财雄势大，1896年山西商务局成立之初，就派人以绅董身份参与筹备，刘笃敬既是声望很高的返乡京官，又熟悉商务运作，出洋考察后更眼界大开，出任实际上是行政官员的商务局总办，统领山西商界，自是理所当然。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清廷下旨设立商部(3年后改为农工商部)以振兴商务，修订《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地商人在大中城市乃至海外设立商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各省有据可查的总商会共34个，分商会616个。

　　民间的山西商会，即在光绪末年成立。当时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一带，仍是票号中心及富商大贾聚集之地，山西商会总部设在太谷城内，由祁太平帮绅士商人公推一人轮流担任会长，非资本丰厚及开办企业者，不能担任。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后，商会总部才迁到省会太原。刘笃敬以晋南平阳帮背景得以选为会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据史料记载，山西总商会除会长外，还有总办、会办4人，董事若干人，以及文牍、书记2人，负责处理全省日常商务事宜，包括调查省内商情，定期向商部汇报，商情与政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向商部申请公司的设立、商标的登记、产品的免税措施和申请专利权等。

　　尽管清代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但大多数传统商人以长途贩运和票号经营为主业，很少投资近代工商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沿海兴起“洋务运动”，大办资本主义实业的近30年后，1892年，地处内陆的山西才拥有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太原火柴局，再过了6年，山西地方政府又创办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

　　以振兴实业和奖励工商业投资为宗旨的山西总商会成立后，大力扶持个体及民族工商业者，到辛亥革命前后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陆续遍布山西全省，主要工业企业由原先的16家增至近百家，其中就有刘笃敬参股并执掌的保晋矿务公司(山西近代最大民营采煤企业，1906年成立)，他集资约20万银元兴办的太原电灯公司(山西第一家电力企业，1909年成立)，阎锡山亲属控制的晋华纺织公司(1919年成立)，以及一大批面粉厂、火柴厂和纺织厂。省内产业工人，也由最初的数百人，激增到6万余人。

　　三朝风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大动荡中，山西商会同仁并未置身事外，除积极参与“争矿运动”外，1908年8月，包括不少商会人士在内的山西立宪派代表赴京请愿，催促清廷尽快推行宪政。请愿团征集了两万多人签名，他们到达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在京山西籍官员驱车前往迎接，一时轰动京城。

　　阎锡山治晋之时，曾多次到省内商会发表演讲，鼓励发展山西大商业，但又以投资公营实业为名，支持自己的亲信和部属巧取豪夺，不断蚕食民营工商业的生存空间，山西各地商会的功能和活力，反而大幅削弱。

　　据民国期间曾出任太原商会理事长(即会长)的钱庄商人徐瑞楚回忆，1930年左右，根据阎锡山政府的规定，太原商会改称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以商号或工厂为会员单位，下设至少26个同业公会，如银钱业、纱布业、百货业、机器业、药材业等等。理事长自然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或为有实力的资本家，或为他们相中的代理人，对内能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外则特别注重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巧妙周旋的手腕。

　　徐瑞楚说，那些年工商联有两件最费周折的头等大事，一是应付政府要粮要款，因为差不多每年政府都会以各种名目向商界借钱，且通常只借不还；二是各种税务的交涉事宜。而到了国共三年内战爆发，商人最怕阎锡山征募“常备兵”，因为几乎所有符合年龄标准的“壮丁”都在劫难逃，要躲避一个兵役，至少需花500个袁大头(银元)。

　　面对要粮要款，工商联的办法是以同业公会为单位，按户数多寡及业务范围、盈利状况等，各自分摊，期间商户免不了为负担多少互相争吵，负责人只能设法摆平。至于苛捐杂税太多，商户不堪重负之时，工商联也要据理力争，请求减免。当然，商人逃避重税的办法，过去和现在一样，就是做假账，真账一本自己看，假账一本应付政府税务官员，对此，夹在中间的工商联也无可奈何。

　　但对各类政治势力渗透企业的企图，太原市工商联的态度倒是很鲜明的予以拒绝。如阎锡山1936年成立的“自强救国同志会”，要求不论什么单位都要设立分支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也打算进驻商会，工商联负责人说：“商人只知发财，以后你们想干点买卖，我们大力帮忙，你们的组织不要建了。”直到共产党大军压境，阎锡山败走山西之日，太原市工商联里都没有“同志会”和国民党的人。

　　据徐瑞楚忆述，民国时太原市工商联是个有钱的单位，每年各商号企业会员交纳的会费，除去开支尚有富余，一度坐拥房产200多间，银行存款数万元大洋，各处持有股金几十万元，在太原电灯公司、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和山西省银行等企业有数万元投资。

　　内战后期，阎锡山实行“平民经济”，山西省及太原市私营工商实业，均被阎的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和“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属下机构取代，中小商号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规模较大的工商资本则争相向外地流走。釜底抽薪，旧太原市工商联的好日子，至此走到了尽头。

　　“自愿”退场

　　1949年4月24日，阎锡山的五台县老乡徐向前率部攻克太原。受到战火波及，太原市面萧条，全城仅有700余户工商业者留人应付门面，不少同业公会名存实亡。同年11月，新政权成立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着手重整基层商业组织，以求尽快活跃经济。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等一系列细致思想工作之后，到这一年年底，太原重新开门营业的商户(包括摊贩)超过6000户，同业公会也恢复至26家。

　　据致力研究山西地方商会历史的学者任步奎介绍，1951年4月22日，新的太原市工商联正式成立。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全市工商界开展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截至7月中旬，全市工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一架，价款15亿元(旧人民币面值，1955年以1万兑1比率折换新人民币，下同)，命名为“私营工业号”，商业行业共认购战斗机两架，价款30亿元，命名为“私营商业号”。在此前后几个月，他们又捐出慰劳款两笔合计8200多万元，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市同业公会再度筹集慰问金2175万元。

　　1956年元月，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太原市工商联属下各同业公会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行业小组”，据称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当时的政策方针是，动员“可有可无的一般商业“尽可能向工业转化，特别是行商、批发商等不利于国营经济主导的商户，更是重点转业对象，一时间，商户纷纷“自愿申请工业化”。

　　太原全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后，政企合一的专业局和国营专业公司相继成立，以商号会员为主的各同业公会成为一个空架子，遂于1957年下半年陆续解散。

　　想当年刘笃敬再度出山执掌山西商务局和山西商会时，恐怕没有料到，经过半个世纪风吹雨打，这个曾经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机构，最终会落得如此结局。1920年，73岁的他病逝家中，其时传统晋商大势已去，而拥有多项实业投资的南高刘家，家业却仍然兴旺。直到抗战胜利前夕，这个历久不衰的大富之家毫无先兆地突然破产，旗下商号全部关闭，3000多亩土地悉数贱卖，原因至今成谜。有人猜测，遭逢乱世，前途未卜，刘家内部达成“有地不卖，终究是害”的一致共识，遂有意主动散尽家财，求得平安。

　　果真是世事难料，祸福相依。据临汾市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赵骧所述，解放后地方政府给南高村(今属襄汾县)村民认定家庭成分时，刘家因财产散尽，定成了“破产地主”，而当年贱买甚至没有掏钱就占了刘家几十亩地的佃户们，反而被视为“地主分子”，受尽批斗之苦。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1965年，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曾经富甲一方的南高刘家，自然成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象。“四清”工作队组织南高村群众召开诉苦大会，控诉刘家欺压剥削群众的恶行。一位被点名发言的妇女说，我小时家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爸妈只好提篮子去刘家借，每次去了，总没有空手回来过。话音未落，工作队立即制止了她的发言。

　　岂料接二连三发言的村民都声称，你们要我说实话还是说胡话？说实话就是，刘家出钱给我家老人送终，刘家给人看病抓药不要钱，或上刘家学堂不收学费，如此等等，诉苦会变成了感恩会。工作队尴尬万分，赶紧宣布散会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