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4000美元是个坎 我国何时迈进高收入国家

　　人均GDP4000美元是个坎

　　中国何时迈进高收入国家？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制图 任萍

　　8.1%和8.2%——北京和上海，又成了去年全国GDP增速排行榜上垫底的“难兄难弟”。官方解读似乎也是喊了好几年的老生常谈：服务业比重的提升让GDP高速运作的“轮轴”慢了下来。

　　不过，同期两市人均GDP已达1.2万美元的境况，让另一种可能性浮出水面：究竟GDP光环的“陨落”是地方经济主动调控的结果，还是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水平让两市陷入发展瓶颈？

　　事实上，人均GDP走到“分叉路口”、新增长点“影影绰绰”的现象并非北京和上海的专例。中国经济这艘“巨舰”，整体面临着迈入人均GDP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后“触礁”的可能性。

　　京沪样本：GDP增速放缓

　　还是在2009年，一些悲观的专家就曾预言：“北京、上海人均GDP突破万元，可能上不来了”。今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国际城市蓝皮书》再度将京沪GDP的纠结局面摊放到台前。

　　现实确实值得反思：从2006年至今，伴随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0%，北京市GDP增速排名便连年排在后十位以内，2008年也曾倒数第一。而上海亦在2008年结束了连续16年的两位数增长，从高于全国平均2.2个百分点的“神坛”上走下，首度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两个地方对GDP增速放缓的解释如出一辙，背后逻辑似乎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形成GDP数据量的增长最核心的平台就是发展第二产业，那么，北京、上海更多地选择了形成GDP能力不如工业的服务业，增速下滑便不是什么怪现象了。

　　据悉，目前北京、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分别接近GDP的80%、60%，为全国省市自治区比重之冠。于是“牺牲速度，确保质量”也就成了解释GDP增速放缓的金字招牌。

　　但问题恰恰出在看上去最理所当然之处。《国际城市蓝皮书》警告，考虑到要加快经济转型，日益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不是重化工业，因此整个经济可能会陷入后中等收入陷阱。换言之，人均GDP从1万美元进入到2万美元的阶段，可能因为结构转型中驱动创新因素的缺乏而难以完成。

　　如果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京沪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刻。GDP增速的持续放缓并不能简单用“质量提升”轻描淡写带过，同时也难掩其过早进入高成本、高通胀、低竞争力阶段的城市经济阶段不堪重负的现实。

　　向左向右：中国直奔万元人均GDP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际城市蓝皮书》针对京沪两地所预警的“后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一枚缩影。只不过，中国人均GDP4000多美元的现状，是正在跨越一道名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坎。相比之下，京沪两地作为经济表率，只是走得更前面一些。

　　记者了解到，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现的概念。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这是可怕的迷宫式的黑夜摸索：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

　　中国正是处于向万元人均GDP进发的“行军途中”。是继续大步流星，还是踯躅难行的问题难以绕过。 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4382美元，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发出连珠炮式的追问。

　　其实早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就指明了一条前路，是否能跳出这个陷阱决定了中国两种可能性的发展前景：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如果从国际上已经出现的其它样本来看，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确实面对“向左向右”的抉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都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而当时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却在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发展战略失误。”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介绍道。

　　据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 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风险诱因：避免“超城市化”发展

　　胡鞍钢认为，当下中国也面对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风险诱因，所以必须警惕。 “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比如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都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 ”

　　他还坦言，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可能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各类贫民窟形成、大量的犯罪等等问题集中爆发。

　　不可回避，过去30多年中国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许多专家都对记者评价“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由此，我国也从一个能源输出国变成了能源进口大国。

　　另一面，记者注意到，上述陷入陷阱的国家还都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比如巴西基尼系数最高达0.6，阿根廷达0.5。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基尼系数也都在0.5左右。俄罗斯富人的平均收入是穷人的15倍之多。这也让专家忧虑中国现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

　　“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即已具备，人均40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张茉楠看来，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 “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路径值得中国借鉴。

　　切忌鲍莫尔病：避免单纯发展服务业

　　《国际城市蓝皮书》则指出，对于人均GDP已经跨过10000美元门槛的北京和上海，在试图跳出 “后中等收入陷阱”时，需谨防深陷服务业发展成本瓶颈的“鲍莫尔病”。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观点是：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也就是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比较慢，使得整体经济放慢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不光是北京和上海，专家在对1992-2008年期间我国东部地区及各省市服务业增长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东部地区服务业整体显露出鲍莫尔病的特性。相对于第二产业，东部地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滞后3%。

　　对此，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苏宁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少城市过去过分依赖服务业，结果金融危机来了后，受到的打击最大，迄今没有恢复元气。

　　记者注意到，此前北京的首钢已经迁出北京。加上汽车限购，房地产限购，这使得北京的经济在2011年增速损失了2个百分点。上海同样因为房地产限购的原因，以及重化工业难以有再大的发展，使得经济难以有太高的增速。

　　《国际城市蓝皮书》建议，两地应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国际都市化城市，避免单纯地发展服务业使得经济放慢。而过去已经有的服务业，需要与高端制造业结合，来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