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招商贴身肉搏 承接产业转移卡位战

　　各地招商“贴身肉搏”

　　承接产业转移“卡位战”：5年决胜负

　　昨日，记者打电话给武汉市商务局党组书记李作清时，他正在香港招商。电话里，他的语速很快：“商场如战场，一个招商项目就是一场战役，要斗智斗勇。”

　　上个月的招商经历，让武汉市经信委一位负责人记忆深刻：“合肥的招商人员正在一家央企负责人的办公室里极力游说，我们等在外面，而排在我们后面的还有长沙的招商队伍。”

　　这只是招商大潮中各地激烈角逐的一个场景。

　　业界普遍的认识，产业转移大潮还有最后5年的“窗口期”，到2015年全国产业格局将初步确定。决战5年，内陆各省市几近“肉搏”。

　　记者 蔡木子

　　金融危机助推转移大潮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中国沿海、东部广袤的地区，新一轮的产业转移骤然提速。

　　制造业，一直是中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目前，中国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1/3，贡献出口总额的90%。未来10至20年，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而在2008年以前，中国沿海10个省市就集中了全国加工贸易的97.4%，集中了70%的纺织业、80%的服装制造业。

　　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代工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面临着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以及资源、能源短缺和高消耗的影响，产业转移压力巨大，迫切要求转向更具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

　　而欧美金融危机的到来，让外贸市场需求迅速收缩，外向性颇高的沿海企业，开始看向内陆市场。“我们看中的首先是华中地区广阔的市场，”2010年才姗姗来迟的武汉格力电器人士告诉记者：“国家启动内需市场的号召，也让内陆成为最大的增长极。”

　　这轮产业转移大潮中，广东、江浙是最大的输出方。

　　2008年，广东就拿出“腾龙换鸟”的决心，并提出“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而东部转移产值的能量亦十分巨大。据湖北省“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课题组统计，从2008年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转出的产业总值就有14000亿元。

　　东部地区

　　武汉没有“绝对优势”

　　二战以后

　　全球制造业布局调整

　　2008年，合肥工业总产值约为2000亿元，长沙约为3100亿元，重庆约为5500亿元；2011年，合肥工业量级跃升至近6000亿元，长沙亦突破7000亿，重庆则超过了万亿。

　　去年，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超过8000亿元。但环顾昔日身边的“小弟弟”，如今都已长成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

　　“在这轮承接转移中，武汉起步相对较晚”，武汉市经信委人士说：“以前我们总在强调的优势，比如九省通衢，比如水资源丰富、科教大省，现在回头看看，都不是绝对的优势。单从硬件条件来看，布局在合肥还是长沙，还是郑州，没有多大的区别。”

　　2008年开始，一些沿海产业开始向武汉零星转移。直到去年开始，武汉才有意识的出去抢项目。也是在去年，武汉开始推行“工业倍增”计划，2011年工业投资额同比猛增42%，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之首。

　　“但压力越来越大，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刻骨铭心，”李作清说：“曾经一个汽车核心零部件的项目，我整整跟踪了3年，还是被别人撬走了。给出的原因，竟然是城市文化不符。一连好几天，我都睡不着觉。”

　　惠普电脑、韩泰轮胎，也是“煮熟的鸭子飞了”。武汉市经信委一位招商负责人不无惋惜地说：“韩泰项目特别遗憾。武汉有完备的汽车产业链，又有80万吨乙烯，非常适合轮胎项目。最后却因为西部有企业所得税优惠，眼巴巴看着去了重庆。”

　　如果把项目比作流水，那些必然流过的往往是非核心技术项目；需要极力争取的，则是能带动地方产业集群的“明星”项目。“现在需要有时不我待的招商紧迫感，”武汉市经信委强调：“不能躺在以前的优势上等待项目从天上掉下来。”

　　第    次调整

　　20世纪50年代欧美生产制造业向日本实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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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次调整

　　70年代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实施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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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部成产业转移主战场

　　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和投资增速均快于东部地区，其中中、西部地区规上工业增速分别快于东部6.5和5.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分别快于东部7.5和7.9个百分点。

　　事实上，这轮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正在中西部。近3年，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高于东部；2009年中西部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前所未有。这里有大片未被充分激活的消费市场，相对低廉的人工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极大热情。在合肥、长沙、武汉连落三子的格力表示：“人力成本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市场优势，逼迫企业必须转移。”

　　江西省工信委此前总结产业转移经验时表示，浙江、广东、福建三省的项目占江西省引进总数的近70%；安徽省发改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浙江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来源，其次是江苏，再次是上海；武汉市商务局人士透露，武汉这两年招商的项目中，约有60%来自广东、东部产业转移项目。

　　中西部招商的竞争是几乎“贴身肉搏”式的。

　　李作清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争取一个加拿大汽车零部件项目的经历。

　　“我们在华美达酒店闭门谈了4天4夜，久攻不下，又转战香格里拉，一谈又是2天2夜”，李作清说：“到了第三天凌晨2时，终于签约。跨国公司对国内的招商路数可说是‘深度知晓’。他们一般会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全国考察十几个城市，最后选定3-5个候选城市，再由公司到各个城市考察，时间跨度会长达半年至两年。A城市的条件会拿到B城市作参考，到了第N个城市，条件必须是N+1数量级的。”

　　市委书记带队招商，市长发话“谈项目需要必到”，形成了各地大干快上拼招商的典型图景。总结工业转移的路线：一路由广东及福建向湖南、广西、江西等地转移；一路是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地区向江西、安徽、湖北等地转移；此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还有一个共同的去处：向重庆、四川等西部地区转移。

　　第    次调整

　　90年代，“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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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窗口期”决胜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们已经准备在越南建厂了，那边的人工是国内中西部的1/3，在税收、土地上也近乎是零成本”，在去年的广交会上，一位广东省级纺织出口集团老总对记者说。

　　在中国内陆省份积极承接沿海产业时，越南、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也已成为争抢的“一极”，释放着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信号。

　　二战以后，为了有效利用全球资源，降低制造业成本，跨国公司约每隔20年就展开一次全球制造业布局的调整，重新在全球各个地方布局其生产、销售、服务和研发的各个环节。

　　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欧美作为生产制造业中心向日本实施产业转移，到7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制造中心；随后，第二轮结构调整接踵而至，日本开始向“亚洲四小龙”实施产业转移；到了90年代，“亚洲四小龙”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制造业又无一例外地开始“位移”，承接这轮转移的正是中国。我国沿海地区利用加工贸易方式，承接了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但如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弭，“made in china”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已发生变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只是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的前兆，东南亚等国将成为下一个“接球者”。有测算标明，如果把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设定为1.07，我国东部地区现在是1.31，西部地区是0.91，印度是0.8，越南是0.4。

　　“看看布满中西部的产业园、家电城，产业转移已经进行大半。我们的机会只有这5年，产业转移的浪潮有阶段性，”多位武汉市负责工业的官员对记者表示了相同的观点：“如果不把握住这次机会，行业龙头一旦定位，产业分布一旦定型，要想再打破格局将会十分困难。”

　　第    次调整

　　前兆是制造业从中国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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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 陈昌

　　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