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矿石问题上，不能单从政治角度和民族情绪上看问题，还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适应市场

　　中国是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和消费国，同时也是铁矿石最大进口国。然而自从2003年加入国际铁矿石谈判以来，这个最大的买家却在资源定价问题上不断丧失话语权。

　　2010年度中方与全球三大矿商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和力拓的谈判，更以中方被迫默认三大矿商的季度定价要求收场。这一年，进口铁矿石价格持续一路高涨，从年初的90美元/吨左右上扬至年底的超过140美元/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4月29日公布的行业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进口铁矿石17717万吨，进口到岸价平均156.62美元/吨，同比上涨60.31美元/吨，涨幅62.62%。

　　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一季度纳入协会统计的77户大中型企业产品销售利润率只有2.91%，比全国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6.2%低3.29个百分点。而三大矿商其中任何一家的利润都超过了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的总和。

　　根据铁矿石指数机构普氏能源的数据，今年二季度澳矿协议价(离岸)还将环比上涨25.1%，品位为62%的皮尔巴拉粉矿将上涨到171.35美元/干吨；58%的杨迪粉矿将上涨到160.30美元/干吨；巴西矿价(到岸)环比将上涨16%，品位66%的巴西卡拉加斯矿将上涨到200美元/干吨的历史最高位，涨幅16.4%，品位65%的图巴朗块矿将上涨至194.93美元/干吨。

　　铁矿石价格“高烧不退”，犹如一道“魔咒”，难以承受铁矿石成本之重的中国钢铁业能否以及如何获得转机？

　　中国需求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里，铁矿石的价格基本维持在20多美元/吨的水平，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因素，铁矿石实际是贬值的。

　　但2000年以来，中国需求逐渐增加。200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7000万吨，2010年超过6亿吨，10年间出现8.6倍的增长。

　　新华社首席经济分析师陆晓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分析指出，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旺盛，铁矿石增产速度低于需求增长速度，供不应求成为一个大趋势。等到矿商看清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后，就纷纷开始逐步扩产，同时铁矿石的价格也逐渐走高，陆晓明形容矿商是“30年媳妇熬成婆”。

　　2003年之前，中国进口铁矿石均价基本维持在30美元/吨左右。此后，随着需求的快速增长，价格也急速上升，中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至少上涨了5倍。中国需求成了中国钢铁企业的“软肋”。

　　铁矿石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铁矿石出口海运量的大幅增长，从而带动海运费持续攀升。陆晓明指出，近几年海运费上涨和波动也很大，增加了变数。

　　2002年至今，全球铁矿石增量部分几乎100%来自中国，中国以外的铁矿石需求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涨价因素主要来自中国的需求。今后，国际铁矿石供求局面能否发生改变，使得铁矿石价格走势能够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逆转？

　　来自三大矿商和一些行业分析机构的预测认为，未来几年中国需求仍会保持强劲。他们指出，诸如上海、天津和北京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城市，钢材使用量已达到韩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位水平，不过内陆省份的用钢量才刚刚开始攀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将需要大量的钢材，并令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保持在高位。

　　但国内有专家指出，全球铁矿石供不应求的格局已逐步进入尾声，中国铁矿石进口在未来5～10年中可能会出现拐点，因为其一，中国钢铁业超常规增长的时代将会结束；其二，随着废钢利用等技术的发展，中国对铁矿石的依赖将有所缓解；其三，未来大量资金进入铁矿石开采领域，供应会有所增加。

　　陆晓明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中国企业乐见的结果，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还不能那么乐观。首先，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需求难以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仍很突出；其二，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废钢是炼钢的主要原料，电弧炉产钢量占总产钢量的比例可达60%。而中国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且炼钢设备以高炉为主，电弧炉产钢量占总产钢量的比例不足15%，中国的废钢积蓄量也少，所以铁矿石还是中国钢铁企业最主要的炼钢原料；其三，中国进入海外铁矿石开采领域的企业，目前仍未有一家真正投产；此外，随着印度本国需求的上涨，印度矿对我国的供应和补缺能力也在削弱。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焦玉书也曾指出，对于中国钢铁业而言，海外的权益矿应达到3亿吨，使得国内矿和权益矿总量占消费的70%才能拥有话语权，但中国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海外权益矿仅约1.9亿吨产能，要达到上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定价机制

　　2010年，铁矿石定价机制出现重大变局，三大矿商开始采用挂钩现货市场的短期价格合约，取代沿用了40年的年度基准定价体系。虽然中国方面一直都没有公开正式表态接受这一机制，但事实上中国主要钢铁企业自去年中期起就陆续与三大矿商签署了短期供货协议。

　　陆晓明评论指出，定价机制问题是最值得探讨的。他说，新定价机制有几大变化，一是周期上的改变，目前主要以季度定价，也有按月定价或者更短周期的；二是过去价格是谈判谈出来的，现在不用谈，按市场和指数走，“这一定价模式是大势所趋”。

　　国际通行的铁矿石指数分别是环球钢讯的TSI指数、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其中普氏对应的矿石报价在三种指数中最高，原因在于普氏的结算公式中，给予矿山的报价份额最高。因此，目前淡水河谷和力拓采用基于普氏矿石指数的季度定价，必和必拓则是在普氏指数基础上采取更灵活的定价。

　　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定价，基本都经历了长期协议价—现货定价—期货定价的过程，期货成为主要定价方式后，商品定价也完成了金融化的过程。受访专家指出，在铁矿石新定价机制已成既成事实后，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不可避免。

　　在这一大势下，国内钢铁行业能否积极适应、参与并有所作为，以避免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在采访中，陆晓明对本刊记者强调指出，应该认识到，矿产不仅具有资源属性，还有资本和资产属性，而且资本属性越来越强，保障资源不能单纯从量上追求，还应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运作。

　　他认为，在铁矿石问题上，不能单从政治角度和民族情绪上看问题，还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适应市场。

　　业内专家也指出，中国钢铁行业在铁矿石定价金融化上需积极适应，并有所作为，其中有三条可行的路径：一是积极推动在国内开展铁矿石期货交易。中国是全世界铁矿石最大的买家，如果铁矿石期货市场发展得好，可以影响到铁矿石的国际价格。今年1月，世界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国印度推出了全球首个铁矿石期货品种，意味着铁矿石进一步金融化和定价短期化的势头难以阻挡，铁矿石期货甚至期权将会是钢铁企业或者国内矿石贸易商不得不操作的一环，中国钢铁企业也必须积极适应这一趋势。

　　二是尽快促成铁矿石以国内钢材期货为定价标准。中国铜精矿的对外依存度与铁矿石相当，却并没有出现定价权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主要原因就在于铜精矿的定价受到铜期货价格的直接影响。铁矿石的定价完全可以参照这种模式进行定价。

　　三是鼓励国内专业钢铁资讯机构发展，协助他们编制更能反映中国铁矿石供需状况且为各方所接受的的铁矿石价格指数，进一步获取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话语权。　合力转型

　　在采访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问题专家魏亮说，作为最主要的需求方，应该是对定价有发言权和“议价优势”的，但是中国没有用好话语权。

　　失利的症结主要在于，一是中国铁矿石的进口结构和定价谈判策略不统一；二是国际市场上供应方的强势垄断地位；三是国内钢企因各自的利益而不能形成合力。

　　法国锡瑞镨大宗商品研究所所长菲利普-查尔曼在今年2月的首套中文版《锡瑞镨大宗商品市场年鉴》发布会上也指出，中国的钢铁企业需求很大，占到全球铁矿石需求的60%多，但这些企业大都单兵作战，无法形成合力对抗三大铁矿石生产商，所以定价权全掌握在矿商手中。

　　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中国需求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魏亮认为，中国钢铁业要在高昂成本的重负下获得转机，根本还有赖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

　　陆晓明指出，如果中国转型较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对铁矿石的需求真的下降了，有可能出现供应平衡，甚至供略过于求，届时价格才可能调头向下。

　　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也成为钢铁行业的共识。工信部2月公布的“2010钢铁行业运行情况及2011年展望”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钢铁工业高速发展阶段已近尾声，转方式、调结构是钢铁工业下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钢协也指出，“十二五”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将由规模扩张为主向品种、质量、效益为主转变，全行业的运行态势将由外延扩张向提高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工作的中心应转移到全行业结构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上来。

　　中钢协认为，实现转型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和不断增强上下游产业链的建设。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钢铁大国，却一直不是一个钢铁强国。魏亮对本刊指出，日本大地震后，需要大量钢铁产品，但中国生产的钢材质量和品质无法补充日本市场，因为中国钢企主要还在“粗加工”阶段，多炼粗钢，无法补充国际市场的高端需求。同时，中国不得不高价进口铁矿石，进行简单加工后再以不高的价格卖出，这自然导致低利润率。

　　他认为，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然要求“深加工”，中国钢企必须以质取胜来代替以量取胜，由量变质，需要提升技术含量，掌握和运用更多高精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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