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观察家们为“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是否会经历自我怀疑而困惑，弗里德曼却把这一世纪看作美国的时代

　　沈联涛/文

　　当我2010年末在土耳其度假时，只带了一本书去看——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未来100年大预言》。弗里德曼是美国政治学家，私营情报公司斯特拉福(Stratfor)创始人。他对政治事件的分析独特、透彻且大胆。他对下世纪的世界进行极为大胆的预测，而这些罕有人敢预言。

　　弗里德曼声明他并没有水晶球，但他对历史的大秩序，地理、人口和文化规则的把握，都使他能为我们编织出一个思考未来的框架。21世纪，世界观察家们为“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是否会经历自我怀疑而困惑，弗里德曼却把这一世纪看作美国的时代。

　　在他看来，美国是中心，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平洋和大西洋为天然防护，土地肥沃，人口少，有最为发达的科技和最为开放和先进的文化。在军事和经济上，美国称霸了20世纪后半叶，并仍将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

　　弗里德曼是马基雅维利地缘政治学的追随者。对他来说，地缘政治与事物的对与错，与政治家的道德情操，与外交政策争论都没有关系。地缘政治关心约束国家与人类并使其按某种方式行动的非人为驱动力。

　　他最为大胆的预测是，欧洲时代已经终结，土耳其将成为主导的穆斯林力量，中国是个纸老虎，在21世纪中期将会发生世界大战。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超出生命周期去想象未来。但我们应该感谢弗里德曼，因为他建立了预测未来的思考框架。他最新的一本书《未来10年：谁将实现雄霸梦》与中国的关系更近些，不过仍然以美国为中心。

　　他认为美国应该解决其没有预料到的霸主地位问题，正如历史上罗马和英国不得不解决他们的霸主地位问题。这一看法相当正确。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说过，大英帝国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由海盗们建立的。

　　弗里德曼富有洞察力的马基雅维利式分析法表明：“正义来自权力，而权力必须无情，其无情的程度是大部分人所无法容忍的。”在这一点上，他列举了三位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罗斯福和里根，他们都明白权力是定义在美好意愿的有限性和权力的必要性之间的。为行使权力以保障道德，不仅需要高尚的动机，而且需要非道德的手段。

　　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应回到罗马和英国不靠军事强权或道德高地，而是靠分而治之进行统治的方法——一个为了更大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而清除其对抗力量的微妙的战略利益平衡。

　　弗里德曼提醒我们，美国总统看起来似乎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实际上他在国内权力有限，且只能通过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领导世界。开国元勋们设计了宪法，使各州的权力、民间团体、宗教、媒体、文化和艺术成为总统的国内制衡。在这种意义上，总统的工作就是防止美国过于关注国家内部，而应对全球贸易开放，从中美国不仅作为一个消费大国，而且通过其思想领导者的地位得到真正的经济权力。但贸易来自于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美国必须是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力量。

　　因此，弗里德曼建议采取三个权力制衡。第一是支持伊朗，以达到中东地区新的平衡，保持石油交易，消解恐怖主义。第二是在处理欧洲事务时，防止德国与俄罗斯联盟。当前欧洲金融危机下，德国与俄罗斯有东山再起之势。第三，运用中国、印度、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间的竞争，确保亚洲不会对美国和全球利益造成威胁。

　　弗里德曼的主要见解是，当前危机是由美国权力的失衡引起的，可以得到纠正，如通过投机和金融操纵。然而，决定未来几年全球态势的，是人口的力量和技术的创新。美国在开放移民和低人口耕地比上，比欧洲和亚洲更具优势。这意味着美国仍然享受着人口红利。

　　弗里德曼对技术会滞后于人类需要的担忧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仍然依靠化石燃料，也没能解决气候变暖和人口需求的新技术。例如亚洲，他警告说，市场力量并不足够，国家必须起引导作用。

　　总而言之，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必须应对伊斯兰世界的混乱，复苏的俄国，苦闷和分化的欧洲，还有一个庞大且深受困扰的中国”。

　　没有哪一个作家有如此的洞察力，且对世界抱有如此残酷的现实态度。如果他是对的，我们应该摆脱美国近期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劝说和拉拢，回到“既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思想上来。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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