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环境应帮助实现一个适应结构调整的稳定的通胀率，而不必然是一个绝对低的通胀率

　　王庆/文

　　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2011年将很可能被证明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元年。同时，伴随着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从此将经历相对过去明显高企的通胀率。

　　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在政策层面被提出。然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善。但是，笔者判断，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在政策层面，“调结构”的内容已经逐渐从零散到系统，从概念到具体，进而有了量化的指标。其次，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拐点。

　　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与日本40年前和韩国20年前大体相当的水平。在达到这一发展水平后，无论日本还是韩国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生产结构上，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开始快速上升；在支出结构上，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消费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在收入结构上，企业利润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在快速上升。

　　另外一个重要规律性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这些深刻的经济结构变化则表现为，相对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相对较高的通胀率。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转移，进而导致经济整体的平均生产效率增长减缓，引发较高并可持续的通胀。因为，不可贸易行业(比如餐饮、运输)的生产效率增长通常会比可贸易行业(比如家电制造、电子信息)的生产效率增长更缓慢。

　　要让已经适应了可贸易行业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现有基础设施)去适应不可贸易行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付出巨大努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整体的生产效率增长会倾向于减速，从而，若要实现与较前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的通胀压力就会上行。

　　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这轮通胀，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的涨幅只有区区的1.9%；在未来的十年里，该价格指数平均涨幅肯定会更高，落到3%－5%的区间当属大概率事件。

　　货币应该是造成中国本轮通胀最直接因素。在2011年，我们 “迎通胀”的一个含义是，鉴于应对危机过程中超发的货币，通胀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判断2011年应“迎通胀”，它的另一个含义是——即使本轮通胀由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告一段落，未来的通胀也很难回归到危机前的低水平。

　　诚然，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然而，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对货币增长速度预测而作出的。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所发生的深刻结构演变，在价格层面则表现为，不同行业和部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其相对价格体系也将发生同等深刻的变化。

　　在理论上，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如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如家电、服装)的价格下跌来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客观存在的名义价格的向下刚性(亦称黏性)，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则通常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快，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较慢来实现。

　　在结构转型中，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更多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工业制造业。同时，相对价格调整意味着，有价格上涨压力的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相对更多，从而对整体的价格水平(即通胀)形成上行压力。这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来自经济调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当然，价格总水平上涨能否实现，取决于与其相适应的货币环境。过紧的货币政策，固然会把通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它同时也会阻滞新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形成和调整，从而不利于加速“调结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中内在的价格上涨压力较大，过松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导致全面的通胀。

　　鉴于此，“调结构”和“迎通胀”要求，货币政策环境应帮助实现一个适应结构调整的稳定的通胀率(如3%－5%)，而不必然是一个绝对低的通胀率(如1%－3%)。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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