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于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兼主席、印度政府前秘书长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在论坛上表示，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说丧失你的独立性。

　　他同时补充到，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对于一些现成的模式低头和屈服。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朋友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在上一单元赵部长说了政府的官员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智库，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加入了智库的工作，所以这种过“旋转门”的方式，我是前政府官员，现在是智库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只有在离开政府部门，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智库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独立，我们就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国家的经费，根据项目来获得经费，我们人员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研究的面非常广，我是我们机构年纪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轻，在我们机构中也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研究人员。印度的智库作用跟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研究治理、政策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我们看到智库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像中国，还有印度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更加紧迫。

　　薛澜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我们有200多个智库，我们的机构也是尽量的来使得智库具有独立性，我们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流动的状态，我们不知道以后是谁上台执政，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只关注几个人的观点，我们是关注公众。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同时还研究司法机构面临的问题以及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环境领域以及安全社会运动方面的话都进行研究。在经济型的智库对于政府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影响要小一些。环境方面的智库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智库，它在政府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研究社会运动的这种智库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应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行政部门跟政府部门，我们跟他们讨论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们不太愿意承认有这种改变的必要，每次我们要往前迈一步都会有体制上的一种抵制，这是从政府思维上来说，政府可能会觉得不必要或者不鼓励。因为他们只关注现在。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抗辩制而不是合议制，而立法跟政治方面的空间则是由政治的立场、政党的立场，因此我们看到智库能够提供一种比较中性的谈论空间，而且能够允许更广泛的参与。我们在公共政策方面，智库应该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智库它不是通过一些社会的运动，不是靠一些抗议的行动，我们当然有我们的局限，我们只关注国内的事务，跟国外的接触和交流比较有限，对其他国家问题的了解都是不足的。这样的话，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智库之间分享知识的重要性。这也要求我们要对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维进行一些更换，才能够应对新的时代，提供更加符合全球化的政策方面的建议。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把学术界跟政策制定者做更好的连接。

　　怎么样彼此相互理解呢？首先我要强调，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共同性，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之间就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印度并不掌握所有的答案，中国也不掌握所有的答案。这是一种大的新的变化，怎么样处理。我们如何处理人口的移动，如何去处理微观经济以及多样化、食品安全性跟就业，我们需要大量不同国家发生新的情景，在印度有几个项目，就像在中国有几个项目一样，我们还有教育网络，我们还有信息潜力方面的组织，因此，我们需要一种长期的交流，首先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我非常感谢中国组织全球智库峰会，使得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智库非常的重要，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说丧失你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对于一些现成的模式低头和屈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