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宏观经济历经8次猪价波动，其中4次50%以上的大涨价。12.3亿多消费人口、5000多万吨年消费量的大市场，为什么培育不出一个稳定健康的生猪产业

　　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统计数据显示，6月我国CPI同比涨6.4%，创36个月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7.1%，对CPI涨幅贡献21.4%。三天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减缓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防止大起大落。

　　这是两周以来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过问猪肉价格问题。“猪周期”牵动中南海，“一头猪”拱伤了宏观经济。此前7月3日和9日温总理还先后赴辽宁和陕西密集调研。去年肉价暴跌人们还记忆犹新，时隔一年猪价却已创历史新高。肉价缘何大起大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遭遇猪搅局？为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深入调查。

　　生产、消费皆“受伤”

　　“太不可思议，就连五花肉也涨到14块一斤，去年才7块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个体户龚师傅说，“20年来从没这么贵过，猪肉价格就像过山车一样。”猪肉价格“过山车”，这在学术领域里被称作“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简称“猪周期”。即业内普遍认为的猪肉产业发展规律：猪肉价格大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量剧增——肉价下跌——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量减少——肉价再次上涨……

　　农业部生猪波动规律性研究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显示，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我国生猪生产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先后在1985年、1988年、1994年、1997年、2004年、2007年经历了6次明显的价格波动，主要标志是年环比增长超过10%。其中，1988年、1994年和2007年为3次大波动，价格的年环比增长超过50%。

　　研究还显示，从生产和价格波动的历史情况看，二者波动的平均周期为6年左右，上升期和下降期平均分别为3.5年和2.5年左右。由于当时劳动力过剩，规模化程度加深，猪周期一度呈振幅减小的趋势。

　　然而2007年后，猪肉价格又先后经历了2次波动，猪周期表现为时间明显缩短，约3年一个周期，而且振幅加剧。尤其是2011年春节后这次，猪肉价格持续上扬，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第4次大波动。加之去年同期由于价格处于低谷以及受疫情影响，使得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更是达到70%。

　　“猪贵伤民，猪贱伤农。”家住南昌市青山湖区上海路住宅北社区的低保户邹常义是一名下岗工人，明显感受到压力，“为了让正在上学的两个侄子、侄女能跟上营养，一个星期买一次肉，即使买肉也不敢买精肉和排骨，只敢买五花肉或者剁刀肉。”

　　与此同时，相距10公里的江西省新建县鸡公山养殖小区养殖户邹兴洪则告诉本刊记者，“别看现在价高，就以为我们赚了很多，充其量是和去年的亏损中和了。”他说，去年9月份，他的养猪厂受疫情影响，母猪损失超过30%，30～60斤的猪仔也有将近50%死亡率。

　　一般来说，养猪产业链由多个环节组成，包括种猪养殖、生猪屠宰、猪肉深加工、饲料加工、养猪科研以及猪肉销售。对于小规模养殖户来说，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风险承受能力弱，“猪周期”对他们伤害最大。“这么多年他们亏多赚少，今年价涨实际上是在弥补前几年的亏损。”新建县农业局委员徐樟海向本刊记者解释。

　　“猪周期”缘何难避

　　生猪生长周期客观上促成了“猪周期”的形成。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铁雄对本刊记者说：“由于猪肉这种农产品同其他农产品一样，具有生长周期较长、途中很难改变的特性，而农户总是以现有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去预期未来的收益，这样往往陷入‘蛛网困境’，赶不上市场变动的节奏。”

　　事实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震荡也非中国独有。江西省畜牧局信息中心主任钟新福向本刊记者介绍，2010年他去德国考察时，一位德国生猪养殖户告诉他，利润多的时候一头猪能赚40欧元，亏的时候也要亏20欧元，“事实上他们的波动也挺大，所以价格波动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只是中国猪肉波动的幅度太大。”

　　今年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疫情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散养户退出，饲料成本上升10%，人工成本上升25%，仔猪成本翻倍，以及近年来的货币超发的副作用影响等，都促成了本次猪肉价格的上涨。这也是历次“猪周期”共同的形成因素。但从产业本身而言，受访专家认为，肉价大幅波动则暴露了我国生猪产业的三大“软肋”。

　　首先，疫病加剧，助推价格波动。近些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和口蹄疫、流行性腹泻等疾病相继出现。疫病除了导致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的流产或死胎，育肥猪生产性能严重下降，最大的问题是造成养猪户的心理恐慌，以致规模户出栏不补栏，散户则干脆退出。

　　最近，蓝耳病尚未平息，受访专家开始为新的疫病担忧：今年的猪流行性腹泻开始影响广东、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该疫病直接导致母猪产崽为仅产单崽或者双崽，并且小猪成活率极低，不少养殖场小猪死亡率甚至高达30%。

　　其次，规模化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生猪养殖的生产单位非常多，而且结构复杂。以生猪生产大省江西为例，钟新福介绍，如果将一年出栏500头以上算作规模化经营的话，江西的规模化水平只在60%左右，而且最近每年都是以超过10%的规模化速度增长起来的。业界认为，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才会趋于稳定，“猪周期”振幅趋于平稳。

　　每逢周期性价格震荡，都会出现“散养户跑得快，规模户跟不上”的现象。农业部曾对全国20个生猪主产省调研，2007年7月散养农户生猪存栏量同比减少20.5%，规模场生猪存栏同比增加7.3%，散养户在本次波动中快速退出成为一个主要特征。“散户心态”加剧供求变化。

　　此外，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虽然有很多生产合作社，但是规模往往都很小，运作也不规范，往往只具有开培训班等单一功能。相比较而言，西方有很好的生产合作组织。比如，丹麦养猪合作社提供80%的市场供给。他们通过合作社，种猪统一培育、饲料统一生产、药品统一调配、联合办屠宰厂甚至银行等方式，组织“计划生产”，以降低风险。

　　其三，市场信息不对称，没有相应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虽然政府这几年也在加强信息预警监测的工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钟新福坦言，由于生产单位多，难以普查，而抽测又存在误差等，使得收集基础数据困难。

　　而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疫病信息、政策红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很难保证提供数据的真实有效；实施具体操作的政府部门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生猪的生长周期长，需要至少提前3个月预警，与工业信息预警相比难度更大。

　　防止过度干预刺激“猪周期”

　　业内普遍认为，近年来我国“猪周期”时间缩短、幅度加大一个原因，是政府在价高时干预过度，价格低时扶持不力，导致“越调越乱”。近几年，政府调控越来越审慎。此前的6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虽然近期猪肉价格相对于去年同期有所上扬，但商务部不会出台政策控制猪肉价格。这表明政府更多地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本身去发挥调节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大起和大落往往互为因果，大起不好，大落也不好。短期内猪肉价格攀高已经给养猪户发出了收益趋增的信号，此时相关部门出台各项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给予补贴，只会使扩大生产的信号更强，为下一轮生产过剩埋下伏笔。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砚文建议，“政府出台扶持政策要提防生产过度扩张，避免造成新一轮过剩。”

　　“让市场回归市场，政府管政府该管的事。”江西省上高县养殖户黎景阳以自己的养殖经历向本刊记者建议，从根本上缓解“猪周期”，需要加大科研投入疫病防控，培育和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完整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

　　本刊记者走访养殖户发现，在他们看来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尚可承受，而疫病风险则是最为无奈和忧心的。一些养殖户反映，由于一些乡镇没有足够资金建设冷藏设施来储存疫苗，使得免费疫苗向农户发放过程中失效。

　　受访专家建议，政府应加大疫病防控和科研的资金投入，提高疫苗免疫覆盖率；通过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疫情监测、疫情报告和疫情处置体系，“有可能的话，政府应支持养猪企业进行科学试验和研究，并对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疫病控制增加投资。”

　　吴铁雄认为，欧美稳定农产品生产的方法是采取国家补贴：比如欧盟每公顷农地补贴是300～350美元，美国是100～150美元。要尽快对生猪业全面实行政策性保险制度，对养猪业，特别是规模化养殖场提供贴息贷款。

　　“既不能扶大，也不能扶小，更不能撒胡椒面。”在黎景阳看来，政策应向适度规模农户倾斜，以奖代补，尤其是支持500头左右出栏量的小规模养殖户，向1000～3000头适度规模户发展。同时还应注重质量，比如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散养户饲养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发展饲养小区，提高规模化饲养水平。

　　要完善生猪监测预警体系，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确保信息收集的有效性。王济民说，“目前，农业部对全国200个县(其中主产县100、非主产县100)，2000个乡，6000户进行监测，但是误差还是比较大。其中主产县数据还比较准确，但是非主产县样本量较小，至少应该达到500个县的规模，将误差控制在5%以内比较合适。”

　　7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提出，要减缓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有关专家表示，“这些措施是否对症下药，能否起到实效，能不能既解决当前的价格过高问题，又防止未来的价格大跌，尚需时间考验，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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