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持续升级。

　　7月19日，默多克出席议会听证，就窃听和腐败接受质询。前一天，窃听丑闻的揭发者——记者肖恩·霍尔的尸体在家中被发现。此前，《世界新闻报》已被停刊，新闻集团市值蒸发逾140亿美元。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情节发展变化，如同一部悬疑小说，出乎人们意料，扣人心弦。究竟是谁在演这出“好戏”呢？谁还会在这出“戏”里出现？

　　“羞愧但不负责任”的默多克

　　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及其儿子詹姆斯·默多克19日出席英国议会听证会，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接受议员质询。

　　老默多克在开场陈述中说：“这是我人生中最谦卑的一天。”

　　他说，尽管“不是借口”，但他掌管拥有5.3万员工的新闻集团，不应为没有发现这一丑闻负全责。

　　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先前曝出非法窃听一名失踪女孩语音信箱的丑闻，触发众怒。这名女孩名为米莉·道勒，2002年遭绑架，时年8岁，失踪半年后确认遇害。新闻集团被控指使雇员侵入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并删除部分信息，使道勒一家误以为女儿还活着。

　　老默多克在听证会上说：“当我两周前听到与米莉·道勒相关的事情，我感到震惊和羞愧。”他说，正是出于羞愧，他关闭了《世界新闻报》。议员问及报纸关张是否涉及财务因素，老默多克回答：“远非如此。”

　　老默多克说，“我所信任的人或者他们信任的人”应该为窃听事件承担责任。不过他说，自己并不相信两名得力干将丽贝卡·布鲁克斯和莱斯·欣顿知晓窃听事件。

　　布鲁克斯先前任新闻集团下属新闻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而欣顿则担任集团下属道-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两人都在窃听丑闻曝光后辞去职务。

　　在听证会的现场，还出现了年已八旬的老默多克遭遇喜剧演员琼尼·马布尔斯扔盘子袭击的戏剧性一幕。

　　揭发窃听丑闻者死于家中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曾经指称《世界新闻报》窃听的前该报记者肖恩·霍尔被发现死于家中。

　　霍尔曾经向美国《纽约时报》表示，窃听行为比《世界新闻报》在警察初步调查时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

　　警方表示，周一(7月18日)上午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寓所内发现了他的尸体。警方发言人说，目前将死亡原因按无法解释处理，警方正在就死因进行调查。

　　霍尔还曾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窃听行为在《世界新闻报》“泛滥”。

　　他还指称，该报当时的总编安迪·库尔森曾经要他窃听电话，但库尔森对此加以否认。

　　小报窃听丑闻升至政治风暴

　　受“窃听门”影响的人群仍在不断辐射，伦敦警界又一名高官辞职。

　　伦敦警察局负责反恐行动的助理局长耶茨7月18日宣布辞职，成为《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曝光以来辞职的第二位警方高级官员。

　　耶茨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现在有许多关于他个人的不准确、有时明显带有恶意的闲话，这可能严重影响他领导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反恐工作。

　　7月17日辞职的伦敦警察局局长斯蒂芬森透露说，由于顾忌卡梅伦与原《世界新闻报》主编、首相府新闻主管库尔森之间的关系，他未能与卡梅伦就聘请沃利斯担任伦敦警察局公关顾问等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英国小报窃听丑闻演变成政治风暴，更蔓延至唐宁街10号。

　　由于媒体大亨默多克旗下的报纸窃听丑闻继续发酵，英国首相卡梅伦将会缩短在南非的访问。

　　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谴责说，卡梅伦当初聘用了前《世界新闻报》总编库尔森做媒体发言人是犯下了严重错误。

　　库尔森上周被调查窃听丑闻的警察逮捕。

　　卡梅伦20日出席议会紧急会议，表示将扩大对窃听丑闻的调查，进一步审查警方、媒体以及政客的行为。

　　卡梅伦在议会演讲时表示，他已经同意对调查范围作修改。除报纸以外，调查对象还将包括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社交媒体，并将加大调查力度以杜绝媒体和警方再次出现行贿受贿的问题。

　　卡梅伦说，由法官领导的调查小组将立即开始他们的工作，并将在12个月内公布调查报告。

　　英国媒体道德底线被考问

　　《世界新闻报》所属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在此次“窃听门”事件中首当其冲，难辞其咎。但英国新闻界素来竞争激烈，人才自由流动，人们也很难相信如此窃听活动只限于一家媒体。事实上，随着前首相布朗被窃听事件的曝光，更多媒体已被牵扯进来。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国际新闻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更是坚称雇私家侦探挖掘新闻线索是“英国媒体的惯常做法”，但她只字不提这种做法已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攸关人命之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世界新闻报》前员工也披露，报社的文化是“别被逮住”，“如果有人说这不符合职业道德，会成为笑料”。

　　被窃听者，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遭窃听，可以说已经成为弱者。而为了自身利益肆无忌惮地窃听这些“弱者”，媒体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

　　反思窃听丑闻，不可归咎于新技术，而应探究社会深层原因。英国新闻界、政府部门、司法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需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首先，是大众传媒运行机制。当今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手握新闻自由的利器，肩负守望社会的职责。但是，利润驱动的商业媒体，尤其是大众化小型报(小报)，追求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

　　其次，社会的兴趣是小报丑闻泛滥的天然温床。英国民众对小报钟爱有加，对“消费”名人隐私津津乐道。极力挖掘社会丑闻和名人动向，成了新闻商业竞争的必然逻辑。媒体伤及权贵时，往往会受到公众的宽容，但这次窃听事件伤害的首先是一名无辜的谋杀案受害者及其家庭，公众的道德义愤就难以按捺了。民意是多元的。有消费名人隐私的取向，也会有保护名人隐私的取向。道德也是有底线的。津津乐道于戴安娜风流韵事、王室内讧的大众民意，转眼便一边倒地痛斥“帕帕拉兹”(娱记)们害死了“人民的王妃”。

　　另外，英国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目前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公众的知情权与新闻人物的隐私权始终是一对矛盾。对大众传媒，名人既有借机炒作追名逐利的动机，又有将恶迹与尴尬妥善封藏的需要。法律、道德与伦理的抉择，就在这些敏感区域间游走。但英国相关制度对侵犯隐私的行为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新技术的“另一刃”更是应对乏策。此次窃听诉讼事件，在实行判例法的英国也许会成为一个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技术环境下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设定较为清晰的法律和道德界限。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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