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上，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批评了少数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他表示将坚决取消“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特别是在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上，要始终把质量、效益、安全放在第一位”。

　　张云川的此番言论并非空穴来风。

　　重点工程频曝质量问题

　　在近期被曝出存在安全问题的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多顶着各式各样的光环，或有“世界之最”之称，或在“亚洲最大”之列，级别稍低的也是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工程。

　　6月30日，被称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青岛胶州湾大桥举行通车仪式。通车5天后，这座有着“世界之最”名头的大桥就被曝出存在质量问题：很多隔离护栏的螺栓没有拧紧，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安装隔离护栏。

　　据了解，青岛胶州湾大桥总投资147.92亿元，大桥护栏号称能抵御载重50吨的车辆的撞击，抵御13级飓风和7级地震。但是，尚未安装隔离护栏和护栏螺丝未被拧紧的部位一旦遭遇撞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在胶州湾大桥正式通车3天前，由山东省交通厅、山东海事局、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路局、山东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山东高速胶州湾大桥工程指挥部等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组，对胶州湾大桥进行了交工验收。山东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曾表示，估计胶州湾大桥因为时间紧张要赶着竣工，所以来不及把这些工作都做完。后续调整桥梁线性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一般在通车之前护栏要全部安装好，否则一旦出现安全事故，责任很难判定。

　　有“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10天，其北广场已有数千平方米的地砖需重铺。原因同样是赶工期。

　　更严重的事故发生在云南。“新三公路”试通车第二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两死两伤，被网民封为“史上最短命公路”。这条公路被曝出存在未批准先开工、完工未验收等问题。而该公路原本计划抓紧建成通车“献礼”，因而一再催逼工期。

　　重点工程“赶工期”原因何在

　　据了解，早在2009年，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七部委就针对重大工程的安全质量问题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重大工程安全质量保障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在重大工程领域，仍有一些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足、深度不够，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抢时间、赶进度，安全质量管理不严，责任制未真正落实，造成工程质量下降，安全隐患增加。要求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重大工程为何在层层监督下仍不顾质量抢时间、赶进度？

　　“应该说质量比工期更重要，质量应该重于一切。但是，一些工程建设单位往往打着某种旗号，认为只要赶工期就可以了，质量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当然，这也是和工程决策者有直接关系。赶工期、献礼，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资本。但这实际上直接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工期可以赶、可以献礼，但献的应当是质量过硬的产品。”

　　“这是一种典型的畸形政绩观的表现。”对于这种“赶工期”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在官场中，这种畸形政绩观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是形象工程，大搞大公园、大广场来体现自己的政绩；第二就是这种赶工期的献礼工程”。

　　“之所以出现这种畸形政绩观，实际上与目前实行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分不开。在一些评价体系中，虽然并没有把诸如献礼工程作为一个评价条件，但事实上在官场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王敬波说，献礼工程有时候甚至变成捞取政绩的一种资本。

　　“同时，这也体现出官员的一种政绩焦虑感，他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用最大成绩来表现自己，进而得到上级的重视，为升迁赢得筹码。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畸形政绩观的表现，完全不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不遵循客观事实，抢时间、抢资源、抢人力，最终是想抢个好彩头，抢着为自己升官。”王敬波说。

　　矫正政绩观需完善评价体系

　　查阅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关于扭转官员政绩观、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症结何在？

　　刘俊海认为，主要症结在于问责机制不健全，“出现这样的工程质量问题，往往只处分一些职位不重要的官员。也就是说，不看质量的赶工期如果没出问题，可以升官；如果出了问题，就由‘小鬼’顶着。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在乎质量问题？这是一个由于没有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责任而带来的问题”。

　　而王敬波则指出，症结主要出在行政决策上。

　　“建筑工程什么时候能够交工使用，是有工期限制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很多地方之所以赶工期，都是由领导拍脑袋决定的，是盲目决策。一味地追求政绩表现，但对质量却缺乏重视，不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在决策的过程当中，这实际上是缺乏民主决策机制的一个表现。”王敬波说，“其次是部门之间存在问题。质量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出有效监督工程质量的作用，更多的是以上级指令为决策依据。这就导致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后出现工程质量不过关的现象。质量监督部门对领导的决策听之任之，没有发挥出切实的作用。”

　　王敬波认为，现行的官员评价体系同样需要进行完善，以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状态。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工程建设的责任归属。对工程建设质量的责任追究要明确责任人，即使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退休了，如果工程出现了问题还是应该予以追究。”王敬波说。(记者赵丽 实习生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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