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通货膨胀、人民币国际化、热钱涌入……时下这些热点问题有何内在联系？中国何时从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制造业大国“转身”金融大国？日前，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孙立坚认为，制造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渴望做大金融业，中国要做金融大国不可操之过急，理顺国内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是第一步。同时，还必须妥善处理热钱涌入，产业空心化及通胀等棘手问题。

　　■ 深圳特区报记者 谭德波

　　做金融大国不可操之过急

　　深圳特区报：你经常提到一个观点——制造大国想做金融大国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是不是因为制造业大国有某些“内在缺陷”？

　　孙立坚：华尔街金融海啸让很多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他们开始懂得，对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不可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发展国内金融体系，把自己变成金融大国，绕过美国金融体系，直接管理自己的金融资产，这是制造业大国转型金融大国讨论兴起的背景。但实际上，金融大国和制造大国的“生态环境”有本质不同。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乃至中国的经验看，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是制造业茁壮成长的前提。对金融业来说，要素价格不波动，就不能形成各类金融风险，也没有了套利机会，最终也没有金融创新的动力。

　　说到底，金融赚的是市场“波动”的钱，而制造业赚的是“稳定”的钱。近年来，中国沿海的制造业企业苦于原料涨价就是例子。广场协议前的日本也想做金融大国，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由于制造业衰退，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好在当时日本制造业巨头的大量制造基地已离开本土，再加上已建立起来的品牌，才使得日本制造业并未彻底衰落。之后，日本便放弃了想靠日元升值来建立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开始进一步深耕海外零售市场，从而再次回归制造业。

　　深圳特区报：中国应甘于做制造业，不把做金融大国作为目标吗？

　　孙立坚：做金融大国，中国至少不能操之过急。制造业大国最终面临劳动力上涨、原料上涨、贸易保护的问题。尤其在金融海啸后，很多制造业国家都意识到，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后盾，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无异于空中楼阁。同时，金融强国因其金融体系对资源的调配效率更高，危机后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更强。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做大和做强自己的金融业。目前，尽管我们金融业的规模已处在世界前列，但并未改变“金融弱国”的身份。

　　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深圳特区报：做金融大国需要夯实哪些硬件？

　　孙立坚：做金融大国之前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首先要理顺国内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目前，不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我们都还不能说可以对金融资源已实现有效配置。

　　怎么才能让创业板不成为圈钱工具，才能让投资机构明白“价值投资”，而不是和散户一样“追涨杀跌”？市场买方和卖方很多都不够专业和规范，投机很多，投资很少。理顺价格机制，金融资产定价合理，让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有良性互动，打下这些基础之后，才有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本币国际化的条件。基础没打好，其他都是空谈。

　　深圳特区报：人民币国际化是近期的热门话题，成功实现的路径是什么？

　　孙立坚：国际化往往伴随本币升值，此时大家都愿意持有人民币。最近，深圳、江浙一带的外贸企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凡是从国外购买商品，别人都很愿意接受人民币；如果是我们的企业出口，希望别人拿人民币结算时，肯定会被拒绝。因为外国人都希望拿美元结算。

　　简单来说，真正的货币国际化，应是进出“双向”国际化。现状是人民币只能“单向”国际化，很多人不是想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而是仅仅希望用人民币投机和套利，最后进入中国楼市和股市大捞一笔。由于我们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国外机构拿不到人民币，只能采取以上的方式从贸易领域拿。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危险的，有点不合时宜。

　　对人民币国际化，我本人非常保守，至少目前不是合适时机。当下，世界经济环境复杂，急于把人民币国际化，说得难听点，无异于给美国人擦屁股，会带来很多后遗症。就像我前面讲的，做好打基础的第一步，才能做第二步。

　　货币配置不当会加剧通胀

　　深圳特区报：通胀是因为货币超发，还是外汇占款加剧了通胀，你怎么看？

　　孙立坚：货币超发是通胀的首要原因。同时，还有全球大宗商品涨价导致成本上升的原因。外汇占款对通胀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贸易、投资和地下热钱都会带来外汇占款。目前，热钱带来的外汇占款情况最突出。贸易在很多情况下也等于热钱，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为什么这样讲？举个例子，不少跨国公司进口品价格报得很高，因为可以拿这么多的美元去换成人民币，但真实价格如何，我们的管理部门根本搞不清楚。贸易双方可能是关联公司，价格是虚的，只为骗取换汇许可。实际上，买这个东西只要5万美元，但他却给你报价5000万美元。

　　这种情况根本管不了，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严格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没有热钱。”为什么有这个观点？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关着，投机性资金根本不让进。为什么一季度有1600亿美元“摸不清楚”的钱进来，因为很多都是在假装做贸易，实质是变相的热钱流入管道。如果去监管，成本太高，你设置过多的关卡，最终还会惹怒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有一个原因导致监管难，那就是国内也有批人在做热钱投机。

　　深圳特区报：除了货币供应量问题，你还多次提到货币配置存在问题，怎么讲？

　　孙立坚：对的，物价这么高，并不仅仅是票子太多。货币超发是原因，但配置出问题更能“火上浇油”。大家都把钱拿出来，不要“软财富”，要“硬财富”，楼市火爆，金银涨价，甚至字画、红酒、白酒都成为资金追捧对象。近期，江浙很多企业家都不愿继续做实业，想做股权投资，还有的做典当，做高利贷。一些“富二代”甚至都不想继承家族企业，做实业家，而是热衷做“金融家”。大量民间资本因此从实业流出，在造成产业空心化的同时，还抬高了物价。

　　深圳特区报：怎么解决货币配置问题？

　　孙立坚：办法只有一个，让资本重回实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除放开产业准入门槛，还要改革金融体系为民企提供金融支持。民企资金来源中，自筹和其他资金占了82%，国内贷款仅占13%，国企却能得到项目资金中约64%的银行贷款。民企抵押贷款能力低，对主要靠“吃存贷利息差”的银行来讲，贷款重点向民企倾斜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拓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的渠道。

　　此外，要给民企减税，他们的税负太重。国家还要用好战略储备的供应策略，帮助企业应对国际金融资本投机和政治波动带来的原料涨价。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靠成本上升可倒逼民企产业升级，这完全是说胡话。如果任由成本上升主导，我们看到的不是产业升级，而是民企倒闭和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嘉宾简介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客座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在编著金融学教科书之外，还著有《谁制造了房奴车奴卡奴》、《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等，让金融学更加接近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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